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的速度较快，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能够转移出去的基本上是高素质劳动力，或者是农村中较为富裕的人口，而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和贫困人口仅仅成为一种体力资源留在农村和农业中，这就形成了农村劳动力数量丰富而人力资本缺乏的现象。由此产生的问题:一方面，丰富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并没有带来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原因在于缺乏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农民增收难，以收入水平计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在这种情况下，既要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又要研究人力资本对三农的反哺问题。
农村“贫困恶性循环”新解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是1953年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中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一国由于经济不发达，人均收入低，低收入意味着人们将要把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很少用于储蓄，从而导致较低的储蓄水平和储蓄能力，低储蓄能力会造成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又会导致生产规模难以扩大，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造成低产出，低产出又造成低收入，形成了一个“低收入—低资本形成—低收入”的恶性循环。
根据我们的观察，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确实存在“贫困恶性循环”问题。但造成这种恶性循环的原因有了变化。在纳克斯看来，造成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本性原因在于由人均收入低所造成的资本(物质资本)形成不足，而在现实的发展中，尽管物质资本不足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但根本原因在于由人均收入低所造成的人力资本严重缺乏。
纳克斯把造成落后国家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物质资本形成不足。这与当时发展经济学主流思想(即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的观点)相一致。以哈罗—多马模型为代表，明确认为资本积累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物质资本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普遍性瓶颈。
但在经济实践中，发展中国家大量增加物质投入(包括引进国外物质资本)并未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因此，人力资本引起了第二代发展经济学家的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教授最早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完整的资本概念除了包括物质资本外，还包括人力资本。先进的机器设备固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起了重大作用，但不可否认，单位劳动中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增大也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更何况再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也需要具备一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来掌握。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在发展中国家，不只缺物质资本，更缺人力资本。与先进的机器设备相适应的知识和技术是最有价值的资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发展中国家内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归根到底可以用人力资本存量的差距来说明。农村经济落后的原因就在于人力资本严重缺乏。
这样，对落后国家和落后地区的贫困恶性循环可以作这样的解释:低收入造成人力资本不足，人力资本缺乏造成低的生产率，低生产率导致低收入。这种贫困恶性循环现象可以从我国贫困地区和农村的现实中得到证明。
上述对贫困恶性循环的解释，也指出了打破这种循环的路径。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可以提高人力资本所有者自身的劳动效率，而且还可以使其他生产要素(包括土地、物质资本甚至一般性劳动力)发挥更大的效能。因此，人力资本投资成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对农民的教育投入
杰文森和劳依据对世界30多个国家农业的研究成果，作出了这样的估计:在农业投入资金不变的情况下，每个农户户主多接受一年的教育，农业产量平均增长约2%。世界银行的研究资料表明，在低收入国家，上过四年学的农民的生产产量比未上过学的高13%，即使没有诸如高产种子、化肥的投入，前者也比后者高8%。
在已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美国的农场主多数有农科院校毕业文凭；瑞士等国的农场经营人员至少要接受九年教育且在从业前必须进行技术培训和实习；日本的“营农大学”招收高中毕业且有农业实践经验的农民入校学习培训；法国政府规定，只有经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人才能取得农业经营者资格并享受国家的农业补贴与优惠贷款。
当前中国农村，耕地以及现代化的农用设备等资源固然稀缺，但最重要而供给最不充分的稀缺资源是高人力资本含量的农业生产者。由于农民及其子女接受基础教育和农业技术培训严重不足，农村的人力资本存量普遍偏低。
农民文化程度是衡量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文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已经由以小学文化水平为主转变为以初中文化水平为主。从1985年到2005年，在国家“普九”教育与扫盲教育政策的指导下，随着各方面教育投入的增加，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逐年增加，由1985年的4.9年增加到2005年的7.1年(见表1)。但总的来看，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仍然偏低。在1998～1999年的12省12县的抽查中，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33年；2005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中，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0.3%，中专文化程度的占2.4%，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1%，文盲半文盲仍有6.9%，小学文化程度以下的占到了27.2%，初中文化水平的劳动力最多，占到了52.2%。
