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温州民营企业的数量占全市企业总数的 98.8%；民营企业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分别占全市的90%和92%；民营企业的从业人员占全市职工总数的80%左右。著名农村经济专家杜润生曾经指出：“温州经济，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苏南地区实施“三外（外资、外贸、外经）齐上、以外养内”的战略，苏南的工业化模式开始发展成为“新苏南模式”。主要依靠内源性民间投资驱动的“温州模式”，也面临重大机遇与挑战。在产业方面，自主开发能力弱，以仿制为主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低层次竞争，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以小商品为主的产品结构，在世界强手面前显得软弱无力；投资主要集中在回收期较短、风险相对小的传统制造业，技术主要局限于低技术行业，造成了温州的产业结构水平总体较低；在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中，温州许多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面临市场萎缩的风险。在经营方面，分散的民营企业难以通过重组、兼并、合并以及股份制改造等形式迅速扩张；以血缘、亲缘为基础的家庭管理模式随着企业规模的壮大，弊端日益凸显；国际上针对温州产品的各种形式的贸易摩擦事件，有所加剧；一些民营企业生产假冒伪劣的商品等。这些局限性阻碍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温州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008年3月底，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温州制造，面临危机？”专题节目，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采访中表示：“温州共有30多万家中小企业，可能有20%左右的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况。”节目播出后，温州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温州有关部门迅速做出反应，着手开展2008年一季度全市行业发展情况调研。这次调研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以各重点乡镇为单位，倒闭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例，最高为12%，最低5%。2007年温州有超过20%的打火机企业没有销售记录。近年来，打火机行业企业数量以每年30%的速度递减，目前已从一年前的六百家左右锐减到现在的不到一百家。近几年来，从打火机到制鞋，大批传统行业的民营企业关闭转产或者转移，令人震撼。目前，温州市不少中小企业确实面临危机。
温州经济的发展是沿用原来的模式，还是推倒重来，又成为学界与媒体的争论焦点。其实，这两种方式都不可取。温州人传承重商勤奋的传统，敢想、敢闯，敢为天下先，在全国全球建立起广泛的地缘人脉网络，是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草根力量，拥有大量财富增长的故事。“温州模式”不是静止的，它正在发展中不断完善。
为了进一步增强民营经济的发展活力，温州提出了“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发展战略。重点引进先进技术，提高民营企业的成本优势，增加产品技术含量，增加产品的附加值，避免反倾销的发生。同时，引入先进的财务管理理念，民营企业开始从事以扩大企业规模为目的的融资活动。加大制度创新力度，促使民营企业由家族式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实现经营权和管理权分离。从而，打造了温州经济“内源拉动”和“外源拉动”相结合的“双引擎”发展机制，把温州区域经济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从打工卖货到当老板、从上外地挣钱到外地办企业、从家族工业到中外企业并存、从产业低端转向产业中高端，是“温州模式”的新发展与前景。
在温州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中小企业群。因此，不是要把本土的中小企业挤走，换成外国的大企业，而是要采取有效措施，把重点放在发展壮大本土企业上。政府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给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和产品升级的压力、动力和能力，规范与发展民间金融，活跃资本市场，使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有能力实现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继续发展和提高劳动密集的制造业，加快发展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产业，扶持有条件的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从而，创造“温州模式”新的活力。
三、珠江模式
“珠江模式”是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另一个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我国外向型经济起源于“珠江模式”，其内涵为是发挥紧靠港澳和与海外联系紧密的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大力引进外资企业，加快工业化进程。珠三角毗邻港澳，全区有华侨 250多万人，港澳同胞278万人。丰富的社会关系资源，为吸收外来资金、技术、设备与信息等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珠三角借助这一资源优势首先发展“三来一补”企业，香港工业快速扩散与转移到珠三角，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格局。香港的工业扩散到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企业不仅两头在外，而且可以说是主体也部分在外，利润主要部分也是要吸收到外在的中心里去的。
“珠江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外向型，依托香港等大都市的产业辐射、侨胞资金与世界市场发展起来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化纤布开始流行，靠近香港的南海方便进口，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都来买布料，就形成了纺织专业市场。80年代末，国内铝材需求旺盛，深圳人就近从香港进口，导致铝材专业市场的兴起。90年代初，全国出现基建热，南海的制陶业趁机得到大发展。东莞民营经济通过承接香港制造业的转移，为外商做产业配套，发展成为香港、深圳同广州之间的经济走廊。
