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大力振兴实体经济是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重大任务。这一任务较过去“引导社会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的提法，体现了最高决策层对恢复和壮大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总任务下，从三个方面强调了强化实体经济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一是要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二是要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三是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以上三点分别说明了实体经济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内容和应达到的水准、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方法。
提出大力振兴实体经济这一任务的主要背景涉及以下三方面。一是我国实体经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不断衰退，制造业内部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在结构上主要表现为传统产业部门如煤炭、钢材等产能严重过剩，而现代高新技术产业部门产能不足，依赖进口。二是虚拟经济严重泡沫化，以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为代表的“过火的”虚拟经济，严重挤压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生存发展空间，吸纳了主要的信贷资源、市场资源和物质资源，使实体经济盈利甚微。三是西方发达国家兴起再工业化的浪潮，资本回流至发达国家，同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制造业竞争加剧，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国际环境趋紧。
振兴实体经济虽然一直是决策层工作的重心，但是社会各界对于我国实体经济衰退的原因以及振兴实体经济的途径，在理论上缺少共识，在实践上缺乏有力度的一致性行动。2006年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达42%，此后虽然相对比重在波动中一路下滑，2012年不足40%，2015年下降到34.3%，但是制造业产出规模位居世界第一，2010年占世界总产出的比重就达19.8%，高于美国的19.4%，220余种工业产品产量都位居世界前列。①有学者认为，我国制造业占比已经超过发展阶段所应有的水平，历史上处于同等或更高发展水平的国家，制造业占比都比我国低，或者说，我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进入了所谓的“后工业化”时期，因此必然发生一定的衰退，去工业化也是必然趋势。在实践中，还有人认为，高度重视和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就是要加足马力、集中资源投资制造业，是要建设大工程、开展大项目。其实，不区分制造业产能结构性过剩和产能不足并存的现实，一味地追求增加制造业投资，只会加剧产能过剩，无法拉长真正的短板。如果不能清楚地认识这些问题，不能准确地判断政策取向，不仅难以完成振兴实体经济的任务，而且还会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竞争力的提升。
本文将从宏观上分析我国实体经济衰退的真实原因，从理论和实践各个方面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方法，重点探讨如何运用结构性政策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
一、重大结构性失衡:实体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为应对危机的冲击所推行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极大地加剧了产能过剩，使房地产泡沫进一步变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实体经济衰退的直接诱发因素。
近10年来，实体经济衰退的具体状况，可以从我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的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观察得到。②2015年上榜企业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0.49%，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如果按照2014年商业银行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3.3%计算，2015年有128家即近1/4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低于1年定期存款收益率。③2017我国制造业500强企业净资产利润率为8.51%，与上年相比上升了1.45个百分点。但从长期趋势看，其净资产利润率总体上呈现下降的态势，2017年上榜企业净资产利润率与2008年上榜企业相比，低近7个百分点。我国制造业在较长期发生衰退的直接原因，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长期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状态，无法引起逐利资本的投资兴趣，无法在长期中发展壮大。
在制造业企业绩效大面积滑坡的背景下，我国金融类企业的资产规模、利润却不断扩张。2014年20家银行营业收入合计占500强企业收入总额的8.1%，资产和净利润分别占比63.4%和52.2%。④这意味着仅20家银行利润便已超过剩余480家企业的利润总额。根据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我国进入世界500强的银行有10家，工建农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营业收入居全球银行前四名。2016年这10家银行利润达1738亿美元，占我国全部109家上榜企业利润总额的55%。金融业吸纳了制造业发展的主要资源，挤压制造业利润空间，由此形成金融业与制造业收益冰火两重天的格局。另外，自2000年以来，在高利润驱动下，房地产业投资额年平均增幅达20%以上，其中，2000—2013年平均增幅达24%，每年净增10万亿元人民币。⑤
根据上市公司数据，2011—2016年金融业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达12%，而同期的制造业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足9%。让制造业取得社会平均回报率，是提高其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前提条件。
