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植根于中国大地，讲中国故事，研究中国经济规律。本文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来说明中国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和理论创新。前者涉及中国经济学的方向，后者则涉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中的指导地位
中国在较短时间内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消灭了绝对贫困现象。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堪称世界奇迹，指导产生这个经济奇迹的经济学理论不是西方经济学，而是植根于中国大地、讲中国故事、研究中国经济规律的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不仅提供基本的经济学理论，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已成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功能是不可否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提供思想教育教材，要解决坚定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功能不仅仅在于此，还有以下两个重要的指导功能，不但不能忽视，而且要进一步加强。第一，提供基本的经济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还提供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基本经济学原理。它所提供的经济学理论不但不会被西方经济学所替代，而且是面对现实，对改革发展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做出理论的解释和概括，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和宏观的运行提供基本的经济范畴和经济学原理。第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对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决策、经济发展、经济改革提供理论指导，用政治经济学理论讲好中国的故事，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提出建设性意见。
中国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的维度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加快经济增长和摆脱贫困是经济学分析的着力点。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后，经济学分析的着力点就转向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经济发展。按此要求，中国经济学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分析有五个维度。
一是经济制度。经济制度有两种类型，一类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经济学研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涉及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类是基于一定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经济体制，它既要反映前一种制度的基本要求，又可能有不同的具体形式，即不同的制度安排。基本经济制度是相对稳定的，经济体制是可以随着发展的需要调整和改变的。因此，经济制度分析不仅涉及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坚持和完善，而且要在坚持一定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寻求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就涉及经济体制改革。
二是经济效率和效益。经济运行的经济学分析必然要进行经济效率效益分析，不仅涉及资源配置效率，还涉及投入和产出效益的比较。
三是经济发展。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分阶段推进的，在低收入阶段关注的是通过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摆脱绝对贫困问题，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开启的现代化新征程是要转向高质量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四是发展动力。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是要寻求推翻这个社会的动力，分析当代中国经济则是要寻求建设新社会并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首先是制度的动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涉及三大动力：一是激发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动力；二是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三是市场经济的活力。其次是需求侧的动力。市场化改革使企业发展受市场的调节，使市场竞争压力转化为企业的内在动力。宏观调控体制改革形成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协同拉动力。其中，消费拉动力越来越大。最后是供给侧动力，供给侧的结构、效率、创新和相应制度方面存在很大的改革空间，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在这些方面寻求发展的动力。
五是经济安全，也就是规避经济风险。经济安全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宏观经济安全要求保持宏观经济均衡，防止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以及经济风险的国际输入。现实中的经济安全分析还涉及规避微观风险，如市场（包括价格和汇率）风险和并购风险等。
中国经济学回答时代之问
研究经济问题需要问题导向，即所处发展阶段的重大发展问题导向。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就有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动力。
（一）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阶段的重大经济问题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也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阶段，或者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升级版。这意味着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任务没有变，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变，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没有变。需要改变的是发展方式，其内容涉及：发展是要在人民消费升级的背景下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发展的问题已经不是数量不足，而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问题，涉及的是发展的质量。因此，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发展方式就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着力点。
（二）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的重大经济问题
首先是数字产业化，提供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也就是提供作为生产要素的大数据。大数据是比石油资源还重要的资源，大数据产业成为基础性产业，世界各国都把推进经济数字化作为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动能，在前沿技术研发、数据开放共享、隐私安全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做了前瞻性布局。其次是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加快制造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再次是政府治理数字化和社会管理数字化。政府治理和社会管理各个方面利用大数据，既精准又便捷。最后是实物产品和服务数字化，如音乐、出版、新闻、广告、服务代理、金融服务等，消费者不用通过购买实物产品，而是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直接交易、消费数字产品和服务。
（三）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的重大经济问题
