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二震：全球价值链下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影响增长绩效吗?

一、问题提出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与其坚持对外开放的战略有关，也得益于前一轮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单边主义、）霸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等不断有新的表现，尤其是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频频挥动贸易保护主义大棒，挑起了与中国等多国的贸易摩擦，表现出明显的逆全球化倾向，为经济全球化进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世界经济何去何从？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也剧烈而深刻地影响;中国进一步开放发展的道路选择。2016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指出“我们应该增进利益共赢的联动，推动构建和优化全球价值链，扩大各方参与,打造全球增长共赢链，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应该说，习近平（书记首次提出并倡导构建的“全球增长共赢链”，是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新阶段的现实需求而指明的一个新方向、提出的一种新模式。其中，“共赢”是其核心要义。在首次提出“全球增长共赢链”这一重要概念后，习近平总书记后来又在其他许多重要国际会议和场合从不同层面阐释了当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共赢”的重要性。

实际上，传统国际经济理论关于利益分配问题的分析，虽然早已论证了开展分工和贸易能够使各国获益的可能，但能否实现、是否有必要实现以及如何才能实现利益分配的共赢，则一直语焉不详。诸如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论、中心-外围论、贫困化增长现象、以及不平等交换理论等，其实正是说明了实现利益分配的“共赢”并非是世界经济中的必然现象。利益分配不均，甚至绝大部分经济全球化红利被少数发达经济体攫取和占有的现象，则更是一种常态。习近平（书记提出的“全球增长共赢链”概念并多次强调和突出“共赢”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革背景下提出的，或者说是在全球要素分工深度演进背景下，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中有他，他中有你我”的新格局下提出的。世界各国通过资金、商品、技术、人员等流动所形成的复杂生产网络关系，已经使得各国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了显著的“联动增长”特性（习近平，2017）。以要素分工为主导的新国际分工条件下“联动增长”的特性，促使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对“共赢”有了内生性需求。对此，戴翔（2019）在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增长共赢链”概念首次进行学理性阐述时，进行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解读。

毋庸置疑，关于新阶段经济全球化发展尤其是“联动增长”条件下，“共赢”被赋予的更加特殊的意义和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场合做出了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构成了我们理解“全球增长共赢链”的重要基础。虽然目前已有研究从学理层面探讨了全球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互动”和“联动”特征新模式下，“共赢”已经成为了经济全球化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一种内生性需求，但遗憾的是，现有研究仅仅停留在理论逻辑的推演层面，尚缺乏来自实践经验的证据支撑，还没有从经验数据层面揭示增长对利益分配相对公平的内在要求，即更加公平的利益分配是否成为决定增长的因素之一。鉴于此，本文尝试将反映国与国之间利益分配状况的因素，纳入到传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之中，以计量检验利益分配关系是否对经济增长产生实质性影响，从计量分析层面为全球联动增长条件下“共赢”的重要性提供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说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生产网络成为逐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形态。与传统国际分工模式下产品完整的生产过程均在出口国独立完成不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或者说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最终产品生产由于被分解为若干个增值环节和阶段，并被配置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和地区，因此，最终产品生产的完成，必然有赖于各参与国所专业化生产的不同环节和阶段的“对接”。而对接是否有效和及时等状况，显然会影响到最终产品生产的实现状况。比如，某一生产环节和阶段的中间产品，由于交货延误，显然会影响到下一个生产环节和阶段的有序进行，即下一个环节的生产会因此而延误，这种“延误”毫无疑问会透过整个价值链条而不断地传递下去，从而影响到最终产品生产的完成时间，影响到特定时期内产出的总量情况。交货的时间如此，交货的质量同样如此。也就说，如果某一生产环节和阶段的中间产品，出现了生产质量问题，显然会影响到下一个生产环节和阶段的整体质量水平，即质量瑕疵同样会透过整个价值链条而不断地传递下去，从而影响到最终产品生产的完成质量，影响到最终产品生产的价值实现程度。

