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城镇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2007年世界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社会，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迈入城市社会［1］。作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扩大内需的增长点，目前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已进入关键性的历史阶段。但是，在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伴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一系列问题日渐凸显，如中心区—外围区—郊区的功能分化，就业空间、产业空间及居住空间之间由混杂趋于相互分离，由此导致的结构失衡、职居分离和产城脱节等“产城分离”现象十分突出，城市“空心化”和“夜空心化”等问题亟待妥善解决［2］。因此，化解产城分离、探索产城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国外关于产城协调发展的研究主要关注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问题［3－5］，国内学者对于产城协调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从产城协调的内涵和概念界定来看，由于学科背景不同，学者们对产城协调内涵的理解并未形成一致看法，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产城协调是产业与城市的“双向协调”，它不是单纯的两者的相互促进，更表现为两者的互为渗透与复合发展，实现互融互通，创造更大的生产力，其实质就是要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6－7］；产城协调是城镇社区和产业园区的协调、居住和就业的协调［8－10］；产城协调是城市核心功能提升、空间结构优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社会人文生态的协调发展［11－13］。其二，从产城协调评价指标体系来看，可以概括为两类:一类是从工业化发展与城镇化进程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方面构建指标体系［14－18］；另一类是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要求层面出发，进行指标体系构建［19－21］。其三，从研究方法看，以模糊综合评价、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熵值法等方法为主［22－26］。其四，从研究尺度来看，多为微观尺度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园区［27－28］、开发区［29］、高新区［30－31］和城市新区［32－33］等微观空间领域，鲜有以市域或省域为基本单元来研究产城协调发展水平差异的理论成果。
综上，本文以产城协调试点早、数量多、影响大的典型区域———浙江省为例，在明确产城协调内涵的基础上，分别从“产业支撑、城镇化建设、人口集聚”三个维度构建了产城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同度模型对浙江省11个地市级城市的产城协调度进行了综合评价，明确了各城市产城协调发展的差距和改进方向，以期为地方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产城协调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二 产城协调内涵界定和评价体系构建
1．产城协调内涵界定
产城协调是一个涉及面广且复杂的系统工程，鉴于以往对产城协调内涵的界定，本文认为产城协调是指在城市发展的特定阶段下，产业、城市、人口三维基本要素围绕城市功能定位形成良性互动的协调发展，它强调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相互依托、相互促进，以产业集聚发展实现人口集中，为城镇化提供基础支持，又以城市的服务功能为产业发展及人口集中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产业、城市、人口、生态等多元要素的均衡协调发展格局。产业是产城协调发展的基础，通过推进产业能级提升、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深化产业内涵，驱动城市更新和完善服务配套，以达到产业、城市、人口之间有活力、持续向上的发展模式［34］；城市是产城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通过加强城市基础配套、公共服务、居住休闲、商业商务、文化娱乐、医疗教育等建设，不断加快人口集聚，同时改善和提升产业发展环境，促进产业发展［35］；人口是产城协调发展的本质，围绕人的多元需求，合理配置各类生活要素和生产要素，通过优化人口结构、吸引产业人才入驻，不断实现高端人口集聚，加强人口对产业及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形成产业发展及其能级提升的动力支撑，最终实现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的融合联动［36］。
2．产城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产城协调内涵，结合现阶段我国产城协调的特点并参照其他研究成果［37－38］，本文从产业支撑、城镇化建设和人口集聚三个方面，共选取23项指标构建产城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
三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熵值法
现有研究成果多以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确定指标权重，这些方法属于比较偏主观的权重确定方法。为了尽量减少和避免权重确定过程中的主观因素影响及某些客观因素局限，本文运用熵值法测算指标权重，并对指标权重进行赋值，在此基础上利用加权求和方法对产城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评价(主要步骤见参考文献［39］)。
2．耦合度与协调度
本文借助物理学的耦合度原理，根据我国现阶段产城协调发展的现状和特点，并结合浙江省产城协调发展的实际状况，借鉴已有研究成果［40］，设定计算公式:
式(1)中，C为耦合度；Ui为各个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乘积，Uj是除Ui外的任一子系统；n为子系统总数，本文取n=3。
耦合度反映了各个子系统之间交互作用的程度。因无法判断该耦合是否为良性，本文引入协调度模型，以更好地判别产城之间交互耦合的协调状况，设定计算公式:
