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遗产》2009年第2期发表了诸葛忆兵的《宋初词坛萧条探因》，近期沈松勤教授又发表《词坛沉寂与南词北进——论宋初百年词坛的演进历程》[1]也对宋初词坛沉寂萧条的原因加以探讨，说明北宋初年词坛沉寂原因再一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宋初词坛沉寂的原因以及为何北宋词坛在建国七八十年之后才繁盛起来，是词史研究者都曾注意到并亦试图加以解释的问题，各种词史或文学史著作亦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所谓“宋初”指宋代建国(960)至仁宗朝的前期(大约为1030前后)，其下限如以作家为标志，则是指晏殊、柳永登上词坛。“北宋初期”时间跨度大约七十年，在两宋三百六十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约占近五分之一。诸葛忆兵据《全宋词》统计这一时段有作品留存的词人一共十一位，保留至今的词作共三十四首。与《全宋词》收录的二万余首作品相比，极不成比例。宋初词坛相当萧条沉寂，词人词作极少，这种局面相对于之后的繁盛兴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宋词的发展史上也显得十分特异，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自然会引起研究者的思考。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角度——宋初城市格局特别是北宋都城开封的城市格局的变化及其对词坛的影响来探讨这个问题。
文学作品的创作和传播都与社会生活环境密不可分，一种文体的产生和繁荣亦与社会生活环境相关联，这种联系在词体发展史上的表现尤为显著。词为音乐文学，是配合乐曲的歌词。与单纯书面文字的诗歌不同，词体在成熟之后相当一段时期主要靠歌妓的演唱实现传播，词体的兴盛与否，不仅在于填写歌词的作者，更依赖演唱歌曲的歌妓；也就是说，歌妓的生存状态以及她们演出的条件和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词体兴盛的基础。词体萌芽于隋朝初唐，成型于中唐，成熟于晚唐五代，然而真正繁盛起来则在宋代，故而，“一代之文学”的荣誉只能是两宋而不是唐五代。词体在宋初的沉寂以及在建国七十年之后的繁盛，与宋代城市的格局功能的特点有直接的关系；换言之，北宋城市(首都东京最为典型)格局功能的新变为歌妓的生存状态、演出的条件带来了极好的发展空间，进而为词体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成为词体创作、传播繁盛的重要原因。
一坊市制度损毁，新型城市面貌出现
考察北宋初期词坛萧条冷落的原因，可以从宋代坊市制度的破坏得到启发。北宋初期七八十年恰好是坊市制度由局部损毁到全面崩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都市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空间上看，城市坊市分置的格局慢慢发生了变化，沿街开店经商，商铺遍布全城，商业空间得到极大扩展；从时间上看，唐代以来实行的宵禁制度废弛，夜市出现，城市居民的夜生活丰富多彩，消费时间成倍增加，商业活动在时间上得以扩容；以上的变化给歌妓的生存和经营提供了空前的机会，歌妓队伍急速膨胀，歌词的创作随之繁盛。宋初词坛沉寂的局面成为历史，宋词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从中国古代城市演变史来看，宋代以前不论大都市或州县城镇，基本上皆实行坊市制度，即严格地将“坊”和“市”分离开来的制度。“坊”是居住区，“市”是商业贸易区。坊市分离，各有不同的功能。如唐代的都城长安城内有一百零八个坊，另独立设有东、西两市。洛阳城内有一百一十二坊，另有北、南、西三市。坊或市四周都有围墙，设有坊门和市门，朝廷任命专职门吏实行管理，管理官员称为坊正和坊佐等等。坊和市形成了城中之城的格局。这种大城套若干小城的城市设计所体现的理念，一是传统军事堡垒形态的余绪，乃出于安全的考虑，正如宋代朱熹所说：“唐宫殿制度正当甚好。官街皆用墙，居民在墙内，民出入处皆有坊门。”[2]二是与当时经济水平相适应，是城市经济不发达、商品流通不充分的体现。作为商业贸易区的市有诸多限制，如入市交易有固定的地点和时间的限制，唐朝景龙元年(707)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4]商品交易的市场只能设置在州、县所在的城市之中，不能设在小集镇和农村；设在大中城市之中的“市”之门有严格的开闭时间，市中的交易活动仅限于白天，日落闭市，交易活动停止。这样做出于管理的需要，便于控制尚不丰裕的货物商品流通。而都市之中的大街小巷两边皆为森严的坊墙，不许开设店铺，仅有交通功能，没有商业活动。
