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些年来，中央一再要求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见微知著，抓早抓小，着力避免发生重大风险或危机。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风险或危机可能来自于何处？我们的一个重要判断是，它可能来自于在发展格局发生根本性转换的过程中，因各种均势失衡和动力失能而导致的危机。
以外循环为主的旧发展格局，可以从改革开放尤其是我国加入WTO算起，我国逐步融入以美国为龙头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它是我国经济以利用西方市场为特征的“客场全球化”进程，是被动的、跟随的、受主导的全球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取得了巨大的全球化红利，但是也形成了某种依赖性的增长结构，如产能过度依赖西方市场、技术依赖发达国家等。
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目标的提出，以及统一市场建设等任务的推进，标志着我国经济在逆全球化趋势下开启了以利用本国市场为主特征的“主场全球化”进程，说明我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方式已经产生重大转变，经济全球化战略开始向基于本土市场的2.0版升级。
总体上看，新旧发展格局都表现为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并存的“双循环”格局，在开放条件下都会与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产生深度嵌入的经济关联，最终都会影响产业链、资金链、创新链等全球分工格局的形成。通过深入分析新旧“双循环”的国内外产业关联机制，我们发现在两个轨道切换的过程中可能存在多个关键风险点，包括：要素成本上升导致产业竞争力下降、经济全球化“主战场”由外转内导致发展“主引擎”续接不上、产业链形态与产业合作变化导致外部技术断供、资金内外循环逻辑转变导致人民币币值不稳，以及总体上我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能量交换”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带来的相关问题等。应站在中美经济关联视角深入分析这些问题，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加以防范应对，以更有利于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风险点一：要素成本上升导致产业竞争力下降
过去，我国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来自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制造环节，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来本国设厂，成为世界制造的成本洼地和生产中心，嵌入“全球价值链”进行国际代工的经济成长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目前我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我国产业已经具备了主导并引领世界产业分工体系的基础条件，新发展格局是基于这样的条件下开启的我国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战略。
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我国必然面临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环境约束增强等情况。尤其是随着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发展阶段到来，劳动者收入、劳动者福利提升，一方面产生扩大内需效应，另一方面急剧拉动生产成本提升，这将致使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面临“夹在中间、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即面对后起国家（如越南等）没有低成本优势，面对发达国家没有技术和差异化优势，这其中就必须解决共同富裕过程中劳动等要素成本上升导致产业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因此，新旧“双循环”轨道切换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如果创新以及生产率增长不能消化人工等要素成本的增加，产业国际竞争力就得不到提升，最终将酿成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悲剧。这需要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议：第一，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重视与投入，逐步提高R&D经费中基础研究的占比。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基础研究是“烧钱变知识”的行为，应当让懂得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员来决定研发资金的投向、评估与监管，而不应该主要由政府行政机制来决定用于知识生产的资金投放。第二，要更多注重来自于产业端的创新需求，实施需求驱动的市场化创新模式。这里应更多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根据技术的需求来对接技术供给端，政府则应当多在建设创新公共品上发挥作用，如制定相关技术交易准则、建设技术中介市场、培养技术转化专业人才等。
风险点二：经济全球化“主战场”由外转内导致发展“主引擎”续接不上
旧发展格局下，我国产业发展的“主引擎”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市场，表现为“两头在外、两个市场、大进大出”的产业链形态，形成了“中国市场—美国消费”的经济循环，决定了我国的“出口导向型”全球化模式和政策体系，并以此驱动了我国经济长达十多年的快速增长。在这个旧“双循环”体系中，大多数经济活动（如生产、进口、招商引资等）都是以出口西方发达国家为目的，经济政策也是基于该目标制定，比如宏观上采取降低本国汇率、压低本国劳动力福利待遇、出口免税或退税等政策，微观上利用政策优惠吸引外资进入，通过各种形式的出口加工区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出口等。
新发展格局下，“主场全球化”使“双循环”的引擎切换为本土市场，经济政策的重点要切换为“内需主导型”，并利用巨大市场规模的虹吸效应来驱动全球创新要素为我所用。这其中亟须关注两个重要问题：
首先是“统一市场建设”问题。旧发展格局下的“行政区经济”，国内市场是分割的、无序的、封闭的，它刺激了企业的出口导向。但是转入新发展格局后，如果国内市场仍然是处于这种格局，那么不仅无法支撑基数巨大的经济增长率，也无法以此连接国际市场，无法据此吸收全球创新资源尤其是人才技术，从而使“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遇阻。这里要着重破除各级地方政府直接干预市场运行的行为模式，探索以竞争政策为核心的经济政策体系。
