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实际上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重大理论进展上推进的。其中最明显的是: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认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确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相应的改革方向。确认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确认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补充等等。这些重大理论突破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这些得到确认的理论虽然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但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前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还在进行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还在路上。十八大以来，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深入不断提出新的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需要依据新情况新问题作出回答的，有些是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对已经熟知的理论进行重新认识。根据认识论，这些问题都不是孤立的，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还需要回答并处理好以下几个重大的经济关系。
一、公有制为主体和混合所有制的关系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已被确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所谓公有制为主体，不是指公有制企业为主体，而是指公有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的这一重大突破，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国有经济进行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起到了重要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私人资本相互融合所形成的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这个论断应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突破。过去人们会把基本经济制度解释为公有制企业与多种非公有制企业的外部并存。现在则是在同一个企业中公有资本同非公有资本的内部融合。在这种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进行改革，包括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而且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与此相应，基本经济制度中公有制为主体如何实现就面临着新课题。前一时期着力于研究公有制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框架内如何实现主体地位，现在则需要研究在混合所有制的框架内公有制为主体如何体现。
对公有制在混合所有制中的主体地位需要区分两个层面进行分析。现在对国有企业分为两类:一类是商业类，一类是公益类。不同类型的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有不同的要求。
商业类企业主要身处竞争性领域，同其他所有制性质的资本一样，在这里的公有资本追求价值增殖。这意味着进入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有资本并不追求在所在企业中控股，但要追求所在企业的增殖能力。这样，总体数量仍然较大的公有资本分布在增殖能力强的企业中，哪怕不控股，由于其增值和增殖能力强，总体上还是居主体地位。
公益类企业保证公共利益，一般都是公有制企业经营。但公有资本也不可能独霸天下。在混合所有制中，公益性企业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入股，公益性项目也要吸引非公有资本参与。公有制在这里的主体地位就表现在其在混合所有制中的控股地位。只要保持公有资本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控制力，实际上它所支配的资本就不只是自己的资本，还能支配参股和入股的非国有资本。其控制力和支配力不只在其控股地位，更重要的是以平等对待其他所有制经济并共享利益的吸引力，公有资本得到放大。在这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显然的。
二、强市场和强政府的协同关系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自由主义理论把政府和市场对立起来，以为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有政府作用，政府作用强大就不会有充分作用的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依据中国的实践创造了强市场和强政府协同作用的理论。
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确认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实际是回归到市场经济本义。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突出的是市场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不仅表现为市场自主决定资源配置方向，也表现为市场调节信号即市场价格也是自主地在市场上形成，不受政府的不当干预。
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场合所需要的政府作用，在不同的经济学家那里有不同的认识。①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市场失灵的领域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克服贫富两极分化，克服环境污染之类的外部性。制度经济学则指出，政府(国家)作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基石，其基本功能是保护有利于效率的产权结构。宏观经济学明确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基本上是解决微观经济效益，宏观经济的总量均衡，克服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之类宏观失控，则要靠政府的宏观调控。所有这些政府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都需要。
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明确了在资源配置领域市场作用的“强”，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但不能像新自由主义认为的那样不要政府作用，而且还要求更好发挥作用，其前提是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有明确的边界。凡是市场能做的，比政府做得更好的都交给市场。
所谓强政府作用是指在应该发挥政府作用的领域，政府作用必须“强”。首先，不能把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放大到决定公共资源的配置，公共资源的配置不能由市场决定，原因是公共资源配置是要满足公共需求，遵循公平原则，只能由政府决定。其次，针对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作用必须强。涉及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涉及环境保护的，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政府不只是进入，而且应该充分并且强有力地发挥作用。第三，对于我们这样的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仍然是硬道理。推动发展理应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例如: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城镇化，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经济结构调整，生态和环境建设，发展开放型经济等等。这些都需要政府对公共资源的配置来推动和实现。政府配置公共资源主要是政策路径，其中包括利用收入分配政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通过产业政策和负面清单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济运行以及提供法制化的经济环境。
明确了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范围后，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基本要求是政府行为本身也要遵守市场秩序。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基本路径是政府作用机制要同市场机制衔接，政府配置公共资源同市场配置市场资源应该结合进行。在初次分配领域更多的是市场按效率原则条件，而在再分配领域则是政府按公平原则条件。在这种协同中政府强不会限制市场的强。
三、按劳分配为主体和要素按贡献和供求参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以后，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也就得到了确认。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突破。
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是基于生产要素私人(或不同的所有者)所有的背景下提出的。目的是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就多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来说，改革是不断深入的。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报告和十八大报告都提出，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坚持上述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基础上又提出: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由各自的生产要素市场决定。这些提法表明，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不再完全按其投入分配，而是按各种要素的“贡献”，并且还要按各自要素市场的供求来决定。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按劳分配如何在这种收入分配体制中实现主体地位。
就要素市场供求对分配的影响来说，各个要素按贡献参与收入分配，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报酬分别在各自的生产要素市场上决定，各种要素的市场供求关系，客观地体现在要素价格比例上。其效果是最稀缺的要素得到最节约的使用并且能增加有效供给，最丰裕的要素得到最充分的使用。对于有效地配置和使用生产要素起的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显然，要素参与分配，从总体上说是符合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由于多种要素充分发挥作用而增加了社会财富，劳动者绝对收入也较前明显增加。这也是符合劳动者利益的。
