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基于江苏投入产出表，对全国及长三角的贸易一体化和生产非一体化程度进行测量。通过对贸易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的研究，试图对跨国公司国际制造业垂直分离背景下我国企业参与国际代工的现状、问题做出解析。
一、理论假说
1.相关的理论文献
目前，关于生产非一体化的理论研究还很不成熟，但主要可以运用亚当·斯密的市场规模理论、马歇尔的要素共享理论、科斯和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理论，以及斯蒂格勒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等进行解释。其中，前三种理论都可以纳入市场规模理论范畴，交易费用理论则起源于科斯对企业边界的论述，后来威廉姆森利用资产专用性、格鲁斯曼和哈特利用不完全契约理论和控制权理论加以拓展，最后Grossman和Helpman(2002)进行了综合。分析方法上，市场规模理论采用了非合作博弈方法，交易费用理论采用了合作博弈方法。虽然两者都强调生产非一体化使得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但尚缺乏实证方面的支持。生产非一体化缺乏实证方面研究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数据的不可得，另外，还由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生产的组织方式相对稳定。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提高了贸易一体化进程，降低了交易费用，促进了企业生产非一体化，也为生产非一体化及其效应的实证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当然，研究生产非一体化，必须联系贸易一体化。贸易一体化包含国内贸易一体化和国际贸易一体化两个方面，本文主要考虑国际贸易一体化因素。当前，国际贸易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来源于跨国公司的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并且国际贸易一体化与国际投资一体化理论有融合的趋势。通常，跨国公司的活动，可以分为总部活动和实际生产活动两个部分。由于跨国公司拥有和使用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使得企业价值增值活动的不同生产阶段可以分布在不同的区位来进行，不同的国家也可以进行完全相同的生产活动。因此，跨国公司能够从地理上将生产阶段在空间上分割开来，不仅使得商品能够跨越国界，而且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结果，中间品贸易在跨国采购中被多次重复计算，国际贸易量不断地被放大。
2.主要的命题假说
关于贸易一体化和生产非一体化之间的关系，可以从技术和市场两个方面来说明。技术方面，企业究竟采取哪种组织形式，主要取决于产业本身的技术特点和工艺的可分性。如果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之间，技术工艺或者所使用的机器设备具有较强的不可分割性，必须将各个阶段的生产环节集中在一个企业内进行，企业采取一体化生产方式；如果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具有一定的可分性，各个环节的生产能够由不同的企业分别来承担，则企业采取非一体化生产方式。
当然，技术可分性只是生产非一体化的必要条件之一，经济学研究主要侧重市场因素的分析。
第一，根据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生产非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与贸易一体化程度直接相关，就是说，当国际分工细化到产品内分工时，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出于提升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思考，往往仅保留产品研发和营销等一些核心业务，而将非核心的产品生产和工序外包出去。根据中间投入品贸易与国际垂直跨国公司生产布点模型，中国不仅产品市场需求容量巨大，而且低成本劳动力资源丰富，客观上为跨国公司将最终产品的生产和装配业务放到中国创造了条件(Zhang & Msrkusen，1999)。