唐代确立的坊市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代时期各朝坊市制度一直被延续实行。北宋初期沿袭旧制，仍试图严格实行坊市制度，与唐代的长安、洛阳大致相同。都城开封也以坊市规划布局，据《宋会要》记载北宋开封城的旧城、新城以及新城之外共有一百三十六坊。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的丰富，交易的需要，原来设计封闭式的坊市结构逐渐被突破，城市内部布局发生了变化，商业店铺不再局限在“市”中，而是在大街小巷乃至桥头河岸广为布点，出现了街市、桥市，坊市不再以墙作为界限。坊、市的围墙拆除之后，带来了城市生活的一系列变化，工商业者和居民都可以自由选择他们的地点，商人可以在城内随处设置店肆，不仅在市民居住的胡同、小巷面街开设，甚至在御街通衢两侧也可以面临大街开设，“自大街至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每日侵晨，两街巷门，浮铺上行，百市买卖，热闹至饭前，市罢而收”[4]。商业经营场所由唐代集中的“市”，扩散至全城，居民购物消费更为方便，由此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繁荣。透过时空的间隔我们可以加以对比：唐代长安街道两边的森严的坊墙变成了宋代东京街上大小错落，装饰各异的商铺。从《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商店酒楼位置可见东京城市大街的情况：如“遇仙正店”的位置在曲院街街南：“至朱雀门街西过桥，即投西大街，谓之曲院街，街南遇仙正店，前有楼子，后有台，都人谓之‘台上’。”又如“清风楼酒店”位于龙津桥西：“龙津桥南西壁邓枢密宅，以南武学巷内曲子张宅、武成王庙。以南张家油饼、明节皇后宅。西去大街，曰大巷口。又西曰清风楼酒店，都人夏月多乘凉于此。”又如“白矾楼”位于“马行街东西两巷”：“白矾楼，后改为丰乐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初开数日，每先到者赏金旗，过一两夜，则已元夜，则每一瓦陇中皆置莲灯一盏。内西楼后来禁人登眺，以第一层下视禁中。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以上所说的“遇仙正店”、“清风楼酒店”、“白矾楼”等这些著名的商店酒楼，皆坐落在东京开封的大街两侧，完全没有市墙的阻隔。
北宋开封的都市格局制度从规整的坊市设置到坊市制度的废止恰恰经过了北宋初年的七十年左右的历程。北宋建国之后，朝廷多次颁发政令强调坊市的重要性，意在通过强化坊市制度以加强治安。然而由于商品增加，市场繁荣，流通需要的急速膨胀，坊市制度对城市商业的限制与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都市里破墙开店、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逐渐增多起来，这种打破坊墙市墙限制的举动拉开了新型城市模式的序幕。拆毁坊墙市墙开店经商不仅破坏了城市格局，造成治安隐患，并且难免要侵占道路，阻碍交通，这种现象当时被称为“侵街”，即侵占街道之谓。客观来看，“侵街”出于私利，在城市中建“违章建筑”，市容、治安和交通均会受到影响，自然会受到朝廷和官府的干预，市民私人利益与官府所代表的公众利益发生了冲突，必然招致官府的禁止乃至处罚。这种出自朝廷官府禁止“侵街”，以及巩固坊市制度的举措屡屡见诸文献，如：
开宝九年(976)“乙巳，宴从臣于会节园，还经通利坊，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5]。
至道元年(995)“诏张洎改撰京城内外坊名八十余，分定布列，始有雍洛之制”[6]。
真宗咸平五年(1002)“京城衢巷狭隘，诏右侍禁、
门祗候谢德权广之。……德权因条上衢巷广袤及禁鼓昏晓，皆复长安旧制。乃诏开封府街司约远近置籍立表，令民自今无复侵占”[7]。
大中祥符元年(1008)“始分置九厢及诸坊”[8]。
“侵街”与反“侵街”，实质是突破坊市制还是沿袭巩固坊市制。这种矛盾冲突在北宋初的七十年间乃至更长的时间反复较量。宋仁宗(1023-1063在位)登基之后，面对汹涌澎湃的商业潮流，朝廷无奈地承认城市的变化，允许市民商户临街开设邸店，实际上是默许坊市制的废弛。
北宋开封城坊市制度废弛的时间正是本文所讨论的“北宋初年”的下限。
