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全新的全球产业链竞争。在这场竞争的角逐中，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体系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则以廉价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并且通过代工贸易方式加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了全球产业链当中附加价值最低的一环。以芭比娃娃为例，一个芭比娃娃从制造到终端零售，创造了差不多10美元的价值，而中国企业参与的制造环节却只分割了其中的不到十分之一的份额。同样的，在iPad产业链的收益分配下，中国企业所得利润率还不到2%。也就是说，中国并未从全球代工制造中获得多大的好处。不仅跨国公司的利润，甚至是我国代工企业的大部分利润，都流向了国外。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在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体系中长期处于劣势。主要原因在于，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附加值的产业，蕴含着丰富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是全球价值链两端环节的主要构成部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多位经济学家在读书会上为新一轮改革把脉时就指出:“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降低过高的交易成本，应成为改革的着力点之一”。而产业集聚作为一种柔性综合体，能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正外部性，并带来规模和范围经济效应。只有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才能带动本土经济可持续发展［1］。事实上，国际上许多大都市的发展经验，也都证明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强大优势。然而，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整体上仍然偏低，并且各个区域的发展极不平衡。作为处于国内价值链“总部经济”地位的长三角地区，在全球价值链模式下，仅仅发挥了“工厂经济”的作用。因此，该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虽然在国内相对领先，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相差甚远。不过，大多数研究者均认为，长三角的进一步发展与产业升级关键，就在生产性服务业上。比如，顾乃华等［2］通过对中国省份的数据细分区域进行计量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并且这种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表现得更明显。
那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机制是什么呢?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体系中，长三角城市群由于其特殊的经济条件，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方面是否存在天然的不足?怎样才能充分发挥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优势，从而带动我国摆脱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锁定呢?本文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展开研究。本文的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与述评;第三部分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相关理论分析;第四部分对我国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状况进行统计分析;第五部分设定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在空间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产业的空间集聚是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之一。而产业集聚发生的机制，基本上都与本地化效应或城市化效应有关。在此方面，Jacobs［3］的外部经济理论对集聚的分析相对更适用于生产性服务业。作者从创新角度出发，认为一个地区的产业多样化比专业化更有利于观察和学习新知识、新观念。目前，国内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有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机制的理论。在此方面，陈建军、陈国亮和黄洁［4］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个“要素—空间—城市—制度”的四维分析框架。
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文献，大多是围绕其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展开的。Parrinello［5］以及孔德洋和徐希燕［6］都证实，两个产业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分工关系，而是在技术关联条件下不断加强的双向互动关系，两类产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协同集聚”效应。吕政、刘勇和王钦［7］进一步将内部化—外部化的概念引入，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分别在种子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内与制造业的关系。顾乃华、毕斗斗和任旺兵［8］将国内外论述两大产业关系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并从“需求遵从论”、“供给主导论”、“互动论”和“融合论”等角度进行解释。代中强［9］以上述关系理论为基础，实证研究发现，长三角大部分城市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因而提出要充分发挥两者的联动效应。上述研究，虽然能帮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关系，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机制的一个方向，但并没有从集聚的有效性角度展开分析，更没有揭示两个产业间的集聚与耦合情况。
在此方面，杜传忠等［10］研究得出，我国长三角和京津冀两大经济圈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度对区域制造业竞争力具有明显提升作用。然而，江静和刘志彪［11］认为，中国以代工生产和加工贸易为主的世界工厂定位，割裂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的产业关联，使生产性服务缺乏制造业中间需求的有效支撑，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刘志彪［12］指出，以出口导向为特征，利用别国市场用足本国低端生产要素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已经透支，本土对低端要素需求强，而对高端要素需求弱，这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主因。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亟需要转型升级，抓住第二波全球化机遇即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利用本国市场大力吸收国外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要利用其创新要素发展本国创新经济。吴福象和蔡悦［13］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无论是国内市场导向的产业，还是国际市场导向的产业均主要密集的分布在东部沿海一带这一现象出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国东部沿海的产业发展主要是借助中西部大量的移民潮来实现的。中国产业布局的困境，源自市场最优的集聚与社会最优的集聚发生了偏离，源自东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之间二传手功能的缺失。上述文献分别从国际价值链分工、两波经济全球化红利，以及国内价值链与分工的角度展开，对理解我国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经验分析的参照。上述研究为本文关于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机制与耦合悖论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启发。
三、理论分析
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知识密集性和差异性的特点，本文接下来主要是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两个价值链互动关系出发，分析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机制及耦合悖论问题。
(一)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的耦合机制
由于生产性服务业是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因而与制造业之间具有很强的需求和技术上的关联。一方面，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和制度技术的改善，产业分工成为必然趋势，于是一些制造厂商将更多的业务都外包出去，因而制造业集聚会引致其对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增长。罗勇和曹丽莉［14］及陈建军等［4］的研究，证实了制造业集聚的地方，生产性服务业也比较集中。另一方面，高传胜和刘志彪［15］分析指出，生产者服务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新兴资本深化、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与泛化、培育产业竞争优势，以及提高地区创新创业能力，极大的催生了制造业的集聚。因此，从理论上讲，两个产业的空间布局应当具有耦合效应。