实体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与制造业占比相对较高没有直接关系，也不是因为我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过程，进入了所谓的“后工业化”时期，所以要加速转型发展服务业。制造业占比高经济不一定会衰退，这二者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相对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或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我国制造业占比高，这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进行低端国际代工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在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中，它们纷纷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缺乏比较优势的加工、制造、装配、生产过程，我国作为承接制造业转移的世界工厂，制造业的比重自然相对高一些。对于我国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的判断，存在重大争议。这个判断偏向于数量标准，对工业的技术和质量体系考虑不足。有学者认为，我国工业发展规模大，但是层次偏低，缺乏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强。⑥我国制造业大量出口低端产品，进口高端产品，过度依赖国外技术。根据工业与信息化部的统计数据，目前我国第一大进口工业品是代表现代信息技术核心的集成电路，2015年进口芯片的外汇超过2100亿美元，2016年达2271亿美元，占工业品进口总额的19.3%，超过了石油进口所使用的外汇，成为单一产品进口量最大的用汇领域。⑦我国几乎可以生产所有的工业产品，但是从纺织业到集成电路产业，生产产品的高端设备几乎全部进口，而且在很多产品上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因此，我国的工业化是初步工业化，必须继续加大对高端设备的研发与制造的投入，建设高质量的现代工业体系。只有对核心技术的依赖降低到一定程度，自主掌握了大部分核心技术，才算完成了工业化。制造业升级是要进一步进入集成电路、汽车制造、飞机制造等西方工业的核心地带，而不是过早地进入所谓的“去工业化”阶段，更不能过早地形成金融、科技等现代服务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实体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投资少，而是经济结构存在重大失衡。一是实体经济供需结构的失衡。规模巨大的供给能力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市场需求，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多层次、高品质、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导致中低端产能严重过剩；二是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失衡。行政性垄断金融体系表现出的重大问题是资金“脱实向虚”，大量资金仅在金融体系内部自我循环，加大了金融风险，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日益严重。三是实体经济与房地产的失衡。由于金融工具创新不足和资本市场发展不顺利，房地产由以居住为主的耐用消费品，变异为居民理财的主要标的和工具，涌入房地产市场的巨额资金推动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推高了实体经济发展的机会成本。
上述这些结构性的扭曲，直接导致经济运行失灵、效率降低。实体经济供需失衡导致一般制造业投资越多，产能过剩越严重；实体经济与金融失衡使资本对投资制造业失去兴趣；实体经济与房地产失衡恶化了制造业的投资环境，直接或间接地拉高了“中国制造”的各种成本。这些问题显然无法通过增加投资规模来解决，而是需要扭转利益结构，给经济主体正确的价格信号，引导和调整资源配置。实体经济供需失衡需要促使资源通过竞争性市场机制，更多地流向现代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创新企业，掌握和运用好关键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化解产能过剩；实体经济与金融和房地产失衡需要破除金融部门的行政垄断，创新金融手段和工具，以更多优质资产供给来平抑“虚火上升”的虚拟经济，提高实体经济投资的回报率，增加投资吸引力。总之，要运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结构性政策”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此优化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增强其吸引力和竞争力。
二、纠偏重大结构性失衡的基本思路
一个需要立即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高速成长过程中伴随着重大的结构性失衡?毋庸讳言，重大结构性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仍处于转轨经济体制，对于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两方面的配合，还没有完全做到，或做得还不够好。⑧
改革开放多年来，我国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商品市场、货币市场等运行机制的问题，但是一直面临着加速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问题。深层次的要素市场尤其是广义的资本市场发展不足，必然导致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错配。当前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普遍性是指市场经济体制的共性是为利润而生产，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会产生生产过剩。这是一般规律，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消除的矛盾。结合我国的特殊情况看，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功能不完善，这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一是还没有真正形成企业资产市场，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存在着严重的软预算约束，难以彻底市场出清，决策的责任主体模糊、财务纪律松弛，当供给结构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结构时，它们并不能正常地退出市场，往往会变成各种消耗资源、不创造财富的僵尸企业；二是还没有真正形成功能完善的股票市场。