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获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的成功经验，概括起来实际上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改革，就是将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放，就是积极融入全球化，在扩大开放中实现发展。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发达经济体逆全球化思潮泛滥，纷纷转向保护主义；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倡导自由贸易和建立开放型的世界经济。从融入全球化到推动全球化，中国实现了应对全球化的战略转变。
一、融入全球化：中国在扩大开放中获得巨大发展成就
中国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积极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以开放的姿态承接西方产业和技术转移，实现了中国开放型经济4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本轮经济全球化中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本轮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战略机遇；二是中国具备了基本条件并实施了正确的开放战略，抓住了这个机遇。
（一）本轮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及蕴含的战略机遇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自公元1500年前后新航路开辟以来一直在持续。随着英法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和19世纪中后期美国内战结束、德意志统一、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资本主义列强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在蒸汽机、内燃机和电力、电报电话等两次工业革命成果的推动下，到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列强主导的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从19世纪中后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四五十年中，全球化浪潮迅速席卷世界，但人类特别是资本主义列强没有管控和治理好这轮全球化，不平衡激化的矛盾在短短三十年间连续引发了两场世界大战，浩劫空前。落后国家更是遭到列强的殖民和挤压，没有获得发展的机会。在此期间，中国虽然先后进行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改革和辛亥革命等多次救亡图存的努力，但都未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困境，更没能实现国家的繁荣和富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兴起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呈现出两个方面的重要特征，并为具备基本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发展机遇。
一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与以往具有列强侵略和殖民战争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不同，本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体现出明显的和平与发展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因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浩劫，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和平与发展。根据战争期间形成的基本原则和战后的世界格局，在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国家主导下，建立了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新的政治秩序以新组建的联合国为核心，确立了美、苏、英、法、中五个常任理事的大国协调机制，每个常任理事国都拥有一票否决权，大大降低了大国之间出现战争特别是引发新一轮世界大战的风险。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包括世界贸易秩序和货币金融秩序。世界贸易秩序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ariffsandTrade,GATT）为基础，反对以邻为壑的关税制度，确立自由主义的贸易原则，包括非歧视原则、互惠原则、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优惠待遇原则、在对等协议基础上公平公正处理争端的原则等。世界货币金融秩序则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基础，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其目的在于维护国际汇率稳定，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并通过贷款等方式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下构建的，从而更多地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要求，但总体而言，这仍不失为一个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历史也证明，这一国际经济秩序在之后数十年中确实起到了促进和平与发展的积极作用。
二是国际分工出现了新特征。伴随着国际生产分工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出现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特别是国际生产分工技术的发展，促成了国际分工格局的深刻演变，国际分工从传统的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发展。“这种分工的边界是生产要素，是价值链上具有劳动要素密集、资本要素密集、技术要素密集或其他要素密集性质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分工。要素分工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和贸易活动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资源整合。在要素分工条件下，各国的优势更多地体现为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上的优势，国际分工利益不再取决于进口什么、出口什么，而是取决于以什么样的要素参与什么层次的国际分工，对整个价值链的控制能力有多少。”（方勇等，2012）这种分工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利用本国有比较优势的要素嵌入全球价值链提供了可能。产品价值链的全球分解，不仅可以降低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门槛，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引发达国家现有的成熟技术和资本，通过优势要素的组合从而激发乃至创造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因为更本质地看，全球要素分工实际上就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产品生产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为载体，发达国家的成熟和边缘产业和技术向发展中国家不断扩散和转移的过程。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为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而以技术变革、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主要动力所推动的全球要素分工的深入演进，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推动开放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二）以改革构建对外开放的制度基础和条件并实施正确的开放战略
第一，中国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融入全球化提供了制度基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抉择，这是中国能够把握这次经济全球化机遇的前提。邓小平同志指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重大突破。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既将改革开放作为“基本点”，又为改革开放中“大胆地闯”提供了政治保障。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确了国企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成功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提供了制度基础。既坚持发展道路的自主性，又积极融入了全球化发展体系。
第二，政治稳定和有效管控改革风险，为顺利推动开放提供了必要保障。改革既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利益调整。在改革的初期，通常是所有改革的参与者都能实现利益的增长或至少不受损失，因此能得到广泛支持。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既得利益者都有可能成为改革的阻碍，影响社会稳定。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保持了政治的稳定，姚洋教授（2009）认为，这是由于中国有一个以“无偏的利益、有偏的政府”为特征的“中性政府”，即这个政府并不确定代表某一特定团体的利益，但也因此可以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发展侧重点，从而最终促进全局的发展。而究其根本，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下，这是由于有中国共产党这样一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政治力量的坚强领导。从思想认识上看，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始终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前期始终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在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配套的社会改革，有效化解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矛盾。毫无疑问，政治稳定是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前提。
