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回顾和总结这一影响世界格局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全面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中寻求发展的机会，在参与国际交换、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中不断增强经济竞争力，这无疑是最宝贵的基本经验之一。
一、中国对外开放历史进程的简要回顾
1978年5月11日，由南京大学胡福明老师为主要作者的论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讨论，这成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思想准备。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走上了开放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本文以对外开放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为依据，把我国对外开放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到1991年是探索阶段，其重要标志是经济特区的设立和浦东的开发和开放；1992年到2001年是对外开放高速发展阶段，其标志性事件是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2001年11月以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其标志性事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对外开放的探索阶段：发展外向型经济
与“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体制改革相似，这一阶段的对外开放总体上也走的是一条“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语)的“渐进式”开放道路，采取的是“梯度开放”的战略。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正式起步。此后，从1984年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再到1988年设立海南经济特区，开辟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开放区；从1990年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开放，到1991年开放满洲里、丹东、绥芬河、珲春4个北部口岸，及至批准上海外高桥、深圳福田、沙头角、天津港等沿海重要港口设立保税区，中国的对外开放渐次有序地推进。
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特点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即改变原来的与世界经济隔绝的封闭式发展模式，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利用发达国家和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的机遇，大力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开放目标上，主要是解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储蓄和外汇的“缺口”，以解决国内经济发展资源瓶颈问题。在开放区域上，以特区、保税区等“点”状开放为主，沿海、沿边推进，基本定位于建立中国和世界相联系的“通道”。在开放政策上，推行进口替代和鼓励出口并举的贸易政策。在进口政策上，鼓励引进适用技术，采取各种保护贸易的政策和措施诸如关税、配额等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推动本国工业化进程，实现一般劳动密集型消费品的进口替代；在出口政策上，主要通过奖售、本币低估等措施来扩大出口，以解决国内经济发展外汇紧缺问题，同时改革外汇资源配置制度，实行汇率双轨制，并引入出口退税制度，对加工贸易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在外资政策上，逐步下放外资投资项目审批权，为外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等优惠，改善投资和生产经营环境，并对产品出口型、技术先进型外资企业给予更优惠的待遇。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对外开放的最大成就是在沿海(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发展了“三来一补”工业，推动了加工贸易的发展，使中国开始以要素和资源优势融入国际分工体系。
中国的对外开放从一开始就是改革的产物，开放也是改革。中国的对外开放，打破了中国长期存在的高度集权式和行政式的经济管理体制，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观念的障碍。中央政府通过兴办一系列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并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引入国际通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市场运行机制，这起着引导国内体制改革的重要作用。
2.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阶段：发展开放型经济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中国的对外开放也进入了全面加速推进的时期。1992年，以上海浦东为龙头，开放芜湖、九江、黄石、武汉、岳阳、重庆6个沿江城市和三峡库区，实行沿海开放城市和地区的经济政策。同时开放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4个边境和沿海地区省会城市，开放珲春、瑞丽、凭祥等13个沿边城市，进而开放太原、合肥、成都、西安、银川等11个内陆省会城市。2000年，国家又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到广大西部地区。至此，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地域格局基本形成。
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特点是发展“开放型经济”，即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国内的经济发展。在开放目标上，主要是抓住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建设国际先进制造业加工中心，大力推进中华民族经几代人努力尚未完成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在开放区域上，由特区到沿海、从沿海到沿江、从沿江到沿边、进而到内陆，实现由点状开放向全中国区域全面开放。在开放政策上，引进外资和利用外资带动出口成为了出口导向战略实施的重点，主要表现为对外资的政策由管理型转向全面鼓励型，实施了更大力度、配套性更强的外资政策，并鼓励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竞争。各级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纷纷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中国政府采取了更为开放的外贸政策，逐渐放宽对进口的限制，积极鼓励引进先进技术和其他国际先进生产要素，极大地提高了国内的生产效率，特别是提高了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在出口政策上，实施出口优惠信贷政策，通过税制改革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税率，使出口退税成为促进出口的一项最重要的政策措施。1994年，中国政府开始了以汇率并轨为核心的新一轮外贸体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保持合理的、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1996年1月1日，中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八条款规定的义务，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对外开放的最大成就是成功构筑了承接国际资本产业转移的平台，在中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形成了国际先进制造业的加工中心，“中国制造”迅速风靡世界市场，中国工业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
