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结构重大失衡是阻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严重堵点，与过去长期坚持“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打通形成双循环新格局的堵点，基本思路在于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施在主场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要求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双向融合，即发挥产业链集群的载体作用、创新链延伸的提质作用、资本市场的服务作用、人力资源的依托作用，推动产业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之间的有机协调。在中国语境下，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有机结合，推动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下的创新驱动型发展，可作为打通双循环中供给侧堵点的关键突破口。
目前，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和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这对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言，无疑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基础。但问题在于，国内产业链体系中许多关键性的核心技术存在“卡脖子”问题，例如，一些重要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等，基本被发达国家企业所垄断，成为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供给瓶颈，同时也是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过程中最主要的供给侧堵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推动国内大循环，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科技创新是关键。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也需要科技实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①。这就是说，“十四五”时期，仍然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但是这个主线的工作重点有所转移。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为传统产业去产能；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的重心逐渐转移至金融领域；2018年下半年开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逐渐转移至补短板，尤其是基础设施领域。“十四五”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思路，将转为“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因此，预计未来5年，国内有关政策会围绕这一核心思路展开，双循环将成为“十四五”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词，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指导思想和应遵循的原则。
① 《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http：//www.gov.cn/xinwen/2020-10/29/content_5555877.htm，2020年10月29日。
因此，着力打通存在于供给侧的一系列堵点，必须在未来的新发展阶段得到强调和重视。如何才能打通这些堵点？我们可以从其形成的原因中找到关键性线索，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和举措。
一、经济循环中供给侧堵点形成与打通的基本思路
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重要驱动力。特别是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到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这段时间，中国的出口依存度持续上升，并在2006年达到36.61%的峰值。相比于处在相同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出口对中国经济循环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外贸依存度的统计数字上，它在调节国内要素结构失衡、增加就业、提高劳动者收入、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①。例如，国内的装备制造水平偏低，而大量的出口产品需要满足发达国家严格的品质、环保等标准，就产生了大量的先进机器设备进口，即所谓的“为出口而口”②。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是符合中国当时国情的理性选择。在过去的转轨经济中，国内市场无论是在供给端还是需求端都存在过多的硬性约束，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利用国际市场会减轻这些约束，使中国经济可以充分释放低端要素禀赋充裕的比较优势红利，从而实现产业和经济发展。换言之，中国过去通过实施客场经济全球化战略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产业供给体系。
然而，在这种客场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经济循环在供给侧也相应地产生了一系列堵点，不仅表明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客场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成为制约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提高的主要障碍。首先，在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进行国际代工，虽然短期内可以使国内本土企业避免研发的高成本、高风险，且从中获得稳定的利润流，但从长远看，本土企业的创新动力和能力会受到极大削弱，即便能在长期的加工贸易模式中取得一定程度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但几乎无法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其次，本土企业按照静态的廉价要素比较优势原则定位于低技术的生产制造商，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同样具有要素禀赋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竞争，在这类竞争中，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的代工经济体都会在价格竞争中使原本就已微薄的利润变得更加微薄，最大的受益者只能是发达国家等国际买家。更严峻的事实是，随着近年来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商务成本不断上升，不得不面对全球价值链制造环节大量的中低端分流，因而原有的比较优势正在加速耗散。最后，长期利用别国市场而忽视对本国市场的培育和开发，本国市场就很难成长为世界市场，本土企业也无法研究和开发出处于技术发展前沿的自主创新成果，特别是一些知识密集型、容易被“卡脖子”的关键技术。这必然会使中国产业供给体系的安全性、可控性、效率性受到影响。例如，近年某些发达国家对中国科技企业的“芯片断供”，表明中国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方面的明显不足。
① 江小涓：《大国双引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内需和外需》，《管理世界》，2010年第6期。
② 巫强、刘志彪：《中国沿海地区出口奇迹的发生机制分析》，《经济研究》，2009年第6期。