我国农村教育投入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与农民，中央财政预算内投入只占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2.5%左右，因此农村教育投入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而农村教育投入的多寡，又直接影响到劳动力接受教育的机会与水平，进而引起人力资本的差异。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普遍高于落后地区。2004年，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最低的是西藏，文盲半文盲率高达48.0%，而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劳动力只占1.5%；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是北京，文盲半文盲率只有1.5%，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劳动力占34.9%；同期这两个指标的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7.4%和12.9%。可见农村人力资本地区间差异之大并不亚于收入的差距。按东、中、西部不同的经济发展区域划分，东部地区文盲半文盲率与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率分别为4.3%、18.6%，中、西部地区这两个指标分别为5.4%、12.2%与15.8%、9.2%。
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和人力资本的净流出
发展中国家农村和农业发展的一个必要过程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因此产生城市化。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5～1989年，流动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比例仅在1%～2%左右，主要发生在苏南等先行推进农村工业化的地区。当时，随着农村改革和农业技术进步，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少量农民开始进入乡镇企业就业，大都是离土不离乡。第二个阶段是1990～1997年，随着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推进，沿海地区发展迅速，与此相对应，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沿海地区对低收入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流出的拉力增大，各种限制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逐渐放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就业，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率从3.8%上升到6.5%。这时的劳动力流动基本上是离土又离乡，即所谓的“百万民工大流动”。第三个阶段是1998年至今。一方面，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增大；另一方面，城市就业态势趋紧。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动虽然继续呈上升趋势，但不像前一阶段那样猛，农村劳动力流动持续稳定地进行，流动率从10%逐渐上升到18%以上(见表2)。
必须肯定，农村家庭经营制度的确立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取代，有效地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效率问题。这样，就出现了农村劳动力过剩，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市转移。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在减少农民的基础上富裕农民。但是，在劳动力转移的浪潮中，农村人力资本的净流出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根据刘易斯的模型，农业中存在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所有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都是剩余劳动力，然而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根据迈克尔·P.托达罗构建的人口流动模型，人口流动是按流入地和流出地的预期收入差距而不是实际收入差距进行的，这样只要流入地与流出地存在着预期收入差距，人口流动就会发生。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农业部门是国民经济中增长速度最慢的部门，而且与其他部门相比，农业总是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这样，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差距就促使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流向非农部门。由于劳动力的流动主要取决于预期收入差距，因而不仅仅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发生流动，农村中非剩余的劳动力(一般是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那部分劳动力)也发生流动，而且往往是这部分非剩余的劳动力，也就是农业生产所必需的那部分劳动力首先倾向于流动。所以说，尽管目前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没有超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边界，农村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过剩问题，但农村已经出现了“结构型的非剩余劳动力”①转移现象。
我国的农村人口净流出主要是通过升学、农村劳动力转移等途径来实现的。从升学方面来看，每年高校招收的学生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农村，而高校的毕业生当中很少有回农村工作的。据国家“十五”重点课题“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对2005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进行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显示，2005年高校毕业生在县城和乡镇工作的占27.4%，去农村的仅为1.9%，还有70.7%留在了大中城市。而且由于农村缺乏吸引人力资本的内在机制和外部环境，致使这种高水平农村人力资本基本上呈一种单向流失和净流失状态。这种流失一方面使得本来就偏低的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加剧了人力资本的地区差距，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人力资本存量越低，而经济发展越快的地区，人力资本存量越高。
在劳动力流动中，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农村劳动力拥有更多的机会进入非农部门就业。研究表明，在外出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0.3%，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5.4%，都比农村总劳动力的平均比重高2个百分点，其中有技术特长的占33.7%，比农村总劳动力的平均比重高出近17个百分点。另据王桂新等的研究，2000年迁入东部地区的省际迁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6年，比东部地区的本地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长1.39年。在省际迁入的人口中，以初中文化程度者最多，占56.08%，高于本地人口近20个百分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占20.94%，这一比例也明显高于本地人口水平。②由此可以看出，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整体文化程度普遍偏高，不仅高于流出地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而且还高于流入地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从表3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外出人口的总体文化程度高于非外出人口，尤其是外出到省内的人口的文化程度普遍高于外出到省外的和非外出的人口。