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推进供给侧改革进程中,应积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运用好财政政策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结合对供给侧改革的分析,论述江苏运用财政政策支持供给侧改革的有效途径与政策选择。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财政政策；江苏
【中图分类号】F127；F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31X(2016)02-0001-04
2015年,中央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我国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是在国内经济已进入“新常态”而国际经济也进入“新变化”的特定背景下提出的,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主要动力和突破口。
一､供给侧改革的背景及相关理论
(一)供给侧改革的背景及政策含义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而经济风险上升。这些问题是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的问题,而不是周期性的问题。国民经济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的可能性很小,需要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要实现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增长,实践证明通过需求侧发力效果不理想,从而应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理论思考到操作实践､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措施,都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了全面阐述和部署。
与需求侧发力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提高供给质量。通过推进改革来促进结构调整,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避免要素的扭曲配置,从而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从根本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实行需求紧缩,不是搞新的计划经济,而是通过改革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二)供给侧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
要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必须通过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提高潜在增长率,这也是改善供给侧的主要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三十多年的可持续增长,这主要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开放初期,政府通过资本､土地､矿产､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来解决温饱问题,所采用的几乎都是供给性政策。世纪之交,我国供给侧､需求侧共同发力,摆脱了经济短缺的困境,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重化工业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2008年,为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将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放在总需求管理上,政府推出了“四万亿元刺激计划”和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我国经济重回高增长的轨道,但潜在增长水平开始下降。2012年,经济增速放缓,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生产要素的投入不足以维持经济高增长,其主要原因是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没有得到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没有相应地提高,仅依靠扩大需求而不改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经济增长仍将下滑。这客观上要求用供给管理政策来代替需求管理政策。
供给侧管理认为,市场具有自动调节的能力,能使实际产出回归潜在产出,不需要通过“刺激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是提高生产能力即提高潜在产出水平,其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管理的主要政策手段包括:简政放权､放松行业管制,推进金融改革､国企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本质上都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1]。改善供给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改革,通过不断完善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实现经济结构的改善和经济效率的提高,这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推动改革､共同实现改变。
(三)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
2016年,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即有效减少产业过剩产能和房地产库存､有效降低实体经济运营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提高经济体系的有效供给能力､降低财政金融风险。必须大力推进行政制度改革,减少行政审批环节,才能有效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必须大力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才能有效减轻企业税费负担､降低融资成本；必须大力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才能扩大有效投资,解决资金来源和投向的问题。各项改革要协调推进,就必须进行顶层设计创新。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提高企业的效率和活力,其中,税收结构调整是最为重要的改革举措。税收结构调整的方向是加快形成直接税､间接税共同发展的体制,把居民的纳税如个人所得税､不动产税等与社会保障体系支出相关联,降低企业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
二､供给侧改革中财政政策运行的机理与路径
有效的财政政策能够根据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优化生产力,通过集中分配财政收入来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同与融合,能够起到乘数效应。
(一)财政政策调控经济运行的一般性机理
1.熨平经济周期,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众所周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市场的自发性会导致供给与需求的失衡和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财政政策可以积极介入,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熨平经济周期。在经济过热时,总需求增加,物价上涨,此时以减少政府支出､增加税收为手段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可以减少总需求,稳定经济运行；在经济下行时,以增加政府支出､减少税收为手段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提高有效需求,稳定经济运行。相比较而言,增加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大,扩张力强,短期作用明显,但是可能会干预性较深,导致下一轮经济周期性波动提前到来；而税负调整具有时滞性,干预性较弱,能够引导市场进行深层的自我的调整。
2.缓解结构矛盾,促进结构优化。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其可针对经济运行长期存在的深层结构性矛盾,通过差异化､导向性的政策,进行经济结构的深层调整与优化。在产业结构方面,财政可以通过资金支持､降低税负､改革税制等手段推进产业技术的创新,推进科技成果的不断转化,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在消费与收入分配方面,财政可以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重；可以通过改革流转税和消费税,激发有效消费,抑制奢侈消费从而优化消费结构。在民生方面,财政可以通过设置有效的转移支付､确立合理的税收分享比例来平衡区域的经济实力,从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
3.提供公共产品,促进社会公平。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市场失灵,不公平的起点也必然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财税政策是市场竞争下调整不公平的起点和终点,塑造公平､公正､有序分配结构的有效手段。在支出方面,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在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交通､社会保障､文化等方面为百姓提供均等服务,保证其参与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在收入方面,税收制度在市场竞争形成初次分配秩序后进行再次分配,为财政支出筹措资金,对接起点公平。
(二)财政政策支持供给侧改革的路径
从1998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到2008年“四万亿元刺激计划”,财政政策已成为政府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工具。一般而言,人们倾向于将财政政策纳入总需求管理的范畴,但是纵观我国1998年以来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共同特点是:生产性财政投资支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财政资金主要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并且能够对总供给产生影响。因此,此次供给侧改革应“三去一降一补”。
1.通过政府投资信号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由于财政政策通过调节总需求所发挥的作用在不同情况下相对稳定,所以政府的生产性支出越大,其从总供给侧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就越明显。因此,政府投资必须集中投向对经济有显著正面影响的领域,不能投向已经出现产能过剩或者对经济无明显积极效应的领域,否则在加剧产业产能过剩的同时,会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
同时,财政政策会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广度､深度与力度产生影响。首先,政府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目标需要发出结构调整信号；其次,政府将这个信号传递给市场微观主体———企业；再次,企业改变自身经营方向､要素投入､生产计划等,优化投资行为与生产决策；最后,政府确认并兑现其对微观市场主体的承诺,促使产业间以及产业内部结构不断调整,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这样可以促进“僵尸企业”退出；支持有发展潜力的传统企业在技术､资金､管理､生产流程等方面升级改造,优化供给侧的存量；引导附加值､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向中高端攀升,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全面提高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扩大供给侧的增量。
2.通过结构性减税降低企业创业负担。“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2]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应放在中小企业上,一方面做“加法”,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以公共创新创业平台为支撑的公共载体,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市场开发难等问题；另一方面做“减法”,通过结构性减税,放权让利,增加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3.通过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弥补民生短板。政府以社会和市场经济管理者的身份代表全体国民管理国家财产,将取得的国民收入用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以保障国家安全运转,实现经济社会的同步发展。而发展是动态的,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同时,社会问题也会浮出水面,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和救济不充分等,以公共物品的短缺为显著特征的“新短缺时代”来临。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公共需要相对应的公共服务供给的短缺,尤其是日益扩大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衡状态和差距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瓶颈[3]。
公平公正的分配结构是此次供给侧改革能够有效推进的有力保障,同时也是此次供给侧改革的目标､目的以及价值归宿。财政政策通过完善政策､加大保障力度提高供给水平；通过调控政策,实现收入再分配,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面深化提供满意的分配基础以及坚实的底线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