实际上，这些供给侧堵点源于过去在出口导向型的客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长期累积的重大结构性失衡。从产品市场看，中国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尤其是经济新常态以来，不少行业（例如，钢铁、煤炭、水泥、平板玻璃、光伏、风电设备、船舶制造等）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由于生产成本存在刚性而销售量又在收缩，必然导致企业平均利润率下降，从而出现实体经济不振的现象。从服务市场看，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诸多服务部门处于国民经济次要地位，附属于物质生产部门，造成中国服务业发展较为滞后，服务市场专业化程度和供给质量较低。特别是本土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国际代工生产体系存在分离现象，制造业的繁荣带来的是大量服务贸易进口，反而挤压了本土服务企业的生存空间①。从要素市场看，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市场均存在严重扭曲，地区间行政壁垒、市场主体信用不足等问题较为普遍。不仅会增加国内企业的交易成本，使社会福利遭受无谓损失，而且会阻碍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不利于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正是由于这些结构性失衡，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一些看似矛盾的特征：一是中国是资源最匮缺的国家之一，但同时又在全球价值链低端成为世界物质资源消耗的大国；二是中国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同时却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为发达国家进行大量的直接和间接融资；三是中国作为“世界底层的操作工”，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抢占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中腾出来的低端就业岗位，但是在高端劳动力市场，却为发达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对外需求岗位；四是中国制造业是对西方技术最强烈的需求者之一，但却对本国的自主创新产生挤出效应，使中国制造业长期缺少“心脏”和“脑袋”②。
问题的根源出在结构性失衡上，那么，要打通这些供给侧堵点，基本思路在于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主动将过去的客场经济全球化调整为在主场进行的经济全球化。权威人士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③。显然，过去的客场经济全球化战略已经不适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内容，必须加快转换到主场，大力推动质量、效率和发展动力的三大变革，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位协同的现代产业体系。可以说，在主场发展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是中国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作出的重大战略性转变，将对“十四五”时期及中国未来中长期的经济发展产生一系列重要影响：其一，它将促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特别是通过政府职能改革，使过去在非均衡发展格局下相互分割的“行政区经济”按照公平原则相互开放，加速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大市场；其二，实施主场经济全球化主要利用的是国内市场，这意味着新发展模式和机制要充分发挥国内市场大循环的规模优势，有利于实现自主可控的产业发展；其三，它将大力推进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培育和发展，并以此为平台吸收全球创新要素，促进国内本土企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二、在主场经济全球化中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双向融合
当前，中国在科技创新实力方面与发达国家的整体差距，要小于产业制造能力方面的整体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过去在全球价值链中充当“打工者”的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一是科研指向与产业经济的发展目标相脱节，各自进入非良性的自我循环，这是造成科研成果产业化程度低的主要原因。二是科技市场中介和科技服务业不发达，两者之间无法实现信息沟通和交流，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下的失灵现象。三是资本市场没能发挥激励和支撑科技创新的功能，金融发展脱离实体经济，反而产生经济运行中的“资产荒”问题；四是科研成果转化的相关制度还不够完善，例如，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对科学家从事成果转化工作缺少制度支持，等等④。显然，这些问题都是双循环供给侧堵点的一些具体表现，只有打通这些堵点，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实现创新驱动下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在主场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要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双向融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强化企业技术
① 凌永辉、刘志彪：《中国服务业发展的轨迹、逻辑与战略转变——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分析》,《经济学家》，2018年第7期。
② 刘志彪：《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分享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战略选择》，《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③ 《人民日报权威访谈：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1206/c1003-28929635-2.html，2016年1月4日。
④ 刘志彪：《产业链现代化的产业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家》，2019年第12期。
创新主体地位，完善成果转化和激励机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①总体上看，在主场经济全球化中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双向融合，要从产业链集群、创新链延伸、资本市场、人力资源四个方面进行重点布局，推动产业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之间的有机协调，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高度畅通。
（一）发挥产业链集群的载体作用
自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产品内分工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扩张陆续受阻，全球产业链逐渐显示出两个演变趋势：一是以垂直分离为主的纵向全球分工趋于缩短，甚至一些企业为了实现供应链自主可控的目标而回归纵向一体化；二是横向分工下的区域化集聚现象开始显现，例如，美国汽车企业的零部件制造从东亚地区回归到美墨加协定（USMCA）形成的自贸区②。产业链横向分工下的产业空间集聚进一步演化，可能会导致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纵向非一体化的产品内分工融入到若干专业化的产业集群当中，形成产业链集群的发展态势。中国企业尤其是沿海地区企业过去主要以“双重嵌入”模式参与经济全球化，形成了地方性“块状”格局，这与产业链横向分工下的产业链集群具有相似性，虽然均强调集聚经济功能，但在发展水平和组织形态方面，前者距离后者的要求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换言之，中国企业需要利用主场优势转向发展产业链集群、特别是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并以此为载体大力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使更多的本土企业成为产业链上的“链主”或“隐形冠军”。譬如，上海临港新片区的集成电路综合性产业基地“东方芯港”，目前已经聚集亿元以上规模的企业40余家，涉及总投资超1500亿元，覆盖芯片制造、设备制造、关键材料、芯片设计等环节，是支持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