省外流动人口某些职业的受教育年限低于非外出人口是因为省外流动人口中农村劳动力占很大比例所致(省内为49.76%，省外为85.13%)。而且在非外出人口中，从事农业生产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在所有职业中最低。也就是说，在所有职业中农业人力资本存量最低。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农村转移出去的都是一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升学的更是如此。这就决定了在我国农村人口非农化过程中，非农化人口是农村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力资本而非人们通常所说的剩余劳动力，真正的剩余劳动力(一般来说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却很难转移，滞留在了农村。因此，我国的农村人口非农化实际上就成了农村人力资本非农化，其最终结果是:农村流出去的是人力资本，留下来的是简单劳动力。对于流出去的人力资本来说，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以及城乡固有的工资差异，其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返回农村的可能性越小，也就是说，农村人力资本的这种流动基本上呈一种单向流失和净流失状态。所以，农村人力资本的非农化不仅使初始存量本来就很低的农村人力资本总体水平进一步下降，同时由于人力资本的流向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加剧了已经存在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地区差异。农村人力资本的单向溢出，导致了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首先，城乡收入差距是吸引人力资本的首要因素，城市潜在的个人发展机会和良好的公共设施与环境，也是吸引农村人力资本向城市转移的重要诱因，即城市中存在人力资本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城市各类产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从农村流出去的劳动力必定是那些受过一定教育并掌握相应技能、竞争力相对较强的青壮年，即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存量的农业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的流动与迁移导致了农村投资的人力资本流失；城市在没有增加任何投资的情况下，使用农村的人力资本获得了收益，却不用对农村的这部分人力资本投资给予相应的补偿。
其次，城市人力资本不存在对农村的外溢。城市由于存在较好的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条件，人力资本在城市中能得到较高的收益，城市中形成的人力资本往往会在城市发挥作用，即内化于城市自身；而农村由于人力资本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不具备，加上歧视农村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城市资源很难向农村流动，制约了城市人力资本向农村的溢出，即存在城市人力资本流动与迁移的“闭路效应”。农村为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而城市没有实现刘易斯所预言的对农村的“利益渗透”。
一般说来，要素流动的结果是区域发展差距缩小，最终形成区域平衡发展。舒尔茨也认为流动会带来人力资本的增进，从而减少不平等。但在中国的二元结构下，流动导致的是城乡发展差距的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城乡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不同，中国城市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通常在城市发挥作用，内化于城市自身，没有形成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而农村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尤其是其中具有较高存量的人力资本)大量涌向城市，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增长，没有内化于农村。城乡人力资本流动的这种非对称性特征，使得中国劳动力流动带来的不是城乡发展差距的缩小，而是城乡差距的拉大。
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人力资本反哺
联系劳动力流动研究我国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可以发现，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其客观性。原因是在农业人力资本过度流出后，留在农村的相当多的是老弱病残的劳动者和文化水平低的劳动者，受自身素质的制约，这些劳动力的就业层次较低，从事的多是体力型劳动。因此农业的低收入是同其低的人力资本存量相适应的。这意味着提高农业收入的基础是提高农业人力资本。
中国的改革始于农业，但受益更大的是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区开放城市。工业正逐步汇入现代化的潮流，农村却出现了边缘化的倾向。究其原因，主要是，城乡人力资本投资不均等和劳动力流动与迁移造成农村人力资本向城市单向外流，导致了农业正常发展所需要的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存量的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农村出现空心化，农业发展停滞。
城乡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造成了城乡发展的差距。农村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远远低于城镇劳动者，加上中国目前城镇中也存在大量失业使得农业劳动力转移会遇到自身人力资本不足的障碍。现阶段进入城市的农民大都在体力消耗较重、收入较低的岗位就业，产生所谓的“农民工”问题，也有人力资本存量方面的原因。
从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看，多年来，人力资本投资偏向城市，农村人力资本单向流入城市，产生了两方面后果: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包含了农村人力资本对城市的哺育；另一方面，农村为城市发展付出了代价。现阶段农村的人力资本存量过低，加之人力资本净外流态势加剧，农业愈来愈成为弱势产业，农村愈来愈被边缘化，愈来愈多的农民被抛入社会底层。交通工具和通信手段在日益缩小着世界的时空距离，但城乡鸿沟正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政治、教育、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然，加大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本身体现了城市对农村的反哺。
实际上，积极主张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也关注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在《发展和分配》(1976)一文中提到“对社会低层人员人力潜能开发的缺乏，常是增长速度提高的更大妨碍，也是引起不平等的更为主要的原因”③。就是说，对传统部门劳动者潜能开发的缺乏，即人力资本投资的缺乏是引起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非均衡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从我国农村发展的现实看，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最有价值的投资。首先，无论是正规的教育还是各种培训，都提高了农户的读、写、算等基本技能，这些技能提高了农户吸收技术知识、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能力，从而使得农户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得到提高。其次，人力资本投资能提高农户对资源的配置能力。人力资本投资能使农户提高对所拥有的资金、土地、时间等的配置效率，改善资源的使用效率。人力资本对配置能力的影响主要从农户社会流动、产业流动、区域流动、生育行为等方面得以体现。