在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这一时期，也是我国积极申请“复关”和“入世”的时期。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精神指引下，中国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逐渐建立起既符合国际规范、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
3.中国对外开放新阶段：经济国际化
以2001年11月中国政府在多哈正式签署了文件加入WTO，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即经济国际化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对外开放出现三个主要转变：中国由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主导下的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中国经济全面而深入地融入了国际分工体系。
在加入WTO以前，中国的对外开放总体上表现为自主控制下的局部性开放，开放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投资领域。加入WTO之后，中国开始由局部性对外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服务业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包括电信和金融保险等领域的对外开放力度都在不断扩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在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方面作了广泛的承诺。过去6年多里，中国已全面履行了开放服务业的承诺，按世贸组织分类，中国的10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已向外资开放，贸易、分销、物流、金融、快递、通信、旅游、运输、法律和建筑等服务领域吸引外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幅度增长。开放程度与发达国家的平均开放水平相差无几，有的领域甚至高于一些发达国家。同时，中国企业也积极“走出去”，中国进入了“双向开放”的新时期。作为WTO正式成员，中国积极遵守国际贸易中被各成员国普遍接受的规则，按照非歧视、更自由、可预见、鼓励竞争等原则，逐步削减贸易和非贸易壁垒，推动商品和服务贸易、投资和金融等领域的自由化，按照多边自由贸易框架的规定开放市场，并且不断加大对国内与WTO不一致的政策、法律和法规的清理，对国内政府机构和企业进行培训，逐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而又符合国际规范的经济贸易体制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
从发展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到全面引进国际先进生产要素发展开放型经济，进而到实现“双向开放”和全面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经济国际化，中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艰辛探索，实现了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总体上实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小康”社会的梦想，正在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进。
二、为什么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开放型经济飞速发展。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由206亿美元增长至2.17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由1.67亿美元增长至1.52万亿美元；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从无到有，近14年更连续居发展中国家首位，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3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768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在近年来也取得了飞速发展，截至2006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达906.3亿美元，中国的近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覆盖率为71％。①3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由3624亿元增长至24.66万亿元，年均增长10.6％。②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抓住了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二是中国具备了发展的条件；三是采取了正确的开放战略，这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
1.新全球化中的发展机遇
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奇迹产生的基础，也是中国奇迹发展的动力，中国是近30年来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个新现象，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起，全球化就已经开始了其历史进程。③迄今为止，我们可以观察到两轮大的全球化浪潮，一轮是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另一轮自冷战结束延续至今。从贸易和投资这两个实体经济层面来看，这两轮全球化规模基本相当。④那么为什么在第一轮全球化中没有出现像中国这样的幸运儿，而在第二轮全球化中不仅中国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如越南和印度)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认为原因在于，当代的经济全球化与上世纪初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有着重大的区别，当代的经济全球化给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发展机遇。