（二）发挥创新链延伸的提质作用
创新链不仅仅是从基础技术研究到新产品开发的线性过程，而且其组织边界比较开放，具有随市场变化而进行动态整合、延伸的典型特征。链环—回路模型（Chain-linked Model）表明，尽管从发明设计到开发生产再到销售，是企业或产业活动的中心链条，但该链条上的各个节点都需要科学和创新的相互渗透③。这是因为一些看似不同的创新之间往往具有较为普遍的关联性，一种创新的成功容易引发另一种创新的出现，例如，在化工产业中的塑料、橡胶、人造纤维等创新之间就存在这种群集现象；又如，ICT通用性技术本身的产业增加值有限，但它对产业发展的间接促进作用十分巨大，主要通过使知识生产和扩散以更加便捷的创新渗透方式实现。中国当前以5G技术、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基建”，显然有助于促进创新链延伸到各个生产部门，提高总体生产效率。即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也可以通过创新链延伸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大幅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绩效。特别是在主场经济全球化中，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将得到进一步体现。换言之，大国国内市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会促进企业积极寻求处在技术临近区的联合生产和产品多样性，从而有利于增加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本土企业向产业链高端的攀升。
（三）发挥资本市场的服务作用
当前，国内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金融发展脱离实体经济，导致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领域，积累经济泡沫，而实体经济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却面临资金短缺、经营困难等难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内企业融资方式主要依靠以借贷关系为特征的货币市场融资，而非主要依靠以权益关系为特征的资本市场融资。这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层次、品种、机构等仍不完善，且总量规模不足直接相关。在此背景下，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催化剂”功能必然严重受限。因此，打通双循环中的供给侧堵点，必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振兴多层次资本交易。这样不仅可以使国内实体经济企业扩大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支持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而且能引导和优化企业投资行为，推动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促进社会资源的市场化最优配置，实现高质量发展。而且，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还
① 《习近平考察湖南：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http://www.tjnews.com.cn/news/2020/09/18/770491.html，2020年9月18日。
② 2019年12月10日签署的美墨加贸易协定的最新修订版，在有关汽车的条款方面规定，每辆汽车75%以上的零部件必须来自北美原产地，且汽车制造商70%以上的钢铁和铝原料都必须来自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
③ Landau R，Rosenberg N.The Positive Sum Strategy.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986:290.
能够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对于大规模、高水平的产业创新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战略性新兴产业基本都存在高风险，如果仅靠银行间接融资，很容易发生金融风险，而且不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繁荣就是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服务作用的典型例子。在此期间，以苹果、微软、斯科、雅虎、亚马逊、谷歌等为代表的科技公司，均通过纳斯达克市场获得企业开创初期和发展关键期的资金，从而引领全球的技术和产业创新。
（四）发挥人力资源的依托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力资源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依托”①，凸显了人力资源在打通供给侧堵点的过程中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中国的人力资源总量丰富，大约有9亿左右的劳动适龄人口，其中1.7亿左右的劳动适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这显然是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的规模优势，也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中坚力量。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人力资源与产业经济之间存在严重错配，表现为优秀的年轻人才不愿去实体经济领域就业，因而劳动力市场的一面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另一面是大量实体经济企业招工难。这种错配是导致当前人力资源活力不足、人才创新潜力未充分释放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十四五”时期的新发展阶段，必须提高制造业尤其是基础产业中技术工人的收入及福利待遇，例如，鼓励其持有企业的股份，实施首席技师制度等，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以促进生产工艺和流程的不断改良；同时，要注重强调创新驱动型发展的战略要求，加强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培育和发挥企业家精神，实现更多颠覆性、革命性的技术和产业创新。此外，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高级人才，使其与产业转型升级形成联动，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依托作用。
三、建设新型国家创新体系是打通堵点的关键突破口
2019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②。这表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其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形势下具有重要意义。有些人认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要搞“新计划经济”，是对新型举国体制的一种偏见和误解。在产业发展领域，新型举国体制的本质含义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用协同的具体体现。譬如，针对一些国内发展缓慢、外国又开始断供的基础产业或关键技术，发挥国家动员科技力量和资源的制度优势，促使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协同参与，集中进行研发攻关和突破，是一种快速高效的路径选择。当然，集中攻关的具体过程，应强调市场化手段的运用才能达到有效、正面的激励效果。鉴于此，笔者认为在当前阶段打通双循环形成过程中供给侧堵点的关键突破口，就是在新型举国体制下建设新型国家创新体系。