上述影响从最终产品的实现程度看如此，从某一个具体的国家和地区的阶段性生产看同样如此。而正是基于这一意义，我们认为，分工中的利益分配状况同样会影响到产出状况。这是因为利益分配的失衡，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价值链分工条件下所内生要求的数量参数和质量参数协调一致出现失调。比如传统贸易条件理论认为价格贸易条件改善对本国有利，但就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的产出增长而言，可能并非有利甚至会导致本国产出增长下降。因为本国中间产品出口价格的相对上升，意味着作为进口国的进口成本也即中间投入成本上升，从而会影响其产出量。其产出量的变化以及成本的变化，无疑会透过价值链一直传递下去，产生往复循环作用最终会导致本国的产出增长受到负反馈作用而下降。上述变化其实不仅仅会影响到数量参数的协调和一致问题，甚至还可能会影响到质量参数的匹配问题。由此，我们提出了本文待检验理论假说：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由于各国之间的产出增长会透过投入产出的基本原理而产生联动特征，因此，由于利益分配失衡会影响到投入产出的数量参数乃至质量参数的匹配，从而会对各国的产出增长均带来不利影响。也就是说，从某一具体国家和地区看，其利益分配无论是正向偏离的失衡，还是负向偏离的失衡，都会对产出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关键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以经济增长（记为GDP）作为被解释变量时，我们借鉴Barro（1991）的做法，仅考虑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而又能被学界所普遍接受的因素，主要包括人口抚养比（记为Labor）、物质资本（记为Physical）、利用外资额（记为FDI）、研究开发（记为RD）、基础设施（记为Infra­structure），同时纳入我们最为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即作为表征利益分配公平性替代变量的贸易条件偏离度指数（记为Tot），并考虑到经济惯性作用，据此构建如下跨国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其中，C为前文所述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传统解释变量（为了减轻数据的波动性，对利用外资额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μ为时期固定效应变量，v为国家（地区）的固定效应变量，ε为误差项，其它变量符号的含义如前文所述。需要说明的是，贸易条件偏离度指数（Tot）是指各国当期贸易条件与全球平均贸易条件的偏离度，并采用绝对值的形式表述。这里的贸易条件采用的是价格贸易条件，即出口价格指数（记为PEI）与进口价格指数（记PMI）之比。则i国的贸易条件偏离度指数Tot可表示为：

Toti，t即表示i国第t年的贸易条件偏离度指数，其中表示i国第t年在全球出口市场中的出口权重，

即为全球平均贸易条件。式中，贸易条件指数偏离度指数Tot采用绝对值形式表示，主要就是考虑到与前文理论分析的一致性。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利益分配失衡从“彼此相依”共生性特征角度看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以绝对值表示的贸易条件偏离度指数，本质是表示的是利益分配失衡，由于不符合“共赢”的内生需求而有可能同样带来负面影响。

（二）样本选择、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计量分析所使用的跨国面板数据中的样本国（地区），正是WIOD数据库2016年最新发布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表中，除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ROW）以外所涵盖的43个国家（地区）,所使用的关键变量数据主要来自于世界经济发展指标统计数据库以及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计量分析所采用的样本区间为2000-2018年。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模型的OLS回归结果

考虑到仅以样本自身效应为条件进行研究，先不考虑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此处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上述计量模型进行OLS回归估计。为修正异方差和可能的行业组内自相关问题，我们采用了聚类稳健标准误，所得结果报告于表1。

表1 OLS回归估计结果

注：估计系数下方括号内的数字为系数估计值的t统计量，其中*、**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表1呈列的回归结果中，第一列是仅将以贸易条件对全球平均贸易条件水平的偏离程度作为利益分配失衡表征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时，进行回归估计所得，第二列至第六列是在此基础上依次纳入其他解释变量时进行回归估计所得。根据表1汇报的结果可见，利益分配失衡变量在各列中的系数回归估计值均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统计检验，说明利益分配失衡越严重，不管是正向偏离还是负向偏离，对经济增长都会带来不利影响。这一结果背后所蕴含的理论逻辑就是，更加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实际上更加有利于自身产出增长。这一结果初步验证了前文的理论预期和判断。

(二)系统GMM回归结果

基于基准模型的OLS估计结果虽然初步验证了前文的理论假说，但是由于采用OLS方法估计面板数据，可能会存在;诸如扰动项自相关问题以及某些回归变量并非严格外生而是先决变量等问题，从而影响估计结果。此外，考虑到经济惯性作用，即上一期经济增长状况对本期可能产生影响，我们将经济增长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到估计方程中来。在此基础上，我们再采用GMM估计方法对前述动态面板计量方程(1)进行回归估计。考虑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同时采用差分GMM和系统GMM两种动态面板估计方法，所得回归结果报告于表2。

表2系统GMM和差分GMM回归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10%、5%、1%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Dep表示被解释变量；Sargan、Hansen检验的零假设为工具变量与残差无相关性，即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AR(1)、AR(2)检验的零假设为残差不存在一阶、二阶自相关;Wald检验的零假设为回归方程解释变量系数联合不显著。

表2前两列的回归结果是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回归估计所得。其中第一列的回归估计结果，是在计量模型中仅考虑被解释变量滞后期和作为关键解释变量的贸易条件偏离度指数,进行回归估计所得；第二列的回归估计结果是在计量模型中进一步纳入其他影响经济增长因素后进行回归估计所得。第三列和第四列的回归估计结果，是采用差分GMM估计方法进行回归估计所得，呈列回归估计结果的方式与第一列和第二列相同。后文各表呈列回归结果的逻辑与此相同，将不再赘述。

