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技术进步和全球市场形成，产品内分工和专业化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分散在多国的全球产业链①兴起[1]。这促进了经济增长，带动了不少发展中国家致富[2]。中国加入WTO以后，迅速融入全球产业链，并发展成为其三大核心节点之一②，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3]。如果不发生巨大的冲击或逆转，中国经济得以平稳增长，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稳固并进一步升级，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说明继续维持并推动全球产业链的发展既是中国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利益和诉求[4]。
但是，近年来世界经济出现了诸多不确定性。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国家“逆全球化”态势明显③，加之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巨大冲击，未来各国政府或跨国公司主动或被动进行调整是可以预期的，全球产业链重组不可避免。面对这样一种趋势，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主动应变，对此问题提前研判，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引导局势向有利方向发展。本文试图对此问题的脉络进行梳理，并提供建设性意见。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和对策，应对全球产业链重组，维护全球产业链的安全与效率，巩固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在推动本国产业链升级的同时，引领全球产业链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为世界经济恢复和增长做出应有的贡献。
①全球产业链(GlobalIndustryChains,GIC)刻画的是多国从事产品内分工的产业或企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从价值生产、分配和控制的角度，全球产业链也可称为全球价值链(GVC);从企业的上中下游关系来看，它又可称为全球供应链(GSC).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全球供应链这三个概念不完全等同，但视语境本文把它们混用[5].
②其他两大分别是美国和德国。
③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大行其道，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成为标志性事件。
一、全球产业链的发展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
与传统国际贸易一般只涉及两国(出口国和进口国)不同，全球产业链贸易涉及多国，包括原材料、中间品和产成品等多个阶段的跨国贸易，并且经常跨越一国边界多次。它使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有效配置，推动国际专业化与分工深入和细化，同时伴随着技术外溢和学习效应，导致效率大幅提升。因此，与传统国际贸易相比，全球产业链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史大。实证研究[4]表明：在长期一国如果GVC参与度提高1%，人均国民收入增长超过1%，远超相同规模的传统国际贸易增长带来的效果。图1表示GVC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可以看出，GVC贸易在1990年代至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快速发展，在顶峰期占比超过整个国际贸易的一半。
图1 资料来源：转引自世界银行《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4］。
但全球产业链带来的诸多益处在国家、地区、资本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有较大差异，参与GVC甚至可能使一些国家收入分配问题恶化。首先，资本和大企业从中受益良多，而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在下降①。其次，技术工人受益，非技术工人受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如此②。再次，GVC导致地区不平衡加剧。在发达国家，由于产业转移，导致了产业空心化，出现了所谓“锈带”。在发展中国家，参与GVC的大城市、沿海区域发展远快于内陆边远地区[4]。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收入分配问题进一步恶化，中下阶层收入下降，社会不满情绪上升。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越来越有市场，逆全球化思潮大行其道，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下滑，甚至出现负增长。如图1所示，GVC占国际贸易之比在金融危机中下降明显，其后虽有恢复，但逐渐步入下行轨道。全球FDI整体趋势也是逐步收缩的。1988—1998年全球FDI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3.98%；1998—2008年全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7.27%；2008—2018年全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30%。