第一，当代经济全球化是以市场为主导，以国家合作、企业竞争和经济竞争为主要特征，客观上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创造了和平稳定的环境。在第一轮全球化中，资本主义经济正处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主要经济强国的对外经济战略是以殖民扩张为依托的自由贸易，他们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本质是为发达国家和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因此，第一轮全球化的外在表现是以争夺势力范围为目标的发达国家之间、垄断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的暴力竞争，是殖民统治下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以国家为主导，以国家对抗、军事竞争为特征的。第二轮全球化则与第一轮截然不同，第二轮全球化是在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发生的。随着冷战的结束，发展成为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愿望，世界经济正在从以国家为主导转向以市场为主导。以经济和科技竞争为中心的和平竞争、企业竞争取代了武力冲突、国家对抗，矛盾和利益冲突也更多地采取谈判、磋商和协调的方式解决，这使得世界经济形成了一种开放的体系，各国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利益格局，客观上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创造了和平稳定的环境。
第二，当代经济全球化是以要素流动为载体，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合作伙伴，能够利用全球化获得发展机会。在第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商品和资源流动是全球化的载体，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主要是进行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交换，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用于控制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资源，以保证其国内工业投入的稳定。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经济和超经济的手段使落后国家成为其原料来源地和制成品销售市场。在当代经济全球化中，要素的国际流动和国际整合成为了最重要的特征。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代，不同种类要素、同一种类不同层次要素的国际间流动能力有着很大的差异，资本、技术、高级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性较强，而一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要素的流动性很差，由此当代要素国际流动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的要素向发展中国家流动。正是这种要素国际流动才把各国独立的生产过程变为真正的世界性生产过程，也正是这种要素的国际流动才使得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能够进行全球要素整合，获取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资源的收益。同样，发展中国家也通过这种形式的要素流动，引进了发达国家相对丰富的资金及其他稀缺的先进要素，如技术、标准、品牌、国际营销网络及企业家精神等，并与自身丰裕的生产要素如低价优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相结合，大大激发了潜在的生产能力，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第三，当代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规则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分工利益创造了条件。经济全球化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规则组成形式、所涵盖的范围和约束程度决定了其规范国际竞争秩序、协调国际间利益分配的能力。在第一轮经济全球化中，1860年的《科布顿—谢瓦利埃协定》(Cobden Chevalier Treaty)以及与此相关的多边和双边贸易协定构成了国际贸易规则的基础，但这种规则的松散型特征决定了它很难抵御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⑥而作为国际金融规则的金本位制则由于其固有的缺陷也难以支撑一个稳定的多边支付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国际贸易规则还是国际金融规则都不存在着一个为多边机制所明确依托的国际组织，这使得这种规则缺乏稳定性和权威性，难以协调各方的利益冲突，更谈不上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当代经济全球化中，以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核心所确立的国际规则涵盖了贸易、金融和经济发展三大领域，尽管这些规则有利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其继续维持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依托，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这种以国际组织为依托的多边机制包含重视公平、平等的普遍原则的一面，能够保证在面对规则时所有国家理论上都是平等的，并能够依赖其约束机制提高各个国家的违规成本降低违约风险，这保持了国际经济秩序的相对稳定，也保证了发展中国家自主、平等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而且，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些原则或规定，就会发现它们对发展中国家无论在项目投资、维持货币稳定以及贸易优惠方面都有一系列的特殊安排，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因此，尽管两轮全球化有着众多相似的表现，但可以认为第一轮全球化只有利于发达国家，而当代的全球化不仅对发达国家有利，对发展中国家也有利，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可能更有利。
2.中国具备抓住全球化机遇加快发展的条件
当代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但只有那些最有能力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并有效地规避其风险的国家才能繁荣富强，而那些无法适应全球化的国家则会日益落伍，而那些无法适应全球化的国家则会日益落伍。中国正具备抓住机遇的条件。
第一，政治稳定。政治稳定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环境中发展的前提，因为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只流向那些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国家。但经济全球化又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参与全球化、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发生过政治动荡。亨廷顿(1988)曾指出，20世纪50-60年代发展中国家普遍发生政治动荡的原因不是由于他们贫穷落后，而是由于他们力图实现现代化。高度传统的社会和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都是稳定的，而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最容易发生动乱。我们比较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与当代的中国就可以发现，稳定的政治环境是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的重要前提。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也面临全球化机遇，也有丰裕的劳动力资源，⑦且以经济实力而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还要高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中国，在具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并且能够在发展中继续保持稳定的当代中国，才能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第二，要素集聚能力强。