据《宋史》记载：熙宁七年(1074)“司农寺乞废户长、坊正”[9]，废除坊正之职，说明作为行政管理单位的“坊”不存在了，坊的行政官员“坊正”自然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事实正是如此，坊墙拆毁，坊门洞开，里坊的封闭管理已经不再可能，坊正一职形同虚设，已经没有意义，最终正式撤销。从实际情形来看，城市行政单位的建立、完善、强化，逐渐变为弱化，再到名存实亡，最终予以正式取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熙宁七年由朝官提出正式废除“坊正”，说明此职早已荒弛，上推几十年正是“北宋初年”的下限。
街鼓制度(详下文)是坊市制度的一部分，街鼓制度也是在仁宗时期彻底废除的。写成于宋神宗熙宁三年至七年(1070-1074)的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述：“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街鼓是城市作息时间规定性的信号，是城门、坊门、市门开闭的号令。街鼓不闻，说明坊市制的时间规定不复存在。所谓“二纪”即二十四年，由神宗熙宁上溯近三十余年，时间与上文所说的“北宋初期”的下限大致相合。
还可以作为补充证明的是，元丰二年(1079)朝廷开始正式征收“侵街钱”[10]，表面看这是对破坏坊墙临街开店侵占街道的商户人家经济上的处罚，实际上是意味着朝廷对“侵街”现象的默许，实质上是对坊里制度解体的无可奈何接受。
应予说明的是，坊市制度的废弛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兴废交替不断变化的过程。词曲的兴盛也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本文所说的宋初时间段的下限也是一个大致标志点。事实上，在此之前一些地方坊市的破坏已经十分严重；在此之后不少坊市仍有顽固的保留。从制度上废止坊市已是在坊市功能实际上废弛多年之后了。
宋代城市的布局发生了变化，坊市制度被破坏，新兴城市制度建立。西方学者将这种变化称之为“革命性的变化”，美国学者施坚雅将宋代“城市制度革命”概括有五个特点，其中第三个特点是“坊市分隔制度消灭，而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规划，可以在城内和四邻各处进行买卖交易”[11]。城市坊市制度的破坏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的标志。中外学者称宋代出现的城市为近代型城市，或曰具有现代意义的都市。这种“城市制度革命”对于宋词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晚唐时期流行开来的词体是一种极具娱乐特性的新型音乐文学，是需要综合填词、演唱、市场诸种条件的艺术形式，具有很强的商品性质。词体只有在满足商品流通的条件下才能兴盛繁荣。经过北宋初年七十年的发展，以开封为代表的城市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词体繁荣的条件已经具备，宋初词坛沉寂的面貌开始改观。
二夜市出现，歌妓膨胀
坊市制度的废弛不仅开扩了商业活动的空间，还增加了商业经营和消费娱乐的时间。据唐代城市坊市制的管理制度，城门、坊门早晚都要定时开闭，长安、洛阳等坊门开闭以击鼓六百下为号，称为“街鼓”，日出天明时，首先承天门击鼓，随即街鼓响起，坊门开启，街上允许通行；日落傍晚时，承天门击鼓，街鼓继起，坊门关闭，街上断绝行人。宋人程大昌《雍录》卷三载：“市井邑屋各立坊巷，坊皆有垣有门，随昼夜鼓声以行启闭……启闭有时，盗窃可防也。”[12]正是这种唐代城市制度的描述。城门、坊门关闭之后，实行宵禁，街上禁止行人，违者即为“犯夜”，按《唐律》，犯夜笞二十[13]，可见宵禁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新唐书·温庭筠传》记载温“丐钱扬子院，夜醉，为逻卒击折其齿”，即是因为犯夜所致。在北宋初年的相当长时间内宵禁仍然实行，开封城内的夜晚也与唐代长安一样寂静。
然而，随着宋代东京坊市制的逐步废弛，坊墙纷纷破拆，坊门成了虚设，宵禁无法执行，逐利的商人将经营时间扩展到夜晚，夜市应运而生。《东京梦华录》专列《州桥夜市》一节：
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熝肉、干脯。王楼前獾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曹家从食。至朱雀门，旋煎羊、白肠、鲜脯、冻鱼头、姜豉
子、抹脏、红丝、批切羊头、辣脚子、姜辣萝卜。夏月麻腐鸡皮、麻饮细粉、素签沙糖、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儿、生淹水木瓜、药木瓜、鸡头穰沙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广芥瓜儿、咸菜、杏片、梅子姜、莴苣笋、芥辣瓜儿、细料馉饳儿、香糖果子、间道糖荔枝、越梅、