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我国的股票市场因存在制度缺陷，财富增值功能较弱，不能给社会主体提供满意的金融资产，限制了股票市场在激励高科技企业发展和调节产业结构动态变化方面的巨大作用，还迫使全社会纷纷把原本用来居住的房地产作为资产增值工具和手段。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巨大的房地产库存和泡沫化的房地产市场。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政策的着力点和基本使命也有根本性的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要作出根本性的转变，要从追求投资规模和GDP增长速度，转向追求经济体系质量和经济系统的协同性，扭转经济结构重大失衡。如果经济政策不能实现这种转型，不仅无法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也无法实现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的协同发展，还会进一步引发经济结构的重大失衡。
例如，在国家贫困、人民收入低的发展阶段，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千方百计地增加居民收入，只有收入增加了，扣除基本消费之后，才能有较多的储蓄用于投资，才能提高生产能力和市场供给。因此过去生产能力的短缺，实质上也是资本短缺。此时，供给侧管理的政策取向，一是通过提升生产率来提高收入水平；二是要在收入水平既定的目标下，通过压低消费品价格扩大储蓄的比例，增强资本形成能力；三是提高投资能力，迅速增加和提升投资的比例和速度，提高生产能力和市场供应量，由此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缓解供给不足。现阶段，我国经济总量名列世界前茅，短缺经济的特征基本消失，出现“双过剩”，即一方面生产加工能力严重过剩，产出库存水平长期居于高位；另一方面社会可供投资理财的优质资产供给不足，过剩的资本没有出处，巨额资本追逐有限的优质资产，不断地推高资产价格，堆积资产泡沫。因此，这一阶段商品和资本的过剩，对应着日益严重的资产短缺，即“资产荒”。⑨此时，供给管理的核心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一是要由缓解劳动力过剩，千方百计地解决就业问题，转变为努力缓解产能过剩，解决企业开工不足的问题；二是要由解决商品和资本短缺问题，转变为解决商品和资本过剩问题，重点是寻找产品的销路和资本的投资机会；三是要缓解资产短缺问题，给日益增长的理财需求提供更多的优质金融资产。
在资本市场功能不完善的前提下，以资产价格迅速高企为主要特征的“资产荒”，对恶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是拉高了资产的价格，资金的机会成本随之提高，使原本盈利能力较弱的制造业进一步呈现融资难、融资贵的不良格局，使企业盈利水平持续下降；二是高企的房地产价格，严重挤占了居民正常的消费需求，抑制其他产业的需求，从而出现严重的内需不振和产能过剩；三是吸引了一大批做实业的企业家开始从事房地产开发和资产经营，放弃实体经济。由此可见，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和完善要素市场功能，以此缓解“资产荒”，其实质是缓解制造业的融资成本高问题，降低实体企业的成本，优化实体经济的经营环境，增加实体经济的吸引力。如果资产价格不断飙升的趋势不能通过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效应得到有效的抑制，在高杠杆利用的态势下，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就会上升。
扭转重大结构性失衡的基本思路，一是运用行政手段打压资产需求，如冻结资产交易，人为地抑制资产价格虚高，强制实现其与实体经济的均衡；二是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通过大力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提供更多更优的资产平抑市场需求和价格，缓解“资产荒”。从根本上看，前一种方法行政效率高，但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只能延缓矛盾的爆发时间；后一种方法顺应了虚拟经济发展的需求，能够形成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的良性循环，通过加快金融创新，完善资本市场，增加资产供给，提供更多的可投资的优质金融资产，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上市和融资，鼓励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可投资的实物资产。
以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来纠偏经济结构的重大失衡，是我们一再主张的政策取向。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虚拟经济的发展不是过火、过度，而是长期处于金融发展理论中所说的“金融抑制”状态。⑩我国资本的实物生产能力强，但由于金融创新不足，金融手段、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都严重发育不良，制度不够完善，导致金融资产的创造能力弱。在实体经济领域表现为产能严重过剩，竞争过度，价格不断被压低；在虚拟经济领域表现为金融资产长期供给不足，投资渠道单一，房地产资产被过多的货币所追逐，形成房地产市场的严重泡沫。尤其是在股票市场长期低迷、屡次大幅度波动的态势下，居民的这种理财选择行为，直接导致房地产投资过多过大，房地产价格飙升。因此简单地运用行政手段无法内在地、彻底地解决我国经济结构的重大失衡问题。
三、振兴实体经济的若干政策建议
在资产短缺的背景下，为了加强实体经济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壮大实体经济，中央最高决策层主张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这个龙头，重点在“破”“立”“降”三个字上做文章、下功夫。所谓破，就是要破除无效供给，处置“僵尸企业”，化解产能过剩；所谓立，就是要培育新动能，同时加强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所谓降，就是要降**度性交易成本，清理规范涉企收费，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负担，使其逐步恢复竞争力。但是，要使“破”“立”“降”三个方面的措施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围绕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来推动创新驱动，以此纠偏重大经济结构失衡。具体来看，至少有下列环节的政策设计要求: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一:股票市场融资功能与财富增值功能对称化改革。