其次是扩大内需问题。扩大内需的关键是要强大居民的市场购买力。为了提高居民消费率，一要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二要增加财政支出中民生消费、福利性支出的比例；三要根据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保障低收入群体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由此提高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四是在收入结构中，要增加来自财产性收入的比例，财产性收入是收入结构中提升弹性最大的领域，也是决定国家间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五是增加公共支出比例，不断完善医疗、教育、养老、基本住宅等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改善民生。
风险点三：产业链形态与产业合作变化导致外部技术断供
旧发展格局下，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构建了“全球价值链”体系，我国以低成本优势承接了产业链的制造环节，同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了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企业按照西方国家的技术标准、产品质量要求进行生产即可，属于合作关系。这个时候，作为产业链“链主”的跨国企业，只要中国代工企业不影响其品牌和技术，为了使产品更加符合市场要求，往往会在生产工艺、产品、设备等方面帮助中国企业升级。确实，我国的部分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技术快速迭代，甚至跃升为行业龙头企业。
中美贸易摩擦特别是疫情暴发之后，中美产业链脱钩现象愈发明显，全球产业链也开始出现链条缩短、区域化集聚趋势，美国等西方国家考虑生产效率与经济安全的协调，将生产环节更多布局在以本国为中心的国际贸易协议区（如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自由贸易区）。加上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内需主导型经济的发展，需要我国企业实施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战略，努力构建以我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这将与西方企业之间形成正面的竞争，而其中的“关键核心技术”是需要突破的重点，否则将被西方长期“卡脖子”。因此，一方面需要发挥好强大市场的虹吸效应，通过创造“软环境”（如优质营商环境、宜居城市环境、人性化的包容文化等）而非“硬条件”（如各种称号帽子、奖励补贴等）来吸引高层次人才；另一方面还要完善国内市场体系，通过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竞争出我国的“跨国链主企业”，鼓励其成为相关产业的“国际龙头”，面向全球整合技术、人才等关键产业创新要素，以突破西方对我国的产业断链与“卡脖子”封锁。
风险点四：资金内外循环逻辑转变导致人民币币值不稳
旧发展格局下，“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非均衡模式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方面大量贸易顺差通过外汇占款形成巨额国内货币推动房地产扩张，使地方政府受益并带动经济繁荣，却没有形成明显的通胀；另一方面我国通过“提供质优价廉商品为美国厂商和消费者带来福利”和“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融资”两种方式为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作贡献。该模式的核心是以美国的国家信用作为背书来稳定人民币币值。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生产不再主要为美国市场服务，中国出口也不再继续为美国融资和推动其资本市场上涨服务，而是为了满足国内日益增加的差异性消费和产业发展需要，形成“中国生产—主要供中国国内消费”的均衡发展模式，这带来了资金循环方式的本质不同，它是一种既依靠国际分工、又能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的发展模式。该模式下会出现与旧发展格局资金流动的根本性不同，随着出口导向政策的改变，满足国内需要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和具体行动，因此外汇收支不再会、也不需要保持过去那种庞大规模的盈余，不需要出现大量的美债形式的外汇储备，外汇占款所投放的人民币信用也就不会大规模流进房地产和土地的资金池。这标志着过去以美国国家信用为依托的资金循环体系发生了本质性变化，需要建立起以我国国家信用为依托的货币发行和新的资金循环体系，一方面要大力整治政府的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另一方面要大力振兴资本市场，使其成为部分替代房地产市场的“资金池”，否则，将会出现严重的通货不稳定压力和风险。
风险点五：我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能量交换”方式的根本性变化所带来的系列问题
旧格局下我国产业与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是分工与合作的关系，西方国家企业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愿意把制造环节放到我国来生产，这个时候“双循环”的重点是吸纳外部世界的“能量”，包括各种资源、信息、资本等。由于此时的“双循环”是以国际循环为主，因此经济发展的思路是优先考虑国际合作和对外关系，我们要主动融入美国主导国际经济体系，而对于国内经济系统内部运行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可以暂不考虑（如环境保护、市场分割、主体活力、基础创新等问题）。也就是说，旧格局下可以通过吸收外部的负熵来克服内部的熵增现象，实现经济循环系统的均衡发展。
在新发展格局中，我国经济发展的思路转为先国内再国外，主视角必须切换到国内，更多关注并重视内部“熵增”问题。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各级各地政府都需要进行思路转换，否则就会有新旧“双循环”轨道切换失败的风险。例如，应树立“统一大市场”思维，各地政府要增加协作意识，避免因行政因素导致国内市场各地出现“坑坑洼洼”情况；要保护并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过去企业只要参与国际分工搭上全球化“便车”就能发展，如今从技术到市场都需要企业自己努力开拓；要更加重视基础创新，过去因为合作关系西方企业会适当对国内产业进行技术溢出，如今“卡脖子”已成为家常便饭。
此外，如今我国的产业基础仅是主导引领世界产业分工体系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在新发展格局下倘若我们的思维陷入封闭保守，不愿意坚持开放和改革，就无法将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连接起来进行能量交换，就极有可能陷入严重内卷，使国家经济升级停滞。因此，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深层次改革的决心，不断扩大我国的朋友圈，致力于共同在国际产业合作规则、技术创新标准和路线、产业发展理念等方面深入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