跨国公司在我国生产的任何最终产品在产品生产地都要被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被运回跨国公司的母国市场，另一部分则留在我国当地销售。这就使得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能够直接参与跨国公司的国际垂直分工，从事加工贸易。而在加工贸易中，中间品贸易是中间投入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了商品贸易的很大份额，而且中间品贸易被重复计算的次数越多，贸易一体化指数被放大的效应也越明显。中间品贸易越多，意味着企业(在我国，目前主要是外资企业)利用进口投入，从事加工装配或代工活动也越频繁，生产非一体化程度也就越高。则有：
假说1：生产非一体化与贸易一体化相互促进，彼此正相关。
第二，贸易一体化除直接影响生产非一体化外，还会通过资本化程度间接影响生产非一体化。因为在进出口贸易中，进口中间品可以用于消费品生产和投资品生产，其中投资品在产业链中产业关联度高，产业拉动效应大，在投入产出表中要经过多次循环流转，循环积累效应明显，而消费品产业关联度较低，在投人产出表中的循环积累效应不明显。例如，食品制造、纺织服装等行业的进口投入，除了用于固定资产更新外，更多的是用于消费品生产，相对而言，化学工业和机械电子工业的进口投入更多的是用于资本化投资。长三角地区多年来投资品的进出品贸易在商品总进出口贸易中的比例在不断上升，投入产出的循环积累效应不断地被放大，成为推动长三角生产非一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有：
假说2：贸易一体化从而生产非一体化与资本化程度正相关。
第三，贸易一体化通过行业外向度的间接作用，也会影响生产非一体化。行业外向度与贸易一体化分别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商品的进出口情况，前者主要反映商品出口交货值在工业销售产值和工业增加值中的构成情况，后者主要反映进口中间投入在总产出中的构成情况；前者侧重于产出，后者连接了投入和产出，二者共同反映了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生产非一体化两头在外的情况。行业外向度越高，表明商品出口中商品价值增值的比例越高，生产非一体化程度越高。因此，行业外向度通过贸易一体化的间接传导，也会影响生产非一体化。则有：
假说3：贸易一体化从而生产非一体化与行业外向度正相关。
第四，生产非一体化还要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在封闭经济中，交易费用的计量，可以用市场化指数来替代(樊纲，王小鲁，2003)。但在开放经济中，交易费用的计量，还要考虑关税、政策效应、贸易摩擦、反倾销费用等。例如，中国是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产品的出口大国，一些低成本的纺织服装和机电产品出口，屡次遭到国外的**和反倾销的起诉。因此，贸易摩擦成本及反倾销诉讼费用等，应当是计量交易费用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通常，对外贸易的壁垒越高，交易费用越大，贸易一体化程度越低，从而生产非一体化程度也越低。则有：
假说4：贸易一体化从而生产非一体化与交易费用负相关。
影响生产非一体化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主要是研究贸易一体化和生产非一体化的互动效应。
二、变量度量及统计描述
1.贸易一体化和生产非一体化指标的度量
在开放经济当中，衡量贸易一体化程度或贸易竞争指数的通行指标是对外贸易依存度，即(EX+IM／GDP)。但它有一定的局限，应对其加以扩展。采用贸易竞争指数(NX)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也可以反映贸易竞争程度。贸易竞争指数(NX)也称净出口竞争指数，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某种产品的净出口额或贸易差额在该类产品中所占的比重，即NXi=(Ei-Ii)／(Ei+Ii)；RCA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某种产品出口额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样本中该类产品出口额占样本出口份额的比值，即RCA=(Eij-Eit)／(Euj-Eut)。NXi和RCA越大，出口竞争力越强。这里，E表示出口，I表示进口。本文我们用ITI代表贸易一体化指数，并定义为进口投入与本国地区间流入的比值。