一般来说，创新是两个阶段的螺旋演进过程:第一阶段是“把钱变成知识”，强调原创性和独特性的科学研究活动；第二阶段是“把知识变成钱”，强调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和应用，然后再转到第一阶段，开始新一轮的创新循环。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这样的创新循环过程并不会自动实现，必须进行系统性推进。例如，在20世纪初，德国化工产业就已经充分认识到经常化、系统化和职业化的研发活动对于新产品研制和化学新工艺的开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科技创新的这种系统属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受到空前重视，不仅大量专门从事研发的实验室从最初的化工、电力行业迅速扩展到整个制造业，而且几乎所有的工业国家都通过资助和直接进行研发大幅提高了科技创新能力。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电子通信技术和计算机系统的应用遵循了“基础学科理论研究—国家实验室的大规模研发活动—军事和民用领域的商业应用—基础理论的突破与创新”的循环链式反应。可见，创新的成功不仅依赖于有效的研究活动本身，而且还取决于这些活动与广泛市场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并突出国家作为协调机制的中心角色。实际上，这种国家创新体系对于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赶超更加重要，日本的
① 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23日，第2版。
②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826/c64094-31318324.html.2019年8月26日。
电子工业在20世纪下半叶赶超美国的事实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①。
自20世纪90年代起，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被引入中国，其组成部分包括研究机构，国有企业，民营、合资和城市集体企业，大学，国防研究院所和乡镇企业，它们在推动创新上取得了很大成就②。国家统计局权威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达22143.6亿元，比上年增长12.5%，投入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R&D人员全时当量达480.1万人/年，比上年增长9.6%，保持全球第一。但也应该指出，尽管我国形成了初步的国家创新体系，但在这种国家创新体系下，各主体之间的协调存在很多困难，市场机制还不能自发地推动企业进行科技创新，这就造成过去20余年的创新发展始终面临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上：一是在企业层次上，企业自身的研发意愿不足以影响生产、营销绩效；二是在产业层次上，企业与企业、供应商、客户之间的良性竞争与合作关系比较缺乏；三是在政府层次上，行政直接干预较为普遍，尚未形成促进创新的良好科研生态。不可否认，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科技队伍蕴藏巨大的创新潜能。但关键在于如何把这些潜能释放出来，这就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新型国家创新体系，以此作为打通双循环中供给侧堵点的突破口。
1.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可以突出新战略资源观近年来，随着国内生产要素价格优势逐渐消失，中国参与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的最大优势将是超大规模市场，这是中国未来可以充分有效利用的重要战略资源。其根据有三点：其一，超大规模市场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刺激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使企业更容易达到有效规模，同时也可以增加产品和技术的多样性，有利于促进基础产业的创新发展；其二，超大规模市场提供了与本土文化相近和地理临近的优势，这是本土企业形成自主技术和自有品牌、在与外国企业抢占国内市场份额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重要支撑；其三，超大规模市场可以用来建立各种吸引国外创新要素的平台，同时也可以主动向西方发达国家开展逆向外包，充分利用全球高级生产要素为中国的科技创新发展进行服务。因此，建设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就是要突出新战略资源观，特别是坚持以市场为基础的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有机结合，从而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2.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可以完善创新主体间的竞争协作关系
创新主体之间的高水平互动和知识要素流动，是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研究的重点。创新主体在总体上可以分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正是这两类部门与创新相关的活动及其互动，发明、引进、改进及传播了新技术。其中，公共部门包括政府或国有性质的企业、公共研发机构，私人部门主要指非国有企业。建设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就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如竞争政策），把创新的各类主体高效聚合起来，运用更加多元的方法集中力量办大事。譬如，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形成了一种高度互补的产业链分工格局：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多位于产业链上游，在重工业或基础产业领域发挥作用；民营企业则较多地聚集在产业链中下游，提供终端产品特别是最终消费品。在此基础上，大型国有企业应在具有连续性积累特征的创新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在飞机制造、航空、造船、核电等现代巨型工业领域，民营企业难超越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真正优势是其具有灵活性，因而民营企业更加适合发挥企业家精神，在具有颠覆性特征的创新领域实现飞跃式突破。显然，这种创新主体间的竞争协作，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体现了市场优势与制度优势的紧密结合，应在“十四五”时期的新发展阶段得到进一步的强调和推进。
3.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可以强化产业部门间的互促融合趋势
从理论角度讲，产业融合尤其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促融合，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方参与制造业的生产活动，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是制造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出主要是投入到制造业部门的生产活动中，因而生产性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不仅
① 对日本的专利数据进行统计后发现，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电子公司在国内和美国所取得的专利数均超过了欧洲和美国公司。