中美贸易摩擦标志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回归。在全球产业链时代，贸易保护主义危害尤甚。由于生产工序和中间品多次跨越国界，它们被多次征收惩罚性关税，这会导致中间品贸易大幅下降。据估算，目前美国实施的关税会导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下降40%，远超过消费品。同时，对任何一国征收的惩罚性关税，对产业链上的其他国家都造成负面影响。保护主义还会严重影响未来对现有产业链上的投资，甚至为了避免高关税，产业链有可能迁移和重构。在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后，中国的部分产业加速转往东南亚地区就是例证。
从美国贸易清单大体可以发现，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25%关税，打击的60%是外资企业;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25%关税，打击的50%是外资企业。即贸易摩擦很大程度是想把过去40年在中国建立起来的美国企业、欧洲企业、日本企业的供应链打出中国。中美贸易摩擦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产业链之战。尽管两国在2020年1月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但随后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贸易摩擦似有升级的风险。
①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选取条件优惠、税收低、生产效率高的地方投资。大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销售，降低成本，并具有规模经济优势，在全球进程中获益大。而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并且劳动收入很难避税和逃税。
②发展中国家非技术工人也会受损，其理由如下：在发达国家被认为是低技能的工种，在发展中国家可能相对而言是高技能的；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很多东西出口到发达国家，那里的消费者质量敏感，需要高技能工人才能保证产品质量；GVC生产各阶段高度互补性，并且多为资本密集型，这增加了对技术工人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加速融入世界分工体系与全球产业链，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生产全球化和产业转移是本轮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完善了自身的工业体系，成为货物贸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以及全球产业链的三大枢纽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WDI)，2003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在全球占比仅为6.8%，2017年上升至23.9%。截止到2018年，中国已成为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过去十多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网络的中心，中间品进出口占到相当高的比重。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贸发会议共同发布的“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WITS)数据，观察全球近200个经济体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间品在全部进口中占比平均达到21.7%。
按照工业体系完整度来看，目前中国以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8%，很多产业从无到有，并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中国的产量居全球第一。由于我国拥有当今世界全部工业门类和位居全球首位的制造业规模，再加上近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做后盾，只要强化产业链上中下游的有序协同，我国经济不仅具备自我抗压能力，还兼具化解各种风险、弥合经贸影响的战略纵深。庞大的生产规模、齐全的产业门类、大量中间产品的生产构成了中国在全球产业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尽管全球产业链在未来可能会发生某种形式的重组，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并不会那么快被替代。
中国各行业全球产业链参与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电子、电器、化学、金属、机械、交通运输等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参与度显著高于食品、纺织、皮革鞋类、木材、造纸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原因是中国产业机构优化与升级，参与模式已经由劳动密集型转为资本密集型，由依靠廉价劳动成本的简单制造和组装为主的模式，逐步升级到先进制造业模式。但是不可否认，加工贸易和外包仍然是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的主要方式，中国还处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中低端，在未来面临着在全球产业链中逐步过渡并稳固先进制造业和服务的地位，并最终升级到创新研发引领模式的重大任务，没有理由掉以轻心和骄傲自满。
二、全球产业链重组趋势
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和近来各种突发事件引起各国政府与企业界对产业链安全性的关注。疫情巨大冲击，加上逆全球化趋势，全球产业链调整和重构是大概率事件。全球产业链重组将在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展开，以前全球产业链的发展与布局主要基于效率考量，未来将会强调安全与效率兼顾。