刀紫苏膏、金丝党梅、香枨元，皆用梅红匣儿盛贮。冬月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脍、煎夹子、猪脏之类，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
北宋开封城内的州桥就在直通皇宫的“御街”上，州桥夜市以经营饮食小吃为主，其食客游客也是普通市民百姓，可以说北宋开封的夜市是市民休闲娱乐消费的乐园。州桥夜市“直至三更”，宵禁已经荡然无存。开封城内还有更多的夜市通宵达旦营业，从时间上给服务业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宋史专家周宝珠教授指出：“东京的夜市在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为商品交换开创了新路子，增加了时间，扩大了交易量，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娱乐，改变了城市夜间的面貌，是东京城市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14]与唐代长安入夜之后的寂静、黑暗相比，宋代东京的夜晚华灯璀璨、人群熙攘、人声鼎沸。夜生活的繁荣是宋代都市新面貌的重要标志。
娱乐业的活动主要在夜间，北宋东京夜市的出现给娱乐业提供了蓬勃发展的空间。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四载：
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故永绝蚊蚋。上元五夜，马行南北几十里，夹道药肆，盖多国医，咸巨富，声伎非常，烧灯尤壮观。故诗人亦多道马行街灯火。
《东京梦华录》载：
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卷二)
御街东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亦妓馆。以南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盛。(卷二)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夜市的描述中多有妓女的身影。事实上无论是卖艺的或是卖身的妓女，其营业接客的时间多是在夜晚，这是消费者多利用夜晚休闲时间进行娱乐的缘故。北宋之前唐五代的城市，夜晚来临，坊市门关闭，宵禁实行，意味着妓女生意的消歇；北宋的开封，降临的夜幕同时又拉开了夜市帷幕，也点燃了妓女营业的烛火，夜晚的烛火更能映照妓女色艺，熙攘的游客带来滚滚的金钱。可以说夜生活是歌妓演艺的助燃剂。
在唐代，里坊制度还有划分行业、职业居住区的功能，也就是说，里坊中要求居住同行业、同职业或同类身份的人，娱乐业的歌妓自然也要集中居住，长安的妓女集中住在平康里，平康里正是长安的一个坊。孙棨《北里志》载：“诸妓皆居平康里”，“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唐代其他城市也有这样布局的特点，如成都的富春坊也是妓女聚集之地。妓女集中居住便于管理和治安，但集中居住则在空间上对妓女的经营有很大的限制，无法扩大布点，实际上限制了这种娱乐业的规模和发展。宋代初年的后期，情况完全不同了，由于没有坊墙的限制，妓女的居住地和营业场所的选择十分自由，从史料文献来看，宋代东京的歌妓不再集中居住，而是遍布全城各处，这样一来，无论营业场所的分布还是规模均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妓女的人数大为膨胀，舞榭歌楼遍布全城。试以《东京梦华录》的记载为例：
至朱雀门街西，过桥即投西大街，谓之曲院街，街南遇仙正店，前有楼子，后有台，都人谓之“台上”。……向西去皆妓馆舍，都人谓之“院街”。
出朱雀门东壁亦人家。东去大街麦秸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至保康门街。其御街东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亦妓馆。
出旧曹门朱家桥瓦子。下桥南斜街、北斜街，内有泰山庙，两街有妓馆。桥头人烟市井，不下州南。以东牛行街下马刘家药铺，看牛楼酒店，亦有妓馆，一直抵新城。自土市子南去铁屑楼酒店、皇建院街、得胜桥郑家油饼店，动二十余炉，直南抵太庙街高阳正店，夜市尤盛。土市北去乃马行街也，人烟浩闹。先至十字街，曰鹩儿市，向东曰东鸡儿巷，向西曰西鸡儿巷，皆妓馆所居。[15]
寺东门大街，皆是幞头、腰带、书籍、冠朵铺席，丁家素茶。寺南即录事巷妓馆。绣巷皆师姑绣作居住。北即小甜水巷，巷内南食店甚盛，妓馆亦多。向北李庆糟姜铺。直北出景灵宫东门前。又向北曲东税务街、高头街，姜行后巷，乃脂皮画曲妓馆。[16]