从表2第一列报告的回归结果看，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而仅考虑经济增长滞后一期以及贸易条件偏离度时，贸易条件偏离度的系数估计值为-0.0681,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统计检验。说明一国贸易条件对全球平均贸易条件水平的偏离程度，的确对自身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偏离程度越高，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也就越大。如前所述，由于偏离度指数表征的正是贸易利益分配失衡的程度，因此偏离度越高也就意味着利益分配失衡的程度越严重，而这种失衡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不利影响，更确切地说，失衡的程度越甚，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不利影响就越为严重。在测算贸易条件时，我们发现了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样本经济体的贸易条件指数方差相对较大为21.09,贸易条件指数的平均值为103.41，其中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200.43和75.28。说明贸易条件的偏离还是较为显著的。二是当我们参照和借鉴世界银行的做法，将经济体在样本期间人均GDP均值超过1万美元的划为发达经济体，其余划归为发展中经济体时，前者的贸易条件指数均值为117.86，而后者的均值仅为94.78，即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条件指数均值水平要显著低于发达经济体贸易条件指数。由此可以看出，贸易条件指数的偏离不仅显著而且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具有方向性差别。将这一事实特征与前文的回归结果结合起来看，说明了在当前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下，利益分配朝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实际上更加有利于实际获益的增加，同时也说明“互利共赢”的重要性，意味着在实现自身利益增长的同时，“关切他人利益”的重要性。这一研究结论也为“推动建立更加均衡普惠的治理模式和规则”提供了经验证据。

从表2第二列报告的回归结果看，在纳入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后，我们所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估计结果，与第一列保持了高度一致性。即贸易条件偏离度的系数估计值为-0.0613，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统计检验。说明无论是在影响的方向性上，还是在影响的显著性方面，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从而表明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第三列和第四列的结果是采用差分GMM方法进行回归估计所得。将第三列和第四列的回归估计结果，与第一列和第二列进行对应比较可以发现，使用两种不同估计方法，所得估计结果基本是一致的，即表征利益分配失衡状况的贸易条件偏离度指数，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至于其他解释变量，从第二列和第四列的回归估计结果看，与理论预期以及现有文献研究发现也是相一致的，对此我们不再一一解释。

五、稳健性检验

（一）基于内生性处理的再估计

由于我们所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即贸易条件偏离度指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存在着双向作用。如前所述，因为贸易条件偏离度指数会影响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也会影响贸易条件的变化从而影响着偏离度。与此同时，在模型中所加入其他解释变量，如研发投入、利用外资额等等，也会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即一国经济增长，既有可能是研发投入增加所带来的结果，也有可能是研发投入增加的重要原因。显然，由于诸如上述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会影响到动态面板数据模型（1）估计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为此，我们依次将上述各主要解释变量逐步作为内生变量进行控制，即在系统GMM的Stata命令中，我们加入了其他选项（options）的endoge-nous命令。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重新进行系统GMM的回归估计结果报告于表3。

表3基于内生性处理的系统GMM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10%、5%、1%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Sargan、Hansen检验的零假设为工具变量与残差无相关性，即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AR（1）、AR（2）检验的零假设为残差不存在一阶、二阶自相关;Wald检验的零假设为回归方程解释变量系数联合显著）

由表3报告的回归结果可见，将人口抚养比（Labor）、物质资本（Physical）、利用外资额（FDI）、研究开发（RD）、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以及贸易偏离度指数（Tot）,依次逐步控制为内生变量后，表3的回归结果与前述表2的回归结果相比，就我们所重点关注的贸易偏离度指数（Tot）变量而言，其系数估计值及其显著性检验表明，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与前述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逻辑一致性。其他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前述表2也基本一致。总体来看，基于内生性处理的系统GMM回归结果，一定程度上证实前述表2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二）基于替代变量的稳健性回归估计

充分考虑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影响，此处再采取替代指标以作为利益分配失衡的表征变量，即采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偏离度指数作为易利益分配失衡的衡量指标。我们知道，国际分工地位的不同往往意味着国际贸易利益获取能力的不同。比如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中心-外围”理论、以辛格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全面恶化论等，本质上主要就是从分工地位的不对等关系角度阐释利益分配失衡问题的。针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度，我们也借鉴Koop-manetal.（2014）提出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指数测算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体的测度公式为：