在政府层面，一些国家已经并将继续出台重组产业链政策。以制药行业为例。美国依赖印度的仿制药，而印度仿制药又依靠上游中国的原料药。在美国90%的处方药是由仿制药组成，因为仿制药价格比专利药低很多，其中超过1/3产自印度，而印度生产仿制药68%的原料药来自中国。由于规模经济，中国原料药比印度成本低30%，中国有7000家，印度只有1500家原料药企业。2020年3月，因为疫情印度原料药从中国进口同比减少40%，这导致美国国内仿制药开始出现短缺。3月21||印度政府启动建设3个医药产业园，准备投资13亿美元，在印度国内生产53种关键原料药。而美国政府也认为医药产业事关国计民生，要求把部分制药企业移回美国，力争终止对中国的依赖。再比如日本政府通过补贴方式鼓励关键制造业回迁日本等。
在企业层面，一些跨国公司基于“产业链安全、可控”的考虑，可能改“外包”为“内包”，把原先分包给外部、企业的业务重新收回跨国企业内部。这种“逆产品内分工”的倾向，其实就是从以前“纵向分拆”的“链主型治理”回归“一体化治理”模式。①它违背了经济学中的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原理，但能有效降低风险。跨国公司还可能追求供应链的多元化，以降低供应链过于集中于某国、某地区、某企业的风险。
①链主型治理模式是指存在主导企业，对产业链拥有较大的协调和控制杈力。一体化治理模式则是产品内分工在企业内部进行，整个产业链位于跨国公司内部，跨国中间品贸易属于公司内部贸易。
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的调整表明，全球产业链将会朝着内向化、区域化、多元化方向发展。纵向分工链条可能会收缩;横向分工史向邻近国家和区域集聚。
产业链内向化会损害效率。为了平衡经济安全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可以建立专业化的产业集群，把生产工序交给集群中的企业来做，从而使产品内分工集中在一定空间或区域进行。特斯拉在上海临港设立总装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上海特斯拉总装厂的主要零部件供应商大多分布在长三角区域，可以就近采购就近生产，同时又立足于巨大的中国市场。当上海特斯拉因为疫情停产，美国方面仍在生产；当美国特斯拉因为疫情停产时，上海已经复工复产。多元化、区域化、集群化使特斯拉在全球疫情下仍维持了骄人的业绩。
表1 全球产业链重组模式
内向化 | 区域化 | 多元化 | |
政府层面 | 通过命令和补贴引导关键产业和企业回迁 | 区域自贸协议，全球产业链收缩为区域产业链 | 内链、外链双链循环 |
（跨国）公司层面 | 外包改内包;纵向一体化 | 配套产业和企业区域化、集群化 | 多元化供应链，多重嵌入 |
表1从政府和企业层面，按照内向化、区域化、多元化二个趋势概括了全球产业链重组的基本模式。这样一些趋势总体而言对中国及企业是不利的，会导致若干（关键）产业迁离中国，同时影响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当前所谓“去中国化”“大脱钩”“新冷战”等言论和思潮甚嚣尘上，有可能加速产业重组和迁离，削弱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三、巩固中国全球分工体系地位的针对性策略
面对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重组的重大挑战，中国如果就此顺应“逆全球化”和“去中国化”趋势，主动或被动走上所谓“大脱钩”之路，加入贸易保护主义行列，回归内向型经济，会逆转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带来灾难性后果。就此意义上来说，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思路，既不是要回归内向化经济，也不意味着中国原先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模式和机制不要改变，而是要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相应修正原先实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发挥我国优势，通过提高内需、形成顺畅的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活力。
面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全球产业链可能出现的重组态势，中国政府与企业应该如何应对?作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枢纽，中国应如何参与和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重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是相应的对策必须是激励相容的，必须是多赢的，必须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
基本方向一: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互信，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提高“产业链粘性”。全球产业链的基础是互信，互信的增强有助于提升产业链的粘性“放管服改革”一方面要降低企业的成本，另一方面要为外资和民企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增强产业链粘性。目前中国关税总水平为7.5%，比不少发展中国家低。未来关税可以进一步下降以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同时推进投资自由化，加快实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等开放举措。
贸易便利化旨在减少跨境贸易的制度性和技术性壁垒，简化通关手续，缩短商品跨境流通时间，加速商品清关。总体而言，发达经济体贸易便利化显著好于发展中国家。新加坡贸易便利化程度居首位，英、美、日、德等发达经济体紧随其后。中国好于其他金砖四国，但是与美国、日本、德国差距较大。在市场准入、边境管理、交通通信设施、商业环境等分项指标上，中国进步明显，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例如世界银行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排名由上一年第78位提升到第46位，大幅度提升，但是仍有较大改善空间。中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的力度、深度和广度远远落后于货物贸易和制造业。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亟待提高。当前中国服务贸易存在诸多限制，壁垒繁多，不仅超过OECD国家，甚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