式(2)中，D为协调度；C为耦合度；T为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三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对三者协调度的效应或贡献；a、b、c为待定系数。在产城协调发展过程中，我们认为产业支撑与城镇化建设两系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基于前期研究成果，并结合对八位空间经济领域专家的访谈意见，本文分别取a=0．3，b=0．3，c=0．4。
耦合度与协调度均是量化地反映若干系统之间的协调情况，耦合度主要侧重于衡量产业支撑、城镇化建设、人口集聚三个要素系统之间的耦合状况的好坏，往往很难反映产业支撑、城镇化与人口集聚两两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而协调度更多地侧重于不同要素系统之间由低级到高级、由无序到有序的系统演化过程，能够有效地反映产业支撑、城镇化建设与人口集聚三个要素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水平的大小。因此，本文借鉴谢福泉等学者提出的协调度概念，将其与耦合度结合使用，以有效地判断系统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系统内各要素协调发展的类型。
结合本研究的实际情况，将耦合度C划分为四个阶段:低水平协调阶段(0＜C≤0．3)、颉颃阶段(0．3＜C≤0．5)、磨合阶段(0．5＜C≤0．8)、高水平协调阶段(0．8＜C＜1)，并将协调度D划分为三个阶段:失调衰退型(0．2＜D≤0．4)、发展调和型(0．4＜D≤0．6)和协调发展型(0．6＜D≤1)。
3．数据来源
本文以浙江省11个地级城市为研究单位，测度2003－2013年浙江省的产城耦合协调度。所用数据均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年鉴》(2004－2014)以及各城市统计年鉴，部分指标数据基于原始数据计算后得到。
四 浙江省产城协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依据产城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将各指标数值标准化，运用熵值法计算得到2003－2013年浙江省11个地级城市的产城协调综合评价得分及排名(表2)。从具体分析结果来看，在浙江省的11个地级城市中，产城协调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为杭州，其在考察期中的平均值为0．5553，排在第二位的是宁波，其产城协调综合发展水平为0.4272，紧随其后的是温州，其产城协调综合发展水平为0．4208，这一结果与浙江省三个城市的城市规模、产业支撑、人口集聚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这三个城市也是浙江省在全国具有代表意义的三大城市。排在第四位的是嘉兴(0．3233)，随后是绍兴(0．2986)、金华(0．2372)、湖州(0．2309)、台州(0．2245)、舟山(0．2208)，最后两位分别是衢州(0.1300)和丽水(0．1100)。从各城市自身发展的时间序列来看，除温州的产城协调综合水平波动较大之外，其余城市均表现出相对稳定的上升态势。温州城镇化与产城协调发展的历史具有显著的温州模式特征，其长久以来以家庭小作坊为依托所建立起来的专业化非农产业，及其独特的自下而上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其城镇化发展从最初就具有鲜明的自发性和粗放式的发展特征，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在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造就了温州辉煌，但这种严重依赖劳动密集投入的产业也存在着层次低、规模小、布局分散等问题，使得温州在新型城镇化的集约化发展背景下，面临着“船大调头难”的产业升级困境。从另一个方面看，产业进入门槛较低吸引了全国各地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口，但政府引导力度低使得外来居民的本地化进程缓慢，人口过度集聚导致了城市用地、空间的无序开发以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相对滞后等一系列问题，产业、城市与人口之间的不匹配，在使得温州的产城协调综合平均水平相对较高的同时，也使温州的产城协调发展态势不容乐观。因此，如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对温州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五 浙江省产城协调度测度
1．总体耦合协调演化特征
结合前文耦合度与协调度的计算方法，本文对所用数据进行了科学处理，得出考察期内各年度浙江省11个地级城市的产城协调发展的耦合度与协调度(表3)，并取其均值用以表示各年度浙江省产城耦合协调的总体态势及演化特征(图1)。
综合考量图1及表3，在耦合度方面，2003－2013年，浙江省产城耦合度呈现出整体波动下滑的趋势，从2003年的0．4266下降到2013年的0.4122，其中2007年的产城耦合度最低，为0.3839，考察时序内的最大方差为0．0427。在协调度方面，不同于同时期的耦合度情况，2003－2013年，浙江省产城协调度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这种波动主要体现在2007年，在考察时序内整体平稳上升的趋势中(2003年的0．1466上升到2013年的0.2052)，出现明显下降(0．1595)，考察时序内的最大方差为0．0586。浙江省的城镇化建设主要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1949－1978年)缓慢波动发展的初步建设阶段、以小城镇快速发展为主导的起步阶段(1979－1990年)、产业空间聚集发展的快速发展阶段(1991－2000年)、大中城市快速发展的稳步发展阶段(2001－2005年)，以及以2006年正式提出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思想为转折的注重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2006－至今)。浙江省城镇化建设的不同阶段，均明显地体现了各个时期的特征，就大中城市快速发展带动下的稳步发展阶段来说，由于新世纪工业化、国际化、市场化的发展特征，浙江省城镇化建设逐渐形成了从以小城镇发展为主向以大中城市集聚辐射为主的新特征，城市范围不断扩大，基础配套设施不断完善，大城市原有企业逐渐从中心区域向外转移，新型商业集聚区不断建设，逐渐形成城市新的核心区，使得浙江省产城协调程度不断提高。2006年，注重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对于浙江省产城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工作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意见》提出了走节约资源、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全面协调发展思想，标志着浙江省城镇化建设真正进入科学持续发展的轨道，浙江省城镇化建设逐步从单纯的追求经济效益，转向以人为本、以集约化发展为指导的发展方向。在新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在原有粗放式城镇化发展模式下的产城协调发展速度受到抑制，产城协调水平也明显下降，2007年的产城耦合度与协调度均为考察期的最低水平。而在随后的几年中，浙江省产城协调度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基本态势，这也说明，新战略思想指导下的产城集约化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特征的不断凸显。