可见东京开封的妓馆遍及全城，无论是通衢大街还是幽曲小巷都有妓馆分布。随之而来妓女的人数也极为膨胀，竟达有数万之巨：“诸妓馆……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欲繁碎。”[17]北宋人陶穀亦描绘当时东京开封的烟花之所：“今京师鬻色户将及万计……遂成蜂窠巷陌，又不止烟月作坊也。”[18]陶穀是北宋初年人，当时东京开封的情形当是其亲历亲见，可信度甚高。从文献的记载来看，当时大型的酒楼有妓女数百人，如前引《东京梦华录》记载“任店……浓妆妓女数百”；小型妓馆也应有数人，以此推算，东京妓女的人数至少有数万人，甚至超过十万。
歌妓的数量与词曲创作有直接关系。歌妓数量的激增说明词曲表演的繁荣，词曲消费者、演唱者的增加就需要更多的词曲作品，尤其需要“新声”来满足市场，自然促进了词曲创作的繁荣。大量能够创作“新声”的词人应运而生，这些词人中有乐工歌妓，更有为词曲这种新的娱乐形式所吸引的文人。
三城市格局变化与词体的繁盛
晚唐五代至北宋，以燕乐为基础的词曲逐渐发展成熟起来。词曲“此种新音乐，曲调丰富，乐器繁多，旋律和节奏活泼而多变化，格调多姿多彩，既有中土韵味，亦兼容异域风情，更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它的许多曲调迥然有异于传统庙堂那种典重乃至沉闷的基调，而充溢着世俗性的欢快冶荡心音，因而赢得了朝野士庶各阶层众多接受者的普遍喜爱”[19]。与传统音乐文学的雅乐、清商乐所强调的教化、移风易俗的功能不同，新兴的燕乐词曲是世俗性的、娱乐性的，甚至是具有色情色彩的，是以迎合受众为主要特点的。可以说新型词曲就是一种特殊商品，就传播过程而言，词曲这种新型音乐文学与中土传统诗歌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如同一般商品一样在市场上流通。这种特殊商品受到消费者、生产者、营销者等各个环节的影响。就北宋时期词曲的消费情况来看，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词曲消费群体庞大。北宋的东京是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淳化二年(991)六月，宋太宗曾提到东京“居人百万”[20]。之后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宋史·地理志》载，东京开封的人口在北宋末年已达二十六万余户，按每户五口计，人口已达一百三十万以上。周宝珠先生在《宋代东京研究》中认为，汴京最盛时人口已达一百五十万左右，此外还要加上数量相当可观的外来临时旅客，生活在城市的人口十分庞大。除了京师开封之外，其他大都市也蓬勃发展，如杭州在北宋初年已有十万户、数十万市民人口，成都、扬州、长安、洛阳也是人口繁多的大城市。众多的城市居民构成庞大的消费群体，刺激着消费品的增加，词曲也与其他消费品一样得以迅速发展。五代之前在城市中词曲主要流传于“西园英哲”式的上层贵族的欣赏群体，北宋词曲开始走入普通市民之中，消费群体的无限膨胀意味着商品需求的无限膨胀。
第二，词曲的营销队伍庞大。词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要由歌妓演唱的，由歌妓的现场演出实现商品营销。从某种意义来说，歌妓的数量标志着营销的规模和这种娱乐行业的繁荣度；歌妓的生存环境又决定着歌妓的数量。宋代的妓女服务的内容主要有三项：才艺表演、陪酒助兴和皮肉营生，根据妓女的不同等级，三项服务中又有不同的侧重，或兼而有之。演唱艳曲是妓女主要的才艺表演形式。北宋的东京开封，妓女的人数可达数万，她们在各种酒店旅舍、歌榭舞台乃至大街小巷演唱词曲，已经没有任何以往因城市管理所造成的限制和束缚，只要有市场、有消费需要就蓬勃发展。歌妓一方面直接面对消费者，一方面又要从词作者那里获取(购买)新的、适应市场需要的作品填入曲中。可以说歌妓的繁盛必然带来词曲创作的繁盛。
第三，词曲演唱市场促进词人词作的繁荣。北宋时期，外来的音乐与中土音乐素材相结合，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燕乐”系统，曲调词牌丰富多样，为歌词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曲调虽然好听，但是陈辞旧语难以长期吸引消费者。词曲的消费市场和演唱者歌妓的群体都需要“新词”创作来满足，于是那些善于填写“新词”的各个阶层词作者应运而生，乘势而起，如柳永“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21]。像柳永这样的一大批词人，兼具文人才能和市场眼光，他们在文化修养上远高于民间的乐工歌妓，又较一般文人更熟悉曲调声情，他们的作品更适应都市消费者的口味。正是由于他们投入到词曲创作(或曰商品制造)的热潮之中，歌词的创作开始繁荣起来。
