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2025”涵盖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等10大重点领域，明确了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发展战略，主线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主攻方向是智能制造，实质是从资源驱动变为信息驱动。
不过，未来10年中国制造业发展，还存在着多方面的瓶颈约束：
一是外部市场环境和需求条件持续恶化。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都相继提出将制造业回归本土提升为国家战略，这对中国制造业需求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替代和挤出，导致中国制造业出口严重下滑。同时，由于支撑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土地要素和人员工资的大幅上涨，外商在华投资规模也呈持续下滑态势。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经受着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低端制造业向低成本国家转移的双重挤压。随着传统制造业加工和组装基地以及外资企业代工厂陆续迁移到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和地区，不少地方面临着制造业空心化危机。
二是本土制造技术碎片化现象日益严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虽然承接了发达国家和地区跨国公司转移过来的加工和组装业务，但当初所设想的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制造技术的效果并不明显。在这种“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大背景之下，本土企业虽然参与了跨国公司提供的一些配套业务，但并未真正获得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先进的、核心的技术，并且加工贸易出口的承担主体仍然是外资企业，甚至在一些核心零部件制造环节还出现了技术的逆向外溢现象。伴随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撤离以及加工制造业基地的外迁，一些制造业集聚程度原本比较高的地区，一方面存量制造业务在流失，另一方面新的产业业态和制造业技术光谱尚未形成，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业断档和技术碎片化现象。
三是制造业的资本泡沫化程度愈演愈烈。在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一些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企业虽然经营利润相当微薄，但为中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遗憾的是，很多制造业企业在房地产行业高利润诱惑下，竞相将自身的利润、销售收入甚至银行贷款投向了房地产业，而对企业后续的研发创新、质量提升、品牌创建等核心环节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比如今年以来，一方面房价在疯狂上涨，另一方面钢材价格回落到1998年前后的水平。随着产业资本不断流出制造业部门进入虚拟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领域，导致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持续退化和经济结构、产业体系的严重失衡。
四是产业空间布局不均衡程度在不断加剧。改革开放以来，在“外资牵引”和“老板进城”联合主导的代工模式下，中国产业空间布局存在着东部产业过度集聚、中西部产业结构和产业体系日渐衰落的现象。长期以来，不仅跨国公司获得的利润大多流回到了母国，甚至给外资代工的本土企业的利润也通过变相的渠道流到了海外。发达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之间，不仅没有很好的充当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转换器角色，没有履行好产业向中西部有序转移的二传手功能，甚至却成了大量虹吸中西部廉价资源和要素，再将财富和人才持续向海外输送的传送带。这样不仅加大了破解“胡焕庸线”难题的压力，也不利于应对日益动荡的西太平洋周边形势的变化。
针对上述瓶颈约束，未来中国制造业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关键环节进行突破：
第一，编织中国制造业光谱，培育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基因。一是要学习和借鉴日本“不与新兴国家比体力”、“以活性化为目标的人才开国”的经验做法，将注意力集中到智慧制造的比拼上；二是要学习美国制造技术互换性原理，以发展“共性技术”为抓手，大力提高技术效率，形成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谱系，避免制造技术碎片化；三是学习德国设备制造、汽车工业和能源工业的经验，将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高度集成于“智能工厂”和“智能生产”，利用物联技术编织中国制造业品牌光谱、培育中国制造业产业基因。
第二，统筹要素的协同作用，培育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公地。要充分学习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管理经验，将资源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制造业投入要素的质量和价格的获取与控制能力。一是学习德国经验，发挥国家大学系统的科学家对本国基础工业技术创新的核心作用；二是学习日本经验，强化装备制造的企业组织、跨企业协作以及成本精细化管理；三是学习美国经验，加大风险投资对信息技术、计算机科学、生物制药等基础领域的金融支持。在未来10年中国制造业发展中，要科学统筹资源、资金、人才、技术、市场和制度的协同作用，利用平台技术和整成技术，塑造W型价值链，培育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公地。
第三，抓住国企分类改革契机，利用资本市场纽带引导企业合理布局。中国制造业领先能力的源泉，不仅源自于企业本地化的根植性，还源自于企业能否通过自我投资和自我学习成功塑造结构、技术和市场的“钱德勒三重基准”。要依据产业领先能力在企业、部门和国家层面的差异化定位，实行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灵活布局。通过对产业层面施加影响，制定产业政策，并以重大项目工程和平台建设为抓手塑造部门和地区支持系统。
第四，要根据行业属性和技术生命周期，灵活采取共性的产业扶持政策，真正做到对国产化装备的“首购首用”。以机械制造行业为例，二战后美国先于西欧和日本采用规模化生产技术，为美国厂商主导的机床业提供了庞大的国内市场。后来，数控技术的出现，又为机床的设计提供了技术突破口。同时，美国和日本国内市场对机床需求的差异，又迫使日本机床厂商开始设计并销售低成本的电脑数控机床。而伴随着市场细分的逐步扩大，日本厂商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得以维持。同样，在化学和生物医药行业，美国企业在国内廉价而丰富的石油以及有机化学产品市场需求迅速壮大的支撑下，着手开发石化产品和加工工艺。美国企业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美国大学对开发石油的共性技术发挥的关键作用，美国制药企业领先能力的提升主要是得益于美国政府的大量投资，而美国在电子信息和计算机科学上的优势，则是得益于美国国防部的采购和研发计划，包括国防基金和风投基金的支持以及美国国内大规模商用大型计算机市场的强大采购。
第五，要善于发现和捕捉产业演化过程中主导技术的突破点和间断点，灵活选择部门政策和通用政策。比如，在机床产业，数控技术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间断点；在化工产业，作为基础投入品的石油的开采是一个间断点；在制药产业，抗生素的发明是一个间断点，而生物技术的出现是一个更明显的技术间断点；半导体产业，集成电路和微处理器的出现，是技术的间断点。当然，技术间断点的出现是一个复杂而又多变的问题，没有一种模式能适合所有的产业，现实中很难预先设定，需要通过共享全球关键技术和要素流动获得战略机遇，政府部门需要灵活的运用部门政策和通用政策，激活本土企业沉睡的创新基因。
（注：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战略区域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4ZDA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