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教授的一项突出的学术贡献，是关于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费孝通教授经常深入基层，“到农村里、城镇里去观察，去思考”，追踪中国城乡改革开放与建设的实践，总结与概括各地富有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其中，他提出小城镇发展模式概念及其论述，不仅启发了无数理论工作者，而且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对于广大实际工作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已有的基础上做起，这是费孝通教授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他曾说:“从已有的基础上做起，然后由点及面，找典型、立模式，逐步勾画出比较全面的轮廓。”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教授调查的村子是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的开弦弓村，他称之为“江村”。江村调查是他已有的基础。
1981年，费孝通教授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接受赫胥黎奖章时，作了《三访江村》的学术报告。1982年初，他四访江村，我曾跟随他在江村与吴江县进行实地调查。从此，他将研究视野由村向镇延伸，从吴江县开始把小城镇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联合组成了小城镇调查组，与南京大学、上海大学等单位的社会学者一起，在他的指导下开展江苏小城镇调查。
1983年，他根据吴江调查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他说，小城镇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背井这两种方式，应该作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具体途径来进行研究。我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三大差别”，费孝通教授主张把它们和农民一起融合在小城镇里。
费孝通教授主张“做活人口这盘棋”，具体需要做两个棋眼:一是发展内地的小城镇这种人口蓄水库，一是疏散人口到地广人稀的边区开发资源。关于小城镇的“人口蓄水库”作用，费孝通教授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社队工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民转化为工人，县办和镇办工业的发展也招收了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这就是说现在已经有不少农民到小城镇里来了。据调查，这五六年来，小城镇的实际聚居人口与户口在册的人口相比，普遍增加了1/3。因此，人口普查所得的小城镇人口数与实际情形差得很远。这些农民工到了镇上与镇上工人一样干活，甚至那些条件差、最累、最重的活往往是由他们来承担，他们实际上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最新成员。”1984年，我曾根据费老的要求，带领学生在无锡县进行县城、乡镇、村集三级小城镇调查，发现该县小城镇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户籍人口的1/3。
关于向边区疏散人口的问题，费孝通教授指出，当前的边区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外流，另一方面却是手艺人滚滚而来。应当欢迎这些为当地居民服务的手艺人进来，设法使他们赚的钱留下来，投资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得对他们采取开放政策，让他们落户。我很赞成他的这一观点。西部大开发应通过“东人西进”、“中人西移”与加速城市化进程，以人流、人气带动资金流、物流与资源开发，繁荣边区与强固边防。
费孝通教授相信:“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渐接近整体的”。“这个方法我至今认为是有价值的，但是也已经看到它的不足。”他对这种方法的不足，曾作过以下阐述:“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雷德菲尔德教授也主张微型分析，但是他后来也感到研究一个文化较高的农民社区，应当注意到这个社区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与城镇的联系。这就对我过去的方法指出了不足之处了。对中国农村的调查不能限于农村，因为在经济上它是城乡网络的基础，离开了上层的结构就不容易看清它的面貌。在意识形态上，更受到经济文化中心洗练过用来维持一定时期的整个中国社会的观念体系所控制。这里存在着一个立体的上下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但是怎样在微型分析的基础上来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当时我并没有真正解决。”费孝通教授在小城镇研究中使用类型比较法时，努力克服这种方法的不足，而以敏锐与远大的眼光，从个别微观社区展望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
费孝通教授主张联系小城镇建设的实践，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小城镇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他非常重视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反映了他经世致用的拳拳报国之心。他说:“对于当前小城镇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一些大家在认识上比较一致的建议供决策机构参考，起到咨询作用。”
我曾多次跟随费孝通教授在江苏吴江、无锡、扬中等地调查，受到许多教益。费老九十大寿时，我曾发表了《费孝通小城镇研究方法与理论》一文。此后，费老仍不辞辛劳，继续进行实地调查。弘扬他始终注重实地调查的“求学之道”、“志在富民”与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