当代全球化建立在要素流动、要素分工基础上，各国都以一种或几种特定要素参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化生产，发达国家通过输出流动性强的高级要素实现对全球要素的整合，而发展中国家则以流动性弱的低级要素吸引高级要素并接受其整合，这是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机遇。能否吸引发达国家高级要素的流入是发展中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机遇的核心问题，能否大规模地实现要素集聚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快速发展的关键。⑧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要素聚集能力并不取决于其低级要素的规模和价格，而是取决于该国的分工发展程度和生产要素的专门化发展水平。因为以报酬递增和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现代工业经济是高度专业化分工的经济，也是生产高度迂回的经济，生产过程是各种专门化要素相互结合的过程。只拥有丰裕的低成本劳动力要素、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国家根本没有能力与发达国家的高级要素结合参与国际生产，⑨只有那些建立了高度专业化分工经济、拥有能够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的专门化生产要素的国家才有可能与发达国家的高级要素整合。中国拥有这种能力。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已经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已经基本达到了产品专业化的层次，在某些领域甚至达到了零部件专业化的层次，在企业内部也形成了以机器为中心的分工和专业化，具备了承接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基础。改革开放过程则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要素集聚能力，并使中国成为世界要素集聚最多的国家之一。
3.中国选择了正确的开放战略
第一，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林毅夫(2002)指出，“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而定。”微观主体发挥比较优势的方式来进行专业化意味着有自生能力，而国家依据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则能够获得最大化的分工利益。中国的情况正是如此，在对外开放的每一个阶段都根据我们的禀赋发展状况以切合比较优势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在发展外向型经济阶段，我们以劳动密集型简单加工业通过“三来一补”参与国际分工；在发展开放型经济阶段，我们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在经济国际化阶段，我们以高质量的劳动力要素通过嵌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价值链参与劳动密集型环节和劳动—资本密集型环节的分工。这种国际分工参与方式使我们的出口产业始终具有国际竞争力，投向出口产业的资本也有最大的资本回报率，从而也就保证了我们能够利用出口进行最大化的资本积累，并实现要素禀赋结构升级。
第二，渐进性的开放方式。与体制改革相类似，中国的对外开放也走的是一条“渐进”的道路。从分工的角度看，这种主动开放、政策性开放的开放政策带有明显的渐进性分工调整的含义。这种渐进性的开放和分工调整，限制了风险范围，保障了国际分工利益，保证了系统运行的稳定性，使我们能够抵御突发性的外部冲击，避免了开放和分工调整中系统崩溃的风险。
三、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思考
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全球化的收益是不言而喻的，经济开放和分工深化以及由此所引发的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但众多全球化中失败者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全球化。总结中国对外开放30年的经验，至少有几点值得我们关注。
1.封闭一定落后，开放不一定发展
在当代全球化的环境下，对外开放是获得发展的前提，闭关锁国一定导致落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指出：“在过去几十年中顺应全球一体化潮流、追求有纪律约束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国家，很有希望踏上与发达国家趋同之路。相反，没有顺应这种潮流的国家将面临在世界贸易份额中日趋减少、私人资本流入日益枯竭并且相对被甩到后面的困境。”(IMF，1997：72)然而，开放只是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一定能在全球化中获得发展。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没有做好适当的准备，开放更可能使其陷入“全球化陷阱”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108个发展中国家(含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在以年人均收入确定的5个发展中国家组中，从1965年到1995年最低收入组从52个国家扩大到84个，中低等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中的国家数目迅速减少，分别从34个和15个减少为17个和4个，并且这种变化主要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生(IMF，1997：79)。显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1965年到1995年期间停留在或者跌入到最低收入组，他们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失败者。
2.正确的开放时序至关重要
那么，为什么有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参与全球化能够获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而大部分全球化进程中的失败者(如大部分非洲国家)虽然也同样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甚至在某些方面比那些成功的国家更开放，⑩却仍然不能获得经济发展，甚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假说是这些失败的国家缺乏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有效的制度。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转型国家的发展实践否定了这一假说，以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为导向的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失败了，而被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实施了一个糟糕的制度安排的中国渐进性改革却获得成功。⑪那么什么样的条件能够保证在全球化中获得经济发展？中国的经验表明：稳定的政治环境、正确的开放战略、集聚先进要素的能力至关重要。