再就不同要素的贡献来说，在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情况下，不同的人拥有的要素存在很大差别。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意味着储蓄能力强的、技术水平高的、经营能力强的，致富能力也强。再加上这些要素的叠加，非劳动要素收入和劳动报酬的差距明显扩大。因此提出的理论问题是，如何体现按劳分配为主体。先需要澄清，不是像有些学者认为的，在公有制企业中实行按劳分配，而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实行按非劳动要素投入分配。而是要明确，所谓按劳分配为主体指的是在可分配收入中劳动报酬在数量上为主体，还是在多种分配方式中收入的较大部分用于按劳分配。
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表现为消灭了对劳动者的剥削。在确定当前阶段按劳分配为主体时需要明确，正如生产资料所有制可能混合一样，生产要素也是混合的。就是说，劳动投入不仅涉及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的劳动，也包括不在生产现场但对生产起作用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劳动，其中也包括企业经营者从事的经营活动，即使是直接劳动者，也不完全只是简单的劳动力支出，也可能拥有技术等要素。通常讲的人力资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就是指的这种复杂劳动。基于这种考虑只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复杂劳动得到更高的报酬，以体现劳动贡献；二是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样就能在收入分配总量上体现按劳分配为主体。
实际上，现在讨论按劳分配为主体更多的是关注生产一线的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中所占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的问题。这涉及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缩小收入差距问题。在这方面需要明确的是，首先，在初次分配阶段就要根据社会主义要求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不能忽视劳动的复杂程度不高的劳动者在企业效率提高中的贡献。其次，根据马克思经济学原理，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实行按劳分配，原因是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②作为谋生手段，劳动报酬的增长不只是限于劳动者的劳动贡献，还应该包含体现谋生要求的内容。谋生的范围就是必要劳动的范围。必要劳动的范围有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劳动者的必要劳动范围也扩大，相应的劳动报酬也有增长的趋势。最后，从社会主义的公平观考虑，劳动收入的差距主要由各自拥有的包括技术等方面的要素差异所致。因此通过教育公平等途径缩小各个分配主体所拥有的要素差异，坚持机会的公平，分配结果的差距也可能缩小。③
四、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关系
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邓小平指出:一个是解放生产力，一个是发展生产力。需要把两个方面讲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需要把这两方面讲全，这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相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也只是放在联系的地位，即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这与其研究任务是解放生产力相关: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从而揭示其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必然性。现实中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最大的制约性是生产力落后，而不是生产关系的落后。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也要研究生产力。相应的不仅要研究解放生产力，还要研究发展生产力。在这一领域的一系列重大突破，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明确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进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经济落后的国家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生产力的相对落后，需要以发展生产力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把对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重要位置，以增进国民财富作为目标和归宿。如果政治经济学不研究生产力，也就放弃了自己对现实的经济建设的指导作用。
就解放生产力来说，涉及的是改革，涉及的是生产关系的调整。在这里，解放生产力的改革是动力，发展生产力是目的。就发展生产力来说，涉及的是经济发展。尽管改革解放了被束缚的生产力，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它不能代替对发展生产力从而经济发展的研究。原因是发展生产力有自身的规律，也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特征是既注重完善生产关系，又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
研究经济发展问题要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出发。可从两个方面去界定:一是生产关系的界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此出发在解放生产力方面取得一系列理论突破；二是经济发展阶段的界定，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低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而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这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已不是摆脱贫困问题，而是在实现全面小康基础上向现代化迈进的问题。
30多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其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理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理论等等。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新的重大理论贡献包括:经济新常态理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理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学说。
五、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关系
在经济学中供给和需求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两者不只是平衡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和机制，因此政治经济学对这两侧都需要分别进行研究。
在我国不同的发展阶段，改革的侧重点会有不同。30多年来，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侧重点在需求侧。其内容包括:强化市场竞争机制，突出市场需求导向，取消指令性计划等，并且在进入买方市场背景下宏观经济转向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三驾马车拉动增长，宏观调控也转向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总量需求调控。
实践证明，在发展中国家，即使转向市场经济，只是靠需求并不能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在多年的需求侧改革并取得明显成效基础上，要从规模速度型发展方式转向质量效率型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就需要在供给侧推动经济增长。突出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推动有效供给。结构性供给短缺是发展中国家的特征。产品的质量问题，技术档次问题，效率问题，服务问题，食品卫生问题，产品安全问题都反映这种结构性短缺。与此同时又存在无效的和低端的供给，如某些产品产能严重过剩。这些供给侧的问题需要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其次是供给侧提供增长的动力。不能以为转向市场经济后，相应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就由供给推动力转换为需求推动力，因而轻视供给侧的动力作用。增长的动力，不仅有需求侧要素，也有供给侧要素。在供给侧要素中，除了物质要素投入外，还有技术，结构，效率，制度等要素。在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方面的供给推动力消退时，不至于在供给侧就没有其他动力。创新驱动，结构调整，提高效率都可以成为新的供给推动力。尤其是在需求拉动没有充分的力量阻止经济下行的压力时，更要供给侧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调动各个方面积极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原则。按此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还在于发展，即增加有效供给，目标是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相应的供给侧改革主要涉及科技创新体制，精细化管理和激励性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建设。
强调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决不否认需求侧的作用。促进经济增长需要两侧共同发力。针对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需求侧靠的是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供给侧则采取化解和优化重组的方式。再如对速度下行压力，需求侧采取的是扩张性货币政策，供给侧则是采取给实体经济企业减税减负，调动积极性的办法。目的是释放企业活力。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研究，前者突出发展动力研究，后者突出发展压力研究；前者突出激励机制研究，后者突出选择机制研究。
基于以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进展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进行中，其理论也在发展中。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理论，新的理论说明新的实践。由此形成的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注释:
①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周立群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5页。
③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