疫后中国必须坚定扩大开放，持续推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打造史具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这样，产业和产业链会选择留在或流入中国，迁离中国将不是明智的选择。
基本方向二:通过集群化发展，多重嵌入，上中下游配套，增强产业链“韧性”和“稳健性”。中国沿海地区企业采用“双重嵌入”模式嵌入全球产业链，即在嵌入地方性产业集群的基础上嵌入GVC。这样做优势明显:一可以形成集群内大量中小企业的生产和技术网络，发展精细供应链体系；二通过外溢效应，提高创新效率，营造创新环境。通过搭建产学研网络，以利于知识和信息的交流、学科交叉、产业融合;二可依托园区提供的生产性服务，深化产品和工艺升级；四通过将工厂放在当地工业园区，总部放在国内大城市的方式，对抗风险，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实现全球产业链、国内价值链和全球创新链等之间的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
基本方向三:通过进一步实施和强化“走出去”战略，嵌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区域化产业链。针对未来产业链区域化特征，企业可以采取“跟随战略”，到特定区域投资设厂和生产，强化与巩固同跨国公司的配套和外包关系。如《美墨加贸易协定》最新修订版规定，70%以上的钢铁和铝原料以及75%以上的汽车零部件必须来自北美。同时规定汽车零部件工人的时薪要高于16美元。为了应对这些规定，我国零部件生产企业可到美、加、墨等国投资，向北美转移部分产能，主动投资布局为其配套。
基本方向四：把世界经济恢复与新老基建相结合，构建以我为主的GVC。疫情对世界经济冲击是巨大的，不少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困境。中国应为这些国家经济恢复和发展提供各种有偿和无偿的援助。此时“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新的任务和重要合作机遇，在帮助他国发展新老基建的同时，将巩固和优化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基本方向五:签署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并加快与东盟、欧盟自贸协议谈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抗贸易保护主义、去中国化和大脱钩思潮，是历史关键时期的重大抉择。应该早日签署中日韩自贸协定，加快与东盟、欧盟自贸协议谈判，进一步密切与它们的经贸合作关系。中国和日韩、东盟经贸关系密切。中国与日、韩已经形成密切的垂直分工体系，而中国是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与美国、欧盟的贸易受疫情影响，但中国和东盟的贸易总额突破了1400亿美元，同比增长6.1%，东盟首次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欧盟作为世界经济二极中的一极，鉴于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应是我方极力团结的对象。但是自欧债危机以来，欧盟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效果不理想。中国在欧盟融资方面可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同时还可以加强经贸合作方式投入到欧盟复苏进程中。
基本方向六:密切沿海与内地经济联系，形成打通东中西部的国内产业链，实现内外链良性循环。随着我国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统一大市场的逐步形成，未来高水平开放将是基于中国内需的新型全球化模式。通过把全球产业链与国内价值链连接起来，使内循环也成为促进我国产业链集群成长的强大动力，其措施包括:一是引导和鼓励沿海产业和企业向内地投资和迁移；二是利用内需吸引全球先进生产要素;三是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使人口规模决定的超大市场潜在优势发挥出来。
基本方向七:提供创新激励、强化专利战略、密集研发投入，推动中国产业链集群升级。创新要依靠人才、技术、资金以及激励机制。想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企业，应该思考是否具备鼓励创新的环境、条件，是不是建立了相应的激励机制。中国越来越重视创新，地方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利好不断。但最为关键的研发成果产权问题并没有明确，也就是没有理顺研发最重要的激励机制，同时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和研发成果交易与转让平台。为什么硅谷会产生在斯坦福大学附近?这是因为斯坦福大学给了科技人员明确的产权可以支配处置，可以拿科研成果研发，进行利益分配，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上述七个方向针对全球产业链重组态势和挑战，分别从增强现有产业链粘性和韧性;配套跨国公司GVC区域化趋势;构建以我为主GVC；推进中日韩、中国与东盟、中国与欧盟自由贸易进程；内链外链互动循环;增强创新激励，推动产业链集群升级等角度提出了对策。这些对策各有侧重，形成互补关系，在逻辑上构成良性循环和正反馈的整体，有利于巩固和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四、巩固中国全球分工体系地位的基础性策略
世界上一些国家政府和政客为了摆脱国内政经矛盾，推卸责任，把矛头对准中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面对严峻和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在凭实力化解不利影响的同时，史要顺应历史潮流，占领道德高地，站在正义的一方，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为了史有效对冲“逆全球化”“去中国化”和“大脱钩”等负面冲击，最大限度发挥上述产业链层面对策的功效，巩固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可以配套实施以下基础性方略。