参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需要急速地开放市场实行自由贸易，也并不意味着需要立刻放松经常项目的可兑换性和资本项目的管制。因为，试图一步跳进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汪洋大海必然引起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制造业大范围破产，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动荡也就不可避免。正如麦金农(1993：4)指出的那样：“经济自由化有一个‘最佳’的顺序，由于各个国家最初的国情不同，因此这种顺序可能依国家的不同而各异。”但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而言，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稳步并有次序地走向商品和劳务的自由贸易，渐进性地放松金融管制，渐进性地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和资本项目开放至关重要。决定这种开放次序和进度的关键变量应是该国承受全球化冲击的能力。应以一国承受全球化冲击的总体能力决定该国的总体开放度，以各部门承受国际竞争的能力决定开放次序。
3.接受现有体系和规则，并于其中谋求最大化的收益
一个常见的批评是，现有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经济秩序是以维护发达国家垄断资本利益为出发点，是不平等的，它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依附、利益受损的状态，并束缚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改革现有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对此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第一，稳定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经济秩序是世界各个国家的共同利益。一战和二战之间的历史是一个反例。1919年至1939年期间，主要工业国对世界霸主宝座的争夺使得国际规则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由此所导致的是国际贸易规模的极度萎缩、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以及相互间的以邻为壑。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这种混乱和不稳定的总结。第二，在现有的体系之外人为地重新建立一套规则和秩序缺乏可能性。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国际间存在着两个平行市场和两套国际规则。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规则有着较长的历史渊源，是通过较长时期的国家博弈和市场博弈内生而成的。而以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人为地建立起了一套基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国际分工模式和规则，其依托于苏联的霸权和扭曲的价格体系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崩溃。因此，必须承认的是，现存的规则是有生命力的，能够在主流国家经济和政治强权的作用下，维持相当一段时间，并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第三，对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只能是合理的“扬弃”，在容忍的前提下加以改造，而不是对现存的经济秩序进行挑战和全盘否定。由于国际规则的形成是各参与国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而博弈中话语权的大小又取决于参与国包含经济实力和非经济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大小，这种“丛林法则”使得只有少数国家(霸主)能够主导规则的制定，并使得国际规则呈现出“非中性”的特征。但是，国际规则向霸主国家的偏向程度，不仅取决于霸主的实力，也取决于参与规则制定博弈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发展和合作提高谈判能力。
4.在开放中实现互利共赢
互利共赢是中国对外开放中一贯奉行的准则，也是中国取得对外开放成功的关键。在全球化趋势加快发展的新形势下，世界各国已经进入广泛交流合作的时代。经济全球化下国与国的关系是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竞争是表象，而依赖是核心，在竞争中相互依赖，在相互依赖中激烈竞争，这使得由经济全球化和广泛的经济合作带来的相互依赖关系已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的最重要形式，各种双边、多边的经济合作已成为国与国之间经济关系的中心内容，互利共赢是实现世界各国和谐共存的唯一途径。
第一，国际贸易是互有进出口的贸易，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不是绝对竞争，而是相对竞争。WTO中的公平竞争也强调要给各个国家的厂商以竞争的机会。在国际贸易中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将对方变成自己的产品销售市场或原材料供应市场。同时，在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经济日益融合，一国在对外贸易中，除了要考虑对方的利益外，还要考虑其他与本国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厂商的利益。因此，在国际贸易中不能单纯从本国出发，追求贸易利益的最大化，而应该着眼于外贸的长久可持续发展，追求互利共赢。
第二，对外开放给发展中国家弥补国内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缺口，利用后发优势迅速地实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创造了巨大机会，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在当前对外开放成本不断增加的形势下，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有着必要性。单纯的出口导向的贸易发展观不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长期稳定发展，因此必须使进口和出口相协调，外贸政策和外资政策相协调，外资政策和产业政策相协调。
第三，经济学理论虽然早已论证了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受益的可能，但对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问题一直以来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按照传统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低下，开展自由贸易虽然也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些“比较利益”，但总体上对发达国家更有利。随着国际分工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进而向产品内分工转化，要素流动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本质特征，由此引发的产业转移给具备基本发展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的机遇。新兴市场国家通过低成本优势在越来越多的生产部门和领域对发达国家形成强大的竞争压力，引发了剧烈的贸易摩擦，发达国家内外部不平衡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化和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寻求利益的最大化和争议的最小化，将贸易摩擦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从而实现经济全球化由“零和博弈”向“正和博弈”的转变。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统计，http://www.mofcom.gov.cn.