对生产非一体化程度的测量，我们主要借鉴测度垂直一体化和垂直专业化指数的价值增值法(VAS)和投入产出表法(1-0)(刘志彪等，2001)。虽然VAS法存在易受产业链的不同阶段和最终产品相对价格影响的缺陷，而且这种方法较为粗糙，但由于该法数据容易获取，也便于实证，因此，其运用还是相当广泛的。本文我们将生产非一体化(VD)定义为进口中间使用相对于销售收入或总产出的比值，而销售收入是中间投入与价值增值之和。因此，生产非一体化程度就等于1减去价值增值与销售收入的比值，即：
式中，M代表进口中间使用，VA代表价值增值，Y代表销售收入或产出。
理论上，测量生产非一体化指数更为精确的方法，是投入产出表法。I-0法的思想是：当进口中间投入被用于生产商品出口时，就出现了生产的垂直分离(Vertical Disintegration)。因此，衡量生产非一体化的基本方法，可以用在出口产品中所含的进口中间投入的比例来反映，即：
根据这一思想，经过若干运算，可以用下式来计算生产非一体化程度VDI：
其中μ是1×n维元素为1的向量，AM为n×n维进口系数矩阵，X表示n×1维出口向量，n是产业部门数，Xk是各产业部门出口之和，AM中的元素aij表示生产一个单位的／部门产出量所需要的来自i部门的进口投入量，I是单位矩阵，AD是n×n维的国内系数矩阵，[I-AD]-1是列昂惕夫逆矩阵，表示各部门进口中间品成为最终出口品之前，在第2、第3……第n阶段体现在国内产出上的一种直接和间接的循环利用效应。因此，上述公式允许商品出口前在国内经济的各个部门循环流通，甚至包括服务部门。
必须指出，利用投入产出表中相对总体部门数据计算时，VDI真实水平有一定程度的偏离，部门划分越粗，VDI的精确性越低。越是靠近下游，中间品的投入比例越高，VDI指数越大；越是处在一个行业的早期阶段，VDI越小；价格上升，VA上升，VDI下降。因此，本文研究中，我们尽量排除了采矿业和公共事业部门，专门研究制造业。我国的制造业以长三角为龙头，长三角的制造业以江苏为代表，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主要以江苏制造业为例。
2.贸易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程度的统计描述
首先，我们分别计算全国及长三角地区的贸易竞争指数及贸易一体化指数(见图1和图2)。
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长三角的外贸依存度日益提高，贸易一体化趋势明显。1990年以来，长三角外贸依存度较之于全国年平均水平大约高出22.6%，并持续扩大。虽然贸易竞争指数有所下降，但整体上仍然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再看用进口中间使用与本国地区间流入比值表示的贸易一体化程度。表1是江苏历年各主要制造业的贸易一体化指数，图3是其趋势线。除1995年出现了一次大的向上弯折外，整体上各制造业进口中间使用与本国地区间流入的比例在不断上升，表明贸易一体化程度在上升。之所以出现向上弯折的“1995现象”，除了长三角自身加大了吸引外资和加工贸易的内部力度之外，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可能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加大了改革开放政策，引发了国际性的投资和贸易热潮。在这同一期间，各国的跨国公司，主要是通过香港地区的子公司向中国内地大量注资，这一趋势直到1998—1999年间国外对中国投资热潮冷却后，才恢复到正常状态(马库森，2005)。
下面测量生产非一体化指数。首先，我们运用公式(3)，分别计算全国、江苏和上海各年份的 VDI指数，从表2可以看出，全国的VDI指数较之于江苏和上海明显偏低。从时间序列来看，各地区 VDI程度在上升；从地区间对比来看，江苏VDI指数较之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明显偏高(由于数据不可得，我们没有计算浙江的VDI)。
虽然运算量很大，表2的结论还是很粗略的。为了更好地对生产非一体化及其效应做出判断，我们仍以江苏投入产出表为对象，并将制造业细分为食品制造、纺织服装、化学工业、金属制品和机械电子等五大类，运用公式(1)，分别计算生产非一体化指数，结果见表3和图4。
图4中，各制造业的进口中间使用与总产出的比值，即生产非一体化程度呈上升的趋势。虽然在1995年出现了弯折，但1995年以后还是上升的。这与Zhang(2004)的解释是一致的，主要是由于1995年改变了统计口径，调高了规模以上的企业标准，使更多采用非一体化生产方式的中小企业被排除在统计之外。从表1、表3以及图3、图4可以明显地看出，自1987年以来，制造业的贸易一体化和生产非一体化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这初步验证了前面的假说。表4是表1和表3的统计描述，各变量的离差度和标准误都在合理的范围内，符合统计原则和计量分析的要求。