党的十九大明确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改革重点：一是完善产权制度，二是完善要素的市场化配置。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要求，这是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制度安排。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要求建立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筑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主要涉及以下内容：首先，市场体系是要素市场配置的载体和平台；其次，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再次，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
（四）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后的重大经济问题
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中国经济学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关键在三个方面进行理论突破。
首先，如何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扩大的消费需求，不仅是消费总量，更重要的是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因为中高端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大。其次，如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科技自立自强的要求是以原创性创新成果，突破发达国家的围堵和遏制，占领科技和产业的世界制高点：第一，科技创新与发达国家并跑；第二，在重要科技领域领跑；第三，与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结合，建立创新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最后，如何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第一，培育国内科技和产业优势需要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包括创新要素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升级。第二，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第三，参与全球化经济和国际竞争的战略、参与外循环的竞争优势，不是建立在原来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而是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按此要求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第四，由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包括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中国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当然，它也常常用到数学方法。
（一）抽象法
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当时之所以突出抽象法，原因是与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无法通过实验室进行实验。特别是马克思的理论是要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因而根本不可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实验。
包括数学在内的科学研究方法实际上也是抽象法。许多人认为，一门学科只有在使用数学时，才称得上是科学。可以肯定，能够得到数学证明的理论是科学的理论，但不能反过来说，没有数学证明的理论就不是科学。数量分析是一种论证方式。新思想产生后需要得到论证，许多经济学大师最早提出的理论和思想都不是数学形式的，恰恰是后人力图用数学去证明其理论。尽管数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学科，但在中国经济学中数学分析有其缺陷：第一，现实中许多经济关系是无法量化的；第二，可用的数据都是过去的，依据过去数据的数学分析只是对过去经济活动的回顾和实证，很难准确说明中国经济的现在时和将来时，尤其是在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时代产生的新经济。甚至一些数学推断的结论可能会对创新性思维产生束缚。有关经济的想法是最重要的，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想法的工具。
（二）辩证法
经济分析的辩证法表现在习近平多次倡导的“两点论”和“重点论”上，他以市场和政府作用为例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两点论”就是一分为二，“重点论”就是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即使明确了某一方面是重点，也不能偏废另一方面。40多年经济改革的逻辑和理论突破，每一个方面都体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涉及的是政府和市场关系，改革的重点是市场化。分配制度改革涉及按劳分配为主和按要素分配，改革的重点是按要素分配。经济运行体制改革涉及的是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点，改革重点是供给侧。
根据唯物辩证法，“两点论”中的重点是根据需要确定的，明确重点的一方，不能偏废非重点的另一方。在另一个场合，根据需要，另一方也会成为重点。明确这一点对改革的协同性非常重要。改革到一定阶段，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原先非重点的可能会转化为重点。
（三）问题导向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问题导向。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推进问题导向的理论创新，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地指导中国实践。中国经济学需要的是重大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导向的理论创新。问题导向同理论创新密切相关。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对中国经济学来说，对理论创新起导向作用的问题是时代之问。
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和创新突出问题导向有明确的针对性。第一，要破除先验论。从先验的理论出发求证先验的理论，只能形成脱离实际的教条，不能解释现实的经济问题。第二，不能照搬照抄反映西方价值观的西方理论，食洋不化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第三，要克服模型导向。中国经济学不简单排斥模型分析方法，但否认模型导向。
现实中的问题很多，作为导向的问题只能是“国之大者”：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问题，例如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共同富裕的问题；二是发展的重大问题，例如高质量发展问题、构建新发展格局问题；三是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例如发展和完善平台经济问题、发挥资本作用并防止其无序扩张问题；四是国家安全问题，例如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防止国际风险的传导问题。
（四）对西方经济学方法的借鉴与超越
中国经济学的方法论还涉及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当代世界的经济学有两大理论体系或范式，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二是西方经济学。总体上说，中国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和时代化，它同西方经济学有明显的区别，尤其是在世界观上有根本区别，但在研究经济问题上有相通之处。
中国经济学完全排斥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也是不现实的。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本身就包含了同非公有制经济的混合，作为其理论概括的中国经济学就会有相应的理论的混合。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学有选择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范畴是建立在对自身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学可以使用一些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原理，当然，这些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原理进入中国经济学就涉及批判地吸收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特别是要在其所反映的制度性质和中国的基本国情方面进行中国化改造。其中，最为重要的中国化要求就是适应人口大国、处于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实际，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共同富裕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