对照耦合度与协调度的具体值，以及其所处的不同阶段，在考察期内，浙江省产城协调的耦合度C值主要介于0．3－0．5之间，这说明浙江省产城协调发展主要处于颉颃阶段；协调度D值主要介于0－0．4之间，这说明浙江省产城协调发展水平属于失调衰退型。
2．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演化
为进一步分析浙江省产城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的演化特征，本文分别选取2003年、2008年、2013年三个时点，结合表4所得基本结果，直观化地呈现三个时点上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产城协调发展状态(图2)。总体上看，在三个年度中，浙江省11个城市的产城协调度发展处于不断上升状态，表现为图2中协调度所代表区域的不断向外拉伸，而从耦合度方面来看，恰恰表现出相反的状态，虽然耦合度变化不大，但仍然能够发现耦合度所代表区域向内缩紧的趋势，则表明浙江省11个城市的产城耦合度处于下降趋势。具体来说，2003年，产城耦合度最高的城市为丽水(0．4386)，其次为台州、绍兴，二者耦合度均为0.4384，舟山的耦合度最低，为0.3757。而从协调度来看，2003年最高的是杭州，其值为0．2052，其次是温州(0．2050)，排在最后的是丽水(0.0793)。由此可见，耦合度高的城市并不一定同时具有较高的协调度，这也是本文综合使用耦合度与协调度考察城市产城协调发展问题的关键原因。对比2008年和2013年，在各城市产城协调度不断提高的同时，其耦合度略有下降。杭州市的产城协调度在考察的三个时点上均排在第一位，但其整体水平仍没有超过0．3，可见浙江省产城协调发展类型一直处于失调衰退状态。但协调度不断提高的事实也让我们相信，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理念的不断深化与实施，各城市结合自身资源及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台相关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将会进一步促进产城协调发展。
六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浙江省1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对其产城协调综合发展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度进行了系统测度，并通过蛛网图对考察期内的浙江省产城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布局变化进行了动态的直观展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产城协调综合发展水平整体不高，但表现出显著的持续上涨趋势，而在11个城市中，杭州一直名列前茅，其次是宁波，温州的整体水平比较而言并不低，但由于其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转型障碍以及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温州模式”的局限，使其产城协调综合水平表现出不断下滑的趋势；第二，在产城耦合协调度方面，虽然产城耦合度出现一定的萎缩，但浙江省11个城市的产城协调度处于不断优化的状态，整体上还属于失调衰退型，耦合度方面也处于颉颃阶段，表现为产业支撑、城镇化建设、人口集聚等产城协调要素之间的不协调；第三，产城协调发展空间布局的南北差异显著，以杭州、宁波、嘉兴、绍兴为代表的浙江省的北部城市的产城协调发展水平普遍较高，南部城市除了温州这一传统商业名城之外，其他城市如丽水、台州、金华、衢州均在产城协调发展水平方面略逊一筹。
作为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省份之一，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如何进一步提升产城协调发展水平，实现产业、城市、人口的长期可持续协调互进，是未来一段时期内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促进产城协调发展的几点建议。
第一，切实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速度不断提升，在此过程中，应特别注重相关产业城镇化的匹配。城镇化建设、人口集聚程度直接受限于产业发展的规模与结构，因此，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建立并完善以市场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促进原有产业现代化改革，实现资源效率的提升应该成为长久之计。
第二，增强产业规划与城市规划之间的匹配。基于城市地理、资源等综合优势，明确城市定位，确定产业发展方向，科学制定产业规划，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城市空间规划，避免“鬼城”滋生，真正做到以产业为依托的城镇化建设与人口集聚。
第三，加快中小型城镇规模化建设进程。有针对性地选择产业基础良好、发展前景广阔、辐射半径合理的现有乡镇，加强其基础配套设施及民生工程建设，增强现有产业对农村人口的吸引，从实现就业、收入的保证层面入手，逐步扩展到“五险一金”等软环境的建立与完善，实现农村劳动力进城安家，建设产业蓬勃发展、城市功能完善、人口不断集聚的新型城镇，有序引进高等教育、医疗等配套资源，有序扩大城市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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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Y17G030014)———浙江产城协调发展的动态监测与驱动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丛海彬(1978—)，男，吉林洮南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宁波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城市经济；吴福象(1966—)，男，安徽安庆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空间经济；邹德玲(1980—)，女，吉林柳河人，浙江万里学院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