三、理论模型与计量检验
1.理论模型及变量定义
根据前面的理论假说和统计描述，可以建立如下的线性计量模型：
α0、β0为截距项，αi、βi(i=1，2，…)为相关系数，εi、μi为随机误差项。CIi为资本化指数，定义为资本形成与最终消费及资本形成和之比；EIi为行业外向度指数，定义为商品出口交货值与工业增加值之比；TCIi为交易费用指数；TSi为哑变量，表示行业的工艺特点和技术的可分性。各指标均在0-100%之间，部分变量我们运用logitai=ln(ai／1-ai)进行了转化，其中ai为变量，且0<ai<1。
2.计量检验与结果解释
我们将制造业细分为食品制造、纺织服装、化学工业、金属制品和机械电子等五类代表性行业，共30个样本，并分别以ITI和VDI为被解释变量，依次进行OLS回归，表5给出了部分结果。从表5可以看出，以VDI或ITI为被解释变量时，所有模型均较好地通过了计量检验，并且符号为正，表明生产非一体化与贸易一体化正相关。计量结果支持了Feenstra的假设命题，即全球化经济中，长三角贸易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确实是一种共生关系。
具体而言，当将ITI和CI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时，CI没通过检验；当将ITI和EI引入模型时，EI能通过检验。可见，一方面，贸易一体化及其派生变量行业外向度能较好地解释生产非一体化，资本化作用则不明显；另一方面，ITI显著性水平下降，意味着该模型可能遗失了某些重要的解释变量。当将ITI、EI和CI同时引入模型时，CI仍没有通过检验；再将TCI引入模型，所有变量均通过了检验，且各参数符号与预期一致；当我们将TS作为哑变量引入模型时，所有变量均能通过计量检验，ITI的显著性水平上升，各变量的符号与理论假说一致。以ITI为被解释变量时，检验的效果也相当显著，限于篇幅，这里对贸易一体化的效应不作详细分析。
从上述计量过程不难发现，贸易一体化及其派生指标行业外向度及资本化指数等，对生产非一体化确实有较好的解释能力。考虑到对TCI赋值的主观性较大，我们又将TCI当作工具变量引入模型，结果没有太大的变化，故未列出。我们还试图对上述样本数据按Panel Data模型进行了OLS回归，由于年份太少，没有通过检验。最后，我们将各变量分别取对数引入模型进行了OLS回归，效果较好，限于篇幅，这里只给出了最终结果：
从上述检验的结果可知，生产非一体化与贸易一体化及由此派生指标行业外向度、资本化程度等均正相关，与交易费用负相关，并且结论是可靠的，前面的各假说均得到了证实。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根据以上检验结果，可以得出结论：在经济全球化当中，长三角由于积极参与了国际制造业的代工模式，使得贸易一体化和生产非一体化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二者之间相互促进；长三角贸易量的上升，主要表现为进口中间品贸易量的上升，而中间品贸易又是生产非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本文不仅为贸易一体化和生产非一体化两个重要经济现象之间的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同时也表明我国长三角的代工模式具有两头在外的显著特点。目前，我国参与国际代工，尚处于垂直产品链的低端，出口的增加主要是由进口推动的。也就是说，长三角制造业两头在外的贸易和生产型式，其真正的参与者是外资企业，是FDI和进出口贸易同时增长的结果，也是跨国公司国际制造业战略转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我国制造业全面加入跨国公司垂直分工链将是必然的趋势。虽然，我国成为国际制造业基地，特别是东部沿海承接了跨国公司大量外包订单，但我国本土企业尚未真正融人跨国公司国际垂直分工体系；虽然跨国公司在我国从事了大量的制造活动，但跨国公司行业外向度和资本化程度再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的产业循环积累效应。作为制造业发展的主流趋势，生产非一体化确实有很多优点，不仅能够克服管理的规模不经济，而且能够发挥低成本优势和差别化优势。可见，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在做出国际化战略选择时，也要加人国际经济大循环，要力戒过度垂直一体化，融人生产非一体化的国际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