当前我国股票市场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重融资功能，轻财富增值功能。IPO数和融资金额经常全球排名第一，但是股指却经常全球“垫底”；一级市场“热得烫手”，二级市场“冷得发抖”。长此以往，吸收不到增量资金支持的股市呈现持续的低迷状态，反过来影响企业的上市和融资。振兴我国股市的基本目标，是要实现融资功能与财富增值功能的对称。具体来说，要把保障投资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此启动股市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如建立IPO与退市之间的挂钩制度，加大对有欺诈行为、侵犯投资者利益行为的上市公司的监管和惩罚力度，建立一套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办法。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二:房地产市场去投资功能。去投资功能不是不要资产的保值增值功能，而是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原则，突出显示其耐用消费品的功能。在股市的财产功能有所恢复的前提下，一部分投资房地产市场的资金便会自动流入，平稳地化解房地产泡沫的危险，实现软着陆。粗略估算，我国房地产市场沉淀的资金量达80万亿人民币，而股市每天的交易额只有3000多亿人民币，历史上最大的股票单日交易额也只有3万亿人民币。因此即便房地产市场5%的资金流入股市，也会使股市彻底地活跃起来。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三:在资本市场活跃度上升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政策鼓励上市公司之间相互兼并，化解产能过剩，提升企业集中度，清除低效率企业尤其是僵尸企业，提高企业对价格的控制能力。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所要达到的目标。但是这一目标在资本市场兼并功能不完善的条件下，只能通过行政手段一刀切地强制推行，容易伤害民营企业的效率。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四:以性质不同的金融市场扶持处于不同阶段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在不同的发展演化阶段需要不同金融市场的支持和扶植。在新技术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早期发展阶段，不适合投放商业银行的稳健货币资金，适合于投入风险资本。以优质的技术创新类资产为基础，通过金融部门的资产证券化，既可以利用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活动，让更多的科技型企业与资本市场一起成长，同时也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质量更高、收益更稳的可投资资产。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五:坚决打破要素市场的垄断，通过竞争机制降低实体经济企业发展成本。生产要素市场存在各种垄断是我国实体经济企业的投入成本长期居高的重要原因。以我国商业银行业为例，以产业组织理论中的结构、行为、绩效三个标准看，在进入方面长期存在非常高的行政障碍，具有行政垄断性质，同时也存在严重的市场垄断。银行业垄断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实体经济的利润。因此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商业银行，不应该成为反垄断的“法外之地”，这关系到实体经济的振兴、金融的长期稳定发展以及国民经济的长期健康有序发展。只有抓住反垄断这个“牛鼻子”，才能把银行业的改革引向深入，才能使金融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结语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新时代创新驱动国家的建设和居民财富保值增值的重任，很大一部分需要资本市场承担。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构成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要素市场。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不发达，科技创新活动就难以顺利进行，就不可能满足社会的理财需求，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这是一条走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道路。这条道路还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去探索。
注释：
①张岩:《中国制造vs美国制造》，《中国信息界(e制造)》2012年第2期。
②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强在哪里:资产规模扩张放缓》，《上海证券报》2017年9月14日。
③根据2016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传统行业中，企业衰退情况更为严重，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只有0.13%、4.65%、5.48%和9.24%，明显低于民营企业500强13.32%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④《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连续三年下降》，《经济参考报》2015年8月25日。
⑤王志乐:《中国银行利润超美国，最大IT公司利润不及美国同行1/4》，财富中文网，
http://www.fortunechina.com/fortune500/c/2017－07/20/content_287204.htm。
⑥苗圩:《全面实施中国制造2025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理论参考》2017年第4期。
⑦苗圩:《全面实施中国制造2025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理论参考》2017年第4期。
⑧杨英杰:《中国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与再平衡》，《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2期。
⑨刘志彪:《中国语境下供给侧结构改革:核心问题和重点任务》，《东南学术》2016年第4期。
⑩金中夏:《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的金融深化理论的贡献与不足》，《世界经济》198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