为了赢得国际社会信任，推动自由贸易，维护全球化进程和全球产业链的发展，中国可以率先实行“竞争中性”政策取向，率先降低关税，减少补贴，破除企业进入壁垒。特别是进口关税，可以考虑在短期内取消。2019年中国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15812亿元，同比下降3.7%；关税收入2889亿元，同比增长1.5%，出口退税16503亿元，同比增长3.7%。可以看出，关税收入占比其实已经非常小了，作用相当有限。跟当年取消农业税一样，取消关税负面影响很小，而正面效应巨大，向国际社会宣誓了中国维护自由贸易、呵护世界经济的决心和意志。
从全球产业链的角度，还为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提供了新思路。比如进口关税，如果对中间品征收进口关税，则提高了制成品的成本，损害其竞争力。如果对制成品征收进口关税，而这种制成品所用的中间品可能来自中国，这减少了对中国中间品的需求。补贴的效果正好反过来。如果对中间品出口进行补贴，则降低了外国制成品成本，增加了其竞争力。如果对制成品出口进行补贴，很可能间接补贴了外国中间品企业。上述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其实远离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效果相互抵消，不如干脆取消或大幅度降低，以取信于国际社会和国内外厂商，同时也不会影响财政收支。全球产业链视角下，非关税壁垒的效果如同进口关税一样，因此也可以大幅度降低直至取消。可以在各自贸区率先实行零壁垒，条件成熟后推广。
根据现实情况和复杂程度，上述竞争中性政策实施可以是渐进的:短期实行零关税，中期推行零补贴，长期实施零壁垒。
为了赢得国际社会认可，推动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以利于“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可以将竞争领域单纯的国有制企业(SOEs,State-ownedenterprises)改组为混合型的社会所有制(SOEs,Society-owne denterprises)。社会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生产资料属于全体劳动者，属于整个社会。社会所有制昭示着所有制的基本走向是所有权的社会化，这同生产不断社会化的客观要求相适应。社会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是机构法人所有制，这些机构法人包括但不限于全国社保基金、医保基金、失业保险基金、教育基金、自科社科基金、公共卫生基金等等。由它们代理全民管理、监督这些社会所有制企业，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社会所有制企业的利润充实这些基金，为全民服务。对竞争性国有企业进行这样改组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去外国从事投资、并购，不会被反对和歧视，因为国外大公司大企业，包括众多跨国公司都是各种机构法人持股。同时这样改组也充实了上述基金，真正为民所有，为民所用，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初心和使命。
人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目的，同时人力资本又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为推动人的发展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保证教育的充分性和公平性，应该尽快实行12年制义务教育，扶持中西部地区教育，加强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和高校建设。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不同，研究发现，全球产业链时代不仅发达国家低技能工人受损，发展中国家的低技能劳工同样受损。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工人替代了发达国家的低技术工人。加之科技进步、人工智能、自动化、机器人等兴起，预计低技能工人需求和收入会进一步下降。因此有必要加强教育和培训，大学毕业应该是基本要求。中西部地区教育长期落后，教育资源匮乏，需要加强。特别是高等教育，国家投资可以适当倾斜，在加强现有高校质量基础上，再多建几所高校，改变高等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东部大城市的局面。
五、结语
本文分析了全球产业链发展态势以及未来调整的趋势和方向，并提出了针对全球产业链重组的直接及配套基础性对策。虽然近年来“逆全球化”态势明显，但这不过是历史的插曲，是短期现象。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立足长远，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仍然是不可逆转的大势。在世界经济领头羊美国开始内向、实行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之际，释放善意，团结国际社会，维护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保持全球产业链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使命就落到了中国的肩上。无论未来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为了自身和全世界人民的福祉与利益，应该坚持并推进自由贸易，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支持和维护全球产业链的稳定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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