生活在北宋初年东京的柳永是当时城市生活的亲历者，这位“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22]的词人笔下生动展现了当时东京的夜间娱乐繁荣景象，其《看花回》词写道：
玉墄金阶舞舜干。朝野多欢。九衢三市风光丽，正万家、急管繁弦。凤楼临绮陌，嘉气非烟。
雅俗熙熙物态妍。忍负芳年。笑筵歌席连昏昼，任旗亭、斗酒十千。赏心何处好，惟有尊前。
这首词极写开封的繁华，灯红酒绿，流光溢彩，欢歌笑语。同时这首词将北宋开封酒店歌楼妓馆经营布局和时间作了最好的说明：“九衢三市”，可见遍布大街小巷，非集中设置；“凤楼临绮陌”，乃坊墙拆除之后临街开设的景象；“笑筵歌席连昏昼”，通宵达旦，夜晚的经营更为繁盛，不再有时间限制；“正万家、急管繁弦”，遍布全城，举目皆是。可以想见，北宋东京的新型城市面貌给歌妓提供了多么广阔的舞台，同时也为像柳永这样的词人提供了充分展示才能的机会。事实上，像柳永这样的词人只能产生于新的城市面貌的背景下，而不可能在唐五代及宋初坊市制度约束的城市格局中产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柳永的出现标志着宋初词坛沉寂状况的终结。
宋初七八十年，城市繁荣扩张，人口激增，城市格局功能产生了新变。仅就与词体发展相关的社会环境考察，商业的繁荣为娱乐业的勃兴提供了条件，酒楼妓馆遍布全城，歌妓于此展示才艺，消费者在此听歌赏艳。消费需求不仅促进了歌妓人数的膨胀，也带来了消费品之一的歌词需求的膨胀，词体正是在这种需求膨胀之中繁盛起来。宋初的词坛由于旧的城市格局而沉寂，又由于新的城市面貌而走向繁盛。
注释：
[1]参见陈水云、潘碧云主编《2012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唐宋卷)》，马来西亚大学2012年版，第360—375页。
[2]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83页。
[3]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581页。
[4]吴自牧《梦粱录》，《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14页。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70页。
[6]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324页。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114页。
[8]高承《事物纪原》卷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8页。
[9]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307页。
[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七，第7234页。
[11]参阅[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页。
[12]程大昌《雍录》，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3页。
[13]长孙无忌《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9页。
[14]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7页。
[15]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2、59、70页。
[16]《东京梦华录注》卷三，第102页。
[17]《东京梦华录注》卷五，第131页。
[18]陶穀《清异录》，朱易安、傅璇琮主编《全宋笔记》第一编，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册，第22页。
[19]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2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716页。
[21]叶梦得《避暑录话》，《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9页。
[22]黄裳《书乐章集后》，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03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