事实上，这几个方面构成了配置能力的主要内容。④人力资本投资能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能力、配置能力，使农民从较低的社会层属向较高的社会层属流动，从要素报酬低的产业向要素报酬高的产业流动，在流动中提高人力资本价值，从而增加收入。第三，教育提高了农民的信息获取能力。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了农民的信息解读能力。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与认识能力、理解能力成正比，具有较高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的农户易于从大量信息中筛选、识别、获取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能拓宽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就越多，从而获取的信息量越大，市场竞争能力越强。从根本上说，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对农业和农村的“造血型”投入。人力资本投资会从制度上对农民形成一种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将农民的主观能动性纳入扶贫效果分析与评价体系，减少农民对政府援助的依赖性，大大降低返贫率。从长期来看，投资于人力资本是扶贫的一次性投入，可避免以后的反复扶贫。
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单靠市场的力量很难解决，必须加大政府的直接投入和政策引导。日本的成功是最好的例证。尽管在日本适于耕作的土地面积小，但农业生产的增长，包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却相当显著。通过在使用新知识和现代物质投入品方面的努力，不仅实现了一年两熟，而且有些地区实现了一年三熟，同时，每季收成和平均每个农业工人所生产的产量都增加了。依靠两种公共投资使得作为日本农业特征的现代复杂的生产活动方式成为可能，这两种投资包括:向发现和发展特别适于日本的生物和其他条件的农业要素的研究工作的投资；向教育的投资，这种教育不仅是针对向农民传授知识的作物专家，而且是针对农民本身，尤其要提高农民成功地使用包括复杂而困难的耕作实践在内的新投入品的能力。日本开始对乡村教育投资是在“尽管政府把教育作为一种投资，但传统农业还不能充分证明这种支出是正确的时候”⑤。安东尼·M.唐指出，日本在1880～1938年间对乡村教育和农业的研究、发展、推广所进行的投资每年所产生的收益率是35%。⑥
对农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关键是克服城乡人力资本投资不均等问题。长期以来，在有限的财政资源下，城市优先政策造成了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分配。在基础教育和初等教育方面，预算内财政资源大多投向城市，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十分突出。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基础教育经费基本上由政府承担，政府投入一般都在80%以上。而在我国，长期以来财政拨款在基础教育投入中所占的比例偏低。2005年，教育经费中用于农村中小学教育的比例为23.02%，与1999年的27.74%相比，反而下降了4.72个百分点。
相对于其他教育，中小学教育更具公共产品的性质，应该得到国家更大力度的投入支持。我国农民收入偏低，出于公平的考虑，国家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更多地投入到农村的基础教育中去。在农村地区普及免费的义务教育，加大中央财政对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对提高农村居民素质，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将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从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实际情况看，单纯的普通教育投入，不一定会增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现实中农村居民非常愿意增加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地方政府也会倾其财力支持农村教育。但是大多数农村子弟接受政府和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后通过上学和外出就业等途径离开了农村，甚至是得到的人力资本投资越多的越易于流出农业部门。因此，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入不仅需要解决投入问题，还要解决人力资本的收益问题，如果等量人力资本在农村得不到等量收益，投入的人力资本就不能留在农村。
对留在农村和农业中的低人力资本的现有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固然重要，但其投资效益是有限的，更有价值的投资是培养新农民。新农民需要具备两个素质:一是现代的思想意识，即积极进取、竞争、合作精神和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观念；二是实际的工作技能，即懂得使用现代生产工具、工艺和管理技能。要在较短的时期内培养新农民就需要运用人力资本投资的另一种方式，即迁移。其途径有两个方面:一是鼓励新一代大学生和城市居民使用现代农业科技到农村创业。二是引导和鼓励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回乡创业。这批农民工外出打工本身就得到了人力资本投资，他们的回乡直接增加了农村的人力资本。因此，当前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路径是为这些新农民的进入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和投资创业环境。各级政府部门应出台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扶持力度，使高素质劳动力在农村也不难找到致富途径，从而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实现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良性循环。
总之，以人力资本投资反哺三农要求各级财政改变过去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做法，加大国家对农民教育、农民培训和农村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投资，建立面向农业和农村的教育；同时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人力资本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条件，逐步吸引城市人力资本向农村流动，使广大农民的基本素质和专业水平得到提高，促进农村经济迅速发展。
注释:
①徐增文:《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农业劳动力的流失》，《中国农村经济》1995年第1期。
②王桂新、黄颖钰:《中国省际人口迁移与东部地带的经济发展:1995～2000》，《人口研究》2005年第1期。
③[美]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施炜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页。
④Schultz，T.，The Value of Ability to Deal With Disequilibria，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3，1975，p.834.
⑤[美]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2～143页。
⑥Tang，Anthony M.，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Japanes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Economic Studies，Quarterly13，1963，pp.27～41，pp.9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