②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
③关于全球化的历史在经济史学界有着巨大的分歧，有经济史学家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作为全球化的开端，也有相当部分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但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承认，即使按照当代的标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全球化程度与当代旗鼓相当。Cable(1995)更认为，二战后的主要成就就是把国际经济恢复到一战前的一体化水平。
④英国1900年出口占GDP的比重为14.9％，1913年为20.9％，而1992年仅为18.2％；美国1900年出口占GDP的比重为7.5％，1913年为6.1％，1992年为7.1％。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在20世纪末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并不强于20世纪初。按1980年价格计算，1914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3470亿美元，而1980年的国际直接投资总额为4480亿美元。更值得注意的是，以1980年价格计算的1914年国际直接投资投向发展中国家的总额为1790亿美元，相当于1980年的2倍，后者为960亿美元(高乐咏，2000)。
⑤在1913年，对初级产品生产国初级部门的投资占工业国所有对外长期投资的一半以上，而用于交通运输方面以及其他为保证贸易和商品分销方面的投资占30％多。真正用于制造业方面的投资只有10％，并且主要集中在欧洲和美洲。
⑥一个典型的事实是，除英国外，1913年主要发达国家制成品平均进口关税水平均高于1875年。
⑦1830年时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二，而当今只占五分之一。
⑧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幼文教授等人(2006：8-11)认为，要素集聚能力是一国创造和拥有的、以吸收外资为载体的、集聚资本、技术、管理、信息、品牌、专利等全球广义生产要素的能力。在世界经济体系进入全球化的今天，要素聚集能力成为一种新的国际竞争能力，并成为当前中国的国家核心能力。因为国际先进要素的聚集及其合理使用，不仅能快速增加一国的物质财富，提升一国的国际地位，而且能增强该国对世界体系和国际事务的影响力。
⑨如果我们认真观察这个世界可以发现，那些被排斥于全球化进程之外的落后国家基本上都是最开放的国家，但同时也是经济基础薄弱、人力资本水平极低的国家，发达国家的资本对其根本不屑一顾。
⑩Bevan(1995)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问题最多的非洲国家是高度开放的。
⑪根据林毅夫(2002)的总结，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包含三方面内容，即价格完全放开、由市场来决定；全面、大规模、快速地实现私有化；消除财政赤字，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这三项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所认为的一个有效的经济体系的最基本内容。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改革过程中实行的双轨制会导致配置效率的损失、寻租行为、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化等，这是一个最糟糕的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1]高乐咏，2000：《经济全球化的历史逻辑》，《南开经济研究》第4期。
[2]林毅夫，2002：《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 C2002012.
[3]麦金农，1993：《经济自由化的顺序》，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4]塞缪尔·P·亨廷顿，1988：《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
[5]张幼文、黄仁伟等，2006：《2006年中国国际地位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6]Bevan, D., 1995," Fiscal Implication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IMF Working Paper, No. 95/50.
[7]Cable, V., 1995, "The Diminished Nation-State: A Study in the Loss of Economic Power, " Daedalus, 124(2), p. 24.
[8]IMF, 1997, World Economic Outlook,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weomay/weocon.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