然而，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真实情况来看，长三角的制造业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存在空间上的非同步性，集中表现为“总部经济”与“工厂经济”的空间分离。原因是在国际生产体系中，跨国公司主导着国际产业转移的大方向，我国长三角地区处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从属地位，仅仅发挥了“工厂经济”的作用。跨国公司在进入东道国时，不仅相关的金融信贷等服务业务直接由公司总部配置，其研发、核心技术以及相关的商务服务也都由其总部直接提供，它们只是需要利用中国的廉价资源为其进行简单的加工装配，切断了外资制造业和本地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空间关联。因此，我国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并不必然会体现出应有的耦合性。由此，我们猜想:
假说1:理论上讲，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应当具有一定程度的耦合性，但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体系中，本土企业以代工方式参与国际分工，使得跨国公司自带服务的“总部经济”与代工企业的“工厂经济”在空间上发生了分离，导致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表现出空间非同步性，存在着空间上的耦合悖论。
(二)国外需求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拉动机制
外商直接投资需求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拉动作用，主要是通过经济增长和技术升级实现的。一方面，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我国制造业以各类廉价资源的比较优势加入国际分工体系，承接国际制造业低端生产环节的转移，迅速扩大了产业规模，支撑了我国经济高增长，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培育了良性土壤;另一方面，正如Cantwella and Piscitello［16］指出的，跨国公司对集群区内产业技术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长期以来，我国一半以上的出口贸易都由外资或合资企业控制，外资企业必然会在当地形成知识外溢效应，进而促进企业创新。对于知识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性服务业而言，知识的溢出作用将更为明显，从而有利于通过该种途径形成或分离出更多的新企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并发展壮大。
然而，通过“基于GDP锦标赛的官员晋升机制”，可以推导出外需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拉动悖论。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热衷于自身的晋升，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GDP增长率。通常，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方式来发展制造业，更加能够依赖于规模经济达到GDP增长的目的。然而，此时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并不明显，难以迅速提升GDP，所以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更加热衷于发展制造业，这就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另外，从产品出口角度来看，我国出口商品主要分布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价值链中表现为制造、组装等中间环节在国内，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环节在国外。因此，过度依赖外需，可能会固化当地的产业形态，使其长期停留在低层次的加工水平上。因此有:
假说2: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体系中，长三角作为我国具有“总部经济”优势地位的地区，长期以来由于过多的依赖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没有充当好作为全球价值链与本国产业关联的转换器作用，在国际产业链中仅仅表现为代工工厂，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空间集聚。
(三)信息技术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驱动机制
新经济地理学解释产业集聚的核心思想是规模收益递增和“冰山”运输成本。然而，对生产性服务业而言，任何一次微小的服务差异，都可能使消费者改变选择。消费品的替代弹性越小，该产业本身就越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性。因此，在解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时，应更多的关注“冰山”运输成本，主要体现贸易成本。由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特性，其主要依靠信息通信网络来完成远距离、跨空间的传输和贸易，因而在信息化水平提高之后，地理上的互动成本逐渐降低，贸易成本减少，进而大幅度促进生产性服务外包。谭洪波［17］通过实证分析证实，在交通运输网络密度、信息通信技术和地方保护主义这三类贸易成本当中，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受信息通信技术的影响最为显著。
然而，从长三角经济发展现状来看，信息技术对该产业的驱动作用，就不一定能够表现得那么显著了。虽然长三角一直致力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但结果不仅没有得到想要的核心技术，反而让出了相当大的市场。事实上，外资企业为了抢占区域市场份额，对核心技术采用内部化的转移方式，根本不愿向技术引进方提供最先进的技术，使技术外溢效应表现的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凭借其优越的工作条件，又吸引了大量本土企业的高技能人力资本竞相进入时，不仅导致大规模的人才流失，而且这些高技能人才自身携带的技能以及人脉等资源，也就一并被带入外资企业，甚至出现了知识逆向外溢现象［18，19］。因此有:
假说3:理论上讲，信息技术水平的提高能有效的降低贸易成本，驱动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但在信息技术水平很高的长三角城市群，由于核心技术主要掌握在外资企业的手中，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强度明显不足，信息技术驱动集聚的作用力大大减弱。
(四)各等级城市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匹配机制
理论上讲，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属于高等级产业，自然要与高等级城市匹配。田华泉和张祥建［20］以伦敦、纽约等国际大都市的发展为例的经验研究表明，大都市由于能集聚高端人才，往往在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这类智慧性产业方面具有超强的优势。在要素能在区域内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城市的等级越高，公共基础设施水平越高，进而居民的福利条件就越好。此时，根据“蒂伯特选择”机制，各种优质的经济要素会源源不断的向高等级城市集聚。而各种优质要素向高等级城市群集聚时，能提高城市要素集聚的外部经济性，从而提高其研发和创新的效率［21］。鉴于生产性服务业本身的特性，隐性知识的共享效应作用更大，从而加速生产性服务业在高等级城市的集聚。
然而，在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之间，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与“总部经济”区域，并没有充当好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转换器角色，长期以来担任着国际产业分工链条当中的“工厂经济”的职能，充当了传送带角色，源源不断的把我国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传送到了海外，造成国内严重的人才流失。其结果是，不仅高等级技能型人才在国内、外分布极不平衡，并且人才在各等级城市与产业之间的分布不合理，从而难以发挥高等级人力资本与高等级产业的匹配效应，加剧了作为我国高等级城市群的长三角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不足。据此，我们猜想:
假说4:理论上讲，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应当与相应等级城市相匹配。但长三角作为我国高等级城市，由于人才在各等级城市与产业间分布不合理，同时由于大量人才流失海外，使得长三角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没有达到与其城市群等级应有的匹配效果。
收稿日期:2014-04-20;修回日期:2014-05-26
作者简介:吴福象(1966—)，男，安徽安庆人，经济学博士，南京大学长三角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曹璐(1990—)，女，河南安阳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战略区域研究”(项目编号:14ZDA02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动态DCI和CGE分析技术的区域一体化与福利补偿研究”(项目编号:71173101);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GVC和NVC互动模式下中国区域公平与区域统筹协调研究”(项目编号:NCET-10-0484);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长三角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1JJD79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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