“珠江模式”逐渐从农村经济模式不断向更广泛市场联系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拓展。广东先行一步的特殊优惠政策环境，使港澳资本连同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管理等，借两地落差形成的势能，大规模地向珠三角地区转移，并吸引外国资本进入珠三角。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三来一补”企业向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方向演变。一些外商购买厂房和土地的使用权，一些新来的外商干脆自己对土地和厂房进行投资，企业向独资方向发展；民营企业在原有土地、厂房投资的基础上增加新的投资，折成股份后吸引外商投资，将原“三来一补”企业改为合资企业。
近10多年来，香港产业第二次向以广东为主的周边地区转移，给珠三角农村地区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开始以“三来一补”企业，后来以“三资企业”为载体，珠三角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建设以电子信息产业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带，成绩显著。同时，“珠江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最近，在互联网上搜索“珠三角模式”，“珠三角制造困局”、“珠三角模式危机”等字眼频繁出现。这里所说的只是珠三角“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产业，而不是“珠三角模式”的全部。珠三角至少拥有四种以上的独特发展模式，分别为东莞模式、顺德模式、南海模式、深圳模式。
外界对珠三角模式的质疑，其实大多针对的是“东莞模式”——由东莞提供土地与建成的标准厂房；由四川、湖南等内地提供廉价劳动力；由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外科手术式植入、外资主导、原材料与市场两头在外，有人称之为“三外模式”。“南海模式”是本土生成型民营经济，由本地农民从贸易做起，赚到第一桶金以后，立即从贸易向工业制造领域进军，并逐步开展工业技术研发、提升其产业档次，提高市场竞争力。“顺德模式”在工业化初期，利用有农机工业和缫丝工业的基础，大办乡镇工业；90年代的改革使顺德转型为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地区。
深圳特区则走出了一条“贸工技模式”。20世纪 80年代中期，深圳特区开始由贸易转向大规模投资工业，90年代中期提出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计划，产业重心由工业向科技产业升级，原有的加工贸易业向关外地区迁移。近几年来，深圳开始第三次产业转型，在原有工业、高科技产业的基础上，产业重心开始向高端服务业转移，出现了一些民营创新科技企业群体。在深圳，90%以上的研发机构在企业、 90%以上的研发人才在企业、90%以上的专利在企业，形成了具有活力的自主创新方式。
“珠江模式”面临的新挑战，是产业发展规律的约束。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结构都会经历一个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向技术密集型发展转变的过程。后发地区接受落后产业转移的结果，既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又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困难与“阵痛”，也包括带来了劳工利益保护不足等社会代价。去年以来国际经济形势严峻，加剧了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珠三角产业的严峻程度，面临双“边缘化”和“两个难以为继”，即靠大量消耗资源换取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制造业在全球的分工格局中继续处于低端已经难以为继。产业转型的目标，是将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逐步迁走；加工贸易企业经营业务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转变；经营方式从OEM（贴牌加工）向ODM（委托设计生产）再到OBM（自由品牌营销）转变；经营路径从加工制造环节向营销服务环节转变；实现产品和产业升级，拥有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珠江模式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加工贸易出口额比重偏高。多数加工企业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原材料，为外方加工产品，再出口到海外，研发与销售环节掌握在外商手上，处于“微笑曲线”底部的民营（中小）企业只能从中赚取较少的加工费。大量民营企业挤在狭小的行业与加工制造低端，难以承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内部容易陷入恶性竞争的循环之中，对外则缺乏竞争力。
同时，在珠三角劳动力成本普涨的现实背景下，产业升级成为产业“突围”的必要路径。台湾投资企业受制于台湾当局关于技术转移的系列政策限制，一直不愿将产品研发内迁，在珠三角即使有少量研发部门，也是属于基础研发性质，而非产品研发。随着近年内地成本优势的减弱，将研发中心迁至内地靠近生产工厂，提升产品附加值，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美国利用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产品和新技术领域中的创新优势，处于国际分工的顶端，主要从事最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日本和西欧国家则发挥其在应用技术领域中的优势，主要从事一般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而目前广东的产业价值链大部分仍然主要位于产业价值链的底端，即最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因此，珠三角企业要想实现产品的高附加价值，就必须向上下游拓展，上游是从零部件、材料、设计到研发，下游是从销售、传播、网络到品牌，从而占据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加大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力度，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的品牌，提高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当前“珠江模式”创新的重要任务。可见，一个产业结构更加优化、产业价值链分工更加合理、经济发展方式更加科学的新“珠三角模式”，正在政府与民众的积极探索中诞生。
作者：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宋林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