其中，IVi表示一国出口增加值，衡量I国出口中包含多少本国价值增值，经另一国加工后又出口给第三国；FV）表示I国出口最终产品中包含的国外附加值，即本国出口最终产品中包含国外进口中间品价值。E）表示i国出口额。（指数越大，表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越高。与前文的做法一致，我们同样采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偏离度指数RGVC（即一国GVC指数与样本国平均GVC指数之差的绝对值），表示分工地位高低对利益分配失衡的相对影响，具体测算公式为：

据此，与表3的方法一致，在同时处理内生性问题情况下，采用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偏离度指数作为利益分配失衡的替代变量，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1）进行回归估计，所得结果表明（受篇幅所限，此处为详细汇报回归估计结果，需要的读者可与作者联系），当我们采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偏离度指数作为利益分配失衡的替代变量，其系数估计值仍然为负，且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统计检验，回归结果与前述分析所得结果基本一致。至于其他解释变量，回归结果也均未发生本质改变，从而再次说明了估计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六、结论性评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要论述中，指出了利益分配实现“共赢”对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关键意义，尤其是“全球增长共赢链”的提出，实质上是在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形势做出正确判断基础上，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和创新，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新学说’共赢”在新国际分工条件下，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道义”需求，成为市场经济和工业化进一步向全球扩展和蔓延的一种内生需求，是各国在联动增长条件下实现更好增长绩效的必然要求。建立在这一理论逻辑推演基础之上，本文将代表利益分配关系的传统指标即贸易条件进行了适当改造，构造了能够表征利益分配失衡程度的贸易条件偏离度指数，据此利用动态面跨国板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计量检验结果显示，利益分配的失衡程度越严重，其对经济增长绩效产生的负面影响就会越显著。也就是说，对于贸易条件恶化即在利益分配失衡中明显受损的国家来说，会带来对经济增长不利的影响效应；而与此同时，对于贸易条件改善即在利益分配失衡中明显受益的国家（地区）来说，从传统理论视角下看虽然有助于其获利情况的改善，但是在全球经济增长具有联动特征的新模式下，从产出增长层面看则会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利益分配的失衡无论是正向偏离还是负向偏离，其对自身的产出增长都会带来不利影响。这一研究发现实际上也印证了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经济全球化新格局下，确实会出现“一损俱损”的现象和问题。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及采用各种替代指标进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上述所得结论依然成立。由此证实了在经济全球化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全球增长共赢链”新模式和新格局下，’共赢”对增长的重要性，从而实质上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一种内在需求。

本文研究发现不仅为全球联动增长条件下“共赢”是否重要，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而且对于推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持续健康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政策意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击后，世界经济进入到深度调整期。在此期间，由于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原有动力不断衰竭，而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尚未爆发，还未能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动力，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尤其是处于危机冲击“重灾区”的部分发达国家。受此影响，一些发达国家试图走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老;，企图采取“以邻为壑”的做法为国内不景气的经济状态需求对策。这正是当前主要源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思潮、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具有了“全球增长共赢链”的新型关系和发展模式后，传统的“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无助于解决经济全球化遭遇的问题，反而使得情况变得更为糟糕。实际上，解决经济全球化发展面临的问题，不论是从应对短期的动力不足，从而进一步拓展经济增长的空间角度看，还是引导和促进经济全球化长期持续健康发展角度看，世界各国之间更应该加强合作，通过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格局，从而为各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拓展空间提供必要的条件。尤其是，伴随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发展实践的不断演进，现行国际经济体系包括对发展国家利益关注不足，从而经济全球化利益分配显失公平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不但难以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制约作用。因此，适应新形势和新变化，补充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打造一个更加普惠、包容和平衡发展的国际经济新体系，促使经济全球化利益在世界各国之间实现更加相对公平和公正的分配，不仅是道义层面的“共赢”需要，也是实践层面各国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绩效的内在需要。可能正是基于这一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不断呼吁要“坚持公平包容,打造更加开放、包容、平衡、普惠和共赢发展模式”重要原因和依据所在（国纪平，2017）。总之，在经济全球化发具有联动和共振增长的特征下，唯有真正秉持“共赢”的发展理念，打造“共赢”的发展模式，实现“共赢”的合作结果，才能为当前处于十字路口的经济全球化指明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才能引领经济全球化迈向持续健康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BarroR.Economicgrowthinacross-sectionofcountries.QuarterlyJournal#fEconomics,1991,（4）:58-76.

［2］戴翔《全球增长共赢链”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1;，第113~122页。

［3］国纪平《推动世界经济迈向包容普惠的新时代》，北京《人民日报》,2017年1月19日，第2版。

［4］习近平《坚持开放包容推动联动增长》，北京：《人民日报》，2017年7月8日，第2版。

［5］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北京: 《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