② 柳卸林：《21世纪的中国技术创新系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是制造业功能外部化的表现，而且也依赖于制造业对其市场的需求①。然而，在过去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客场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下，高端装备制造、高级生产者服务基本都是从国外进口，本土企业集中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进行国际代工。受此影响，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互促融合水平较低，不利于中国实现从资源型增长向创新驱动型发展的转型升级。因此，运用主场经济全球化的思维建设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将大大促进本土产业间的互促融合，激发科技创新的内生动能。
4.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坚持开放式创新
在一个封闭的经济环境中，创新很难获得成功且实现可持续性。例如，20世纪下半叶的苏联，由于经济体制较为封闭，其企业的研发、生产过程与技术引进的联系十分微弱，导致苏联的经济循环缺乏效率；反观同时期的日本企业，他们对企业研发、生产与技术引进的紧密结合极为看重，而且也重视技术创新与整个经济社会的联系，最终成功赶超欧美工业化大国②。因此，中国建设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并不反对和排斥开放式创新，其不仅包括对外开放下的国际创新合作，也包括国家创新体系同区域与部门创新体系之间的创新协同。就国际创新合作而言，这是国内本土企业参与全球创新链、赶超技术前沿的一条重要途径。当创新体系发生“次优锁定”(Sub-optimal Lock-in)现象③，即无法对突破式创新作出反应时，通过这种国际创新合作联结互补性资源和能力，就有可能产生发现和利用新的技术的机会。就创新体系协同而言，主要是强调对内开放，其紧迫性和重要性不亚于对外开放。这是实现区域或部门创新体系间的协调发展，培育创新链集群的重要前提，也是打通双循环中供给侧堵点，激发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创新活力的内在要求。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显然，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和构建经济新发展格局，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但供给侧存在的一系列不容忽视的堵点，也是对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挑战。本文从理论角度探讨了双循环中如何打通供给侧堵点这一现实问题，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供给侧堵点源于过去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客场经济全球化中长期累积的重大结构性失衡，因而打通这些供给侧堵点的基本思路在于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主动将过去的客场经济全球化调整为在主场进行的经济全球化；第二，在主场进行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要求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双向融合，需要发挥产业链集群的载体作用、创新链延伸的提质作用、资本市场的服务作用、人力资源的依托作用，推动产业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之间的有机协调；第三，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建设新型国家创新体系有利于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有机结合，推动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下的创新驱动型发展，这是打通供给侧堵点的关键举措。
本文的政策含义，即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运用主场经济全球化战略思维加快建设新型国家创新体系，推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双向融合，从而打通双循环中的供给侧堵点。针对建设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具体建议有以下五点。
一是要长期坚持和重点加强基础研究。实际上，很多关键领域的“卡脖子”问题，根本原因是基础理论研究薄弱，难以出现突破式创新。提升基础研究水平，需提倡好奇和兴趣驱动，破除评价体系上的急功近利倾向，同时也需建立政府资金为主、社会多渠道参与的投入机制。例如，在国家层面规划和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现代化工程；鼓励建立各种共性技术平台，解决跨行业、跨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供给不足等问题。
二是要不断优化创新人才培育的制度生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根本在于创新人才的培育。由于我国缺少培育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创新人才的生态氛
①凌永辉、张月友、沈凯玲：《中国的产业互动发展被低估了吗？》，《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年第1期。
② [英]克利斯·弗里曼、罗克·苏特：《工业创新经济学》，华宏勋、华宏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
③ NarulaR.InnovationSystemsand"Inertia"inR&DLocation:NorwegianFirmsandtheRoleofSystemicLock-in.ResearchPolicy.2002(5).
围，导致即便拥有大批科学家、院士，世界级规模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队伍，却很少诞生世界原创技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还要受制于人。因此，中国当前亟需按照科学规律，培养一批掌握科技创新前沿的高级人才。
三是要注重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一方面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壮大国内市场优势；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巧用制度优势。除国防建设等领域外，与经济社会民生相关的绝大多数科技创新，都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坚持市场需求导向，促进创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四是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能够鼓励更多的有效专利，这些专利是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占据全球市场主导地位最重要的资本。目前，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支持创新的一项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这对于我国企业在国内市场进行公平竞争、进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尤为重要。
五是要积极开展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球创新合作。国际科技合作是大趋势，特别是面对全球化逆流的不利因素，需要以更加开放的思维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当前形势下，既要沿着“一带一路”倡议创造新的投资机会、新的合作领域以及新的商业模式，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网络信息技术、医疗健康设施等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又要积极在国内打造全球科技开放合作的国际化组织和平台，吸引各国优秀科学家针对疫情防控、气候变化等共性问题展开研究合作，进而在开发合作中增强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