第三，充分尊重和利用既有国际规则，降低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制度成本。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国际经贸规则虽然更加有利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但这些规则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维持国际经济的运行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宋泓，2012）。从本质上看，全球经济规则同样属于全球公共产品的一种，其提供、运行和维护同样需要成本。尤其是其制定的过程实质上是各国实力角逐的过程，最终结果取决于各博弈国的实力。在实力不够的条件下，接受现行经济规则相比参与规则的制定、运行和维护，成本要小得多，可以降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制度成本，直接分享现行公共产品带来的利益。通过对美国建立关贸总协定和中国加入WTO两个具体案例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直接“参加”国际公共产品的国家同样可以获取国际公共产品本身具有的软权力，而且相比于“研发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其制度成本要小得多（吴晓萍，2011）。
对外开放之初，理论界还是有不少疑虑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现有的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强国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体系下，中国能不能从对外开放中获益，理论界和实际部门都是存在疑虑的。实践总是走在理论前面。我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地域开放，从举办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沿江开放，从沿边开放、内陆开放到全国开放；产业开放，我们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顺应要素跨国自由流动为本质特征全球化，大力引进外资，充分利用丰富的低端要素优势，从产业低端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把人口负担化为“人口红利”，并且成功地对接国际高端产业，把引进先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短短几十年就使中国成为世界性的先进制造业中心，并且在高铁、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的开放，一直受到“低端锁定”“只赚数字不赚钱”“比较优势陷阱”“污染天堂”“妨碍自主创新”“民族经济受损”等质疑。理论界一直有这样的观点：我们融入的是低端产业、低端产业链，被低端锁定了，利润都被跨国公司赚去了。我们虽然是贸易顺差，但是外汇储备很大部分买了美国国债，流向美国去了，留下的是污染和血汗工资。不能说这些质疑没有道理，在一定程度上确也存在这些问题。但是，算账要算大账。我们不能光看贸易投资的直接利益（即所谓静态利益，当然这些利益也是巨大的）。本文认为，以附加价值来衡量我们的开放利益，以价值链的地位来衡量中国的开放水平，存在严重的缺陷，大大低估了中国对外开放对中国发展进步的作用。对外开放的最大利益是开放的间接利益（即动态利益，虽然很难度量）。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和思想观念的解放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理论界、实际部门对这方面的开放利益的研究是很不够的。比如，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国际先进要素的源源流入，促进了我国农村巨额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激发了闲置要素的潜在生产力，优化了资源配置，带来了先进的市场经济观念和制度体系。开放带动了基础设施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新产业的兴起，带动了城市化进程。总之，对外开放对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积极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迅速上升，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最大外汇储备国、最大旅游市场。中国已经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中国改变了世界。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成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二、全球化新格局：中国面临的新挑战新机遇
随着新兴经济体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快速发展，全球经济格局也随之发生了“东升西降”的微妙变化。发达经济体纷纷转向保护主义，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倡导自由贸易和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成为时下国际经济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逆全球化”思潮的泛滥，一方面对中国继续获取开放发展红利带来了严峻挑战，另一方面，也是中国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和完善，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和话语权的战略机遇。
（一）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
在本轮全球化浪潮中，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在近40年出现重大变化。从经济增速上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GDP实际增速一直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速；从经济体量上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GDP占发达国家经济体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较低的20%，30年间迅速上升到60%以上，上升幅度达到3倍；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上看，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近十余年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贡献一直大于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相比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全球经济贡献更加凸显，发达经济体严重“拖累”全球经济，新兴经济体却发挥着强劲的拉动作用。全球经济实力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由于世界经济秩序通常是由国家经济等实力对比和博弈的结果，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秩序就是以美国经济的巨大领先优势为重要条件的，因此由美国主导。同理，伴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崛起，全球经济新格局对原有治理体系也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二）全球经济失衡加重
由于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性不断增强，尤其是资本要素的跨国流动性不断增强，产品价值链的全球分解日益深化，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被配置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大大推动了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特别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在全球财富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从而消费主要倚重于发达经济体市场时，生产基地不断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和消费市场对发达经济体市场的倾斜，必然造成以贸易为表现的所谓全球经济失衡。虽然全球经济失衡本质上是全球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动态均衡，但确实在虚拟经济层面造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在此背景下，部分发达国家出现巨额贸易赤字而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巨额贸易盈余，引发利益之争，导致贸易摩擦不断，保护主义抬头。在这种新国际分工条件下，现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局限性日益显现，纠正国际收支失衡尤其是贸易失衡的传统手段已经显得无能为力。全球经济的持续和长期失衡，对当前的全球经济质量体系显然也是一个巨大挑战。
（三）全球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大
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显示，1998年到2013年的15年间，全球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6以上（Group,2016）。其中，全球不平等程度的60%~80%源自于国家间收入的不平等，仅有20%~40%是由国内收入不平等引起的。近几年，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间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对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国内收入不平等对世界不平等的影响随之逐渐加深。国家间收入不平等对世界不平等的影响从1988年的80%下降到2013年的65%，而同期国内收入不平等对世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则迅速从20%上升到35%。此外，根据安东尼·阿特金森对部分国家不平等程度的研究发现，2010年中国和印度的基尼系数将近0.5，几乎比瑞典、挪威、冰岛等北欧国家高出一倍，秘鲁、哥伦比亚、巴西、墨西哥、乌拉圭等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亦均超过0.4。英美两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个人工资差距一直呈上升趋势。可见，当今世界各国的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依然较深，且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比发达国家更甚。不同国家及其国内的不同阶层没有合理分享到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考验着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四）逆全球化因素增多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以全民公投的形式脱离欧盟，被认为是逆全球化的代表性事件。从全球治理体系的演进历史来看，这也绝不仅仅是出于偶然，它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完善的具体表现。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一方面提供了经济全球化所必需的规则和秩序，具有适应社会生产力向全球化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这些规则和秩序主要是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下制定的，主要代表的是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利益。当美国赫然发现它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头羊地位受到削弱时，声称“让美国重新伟大”“退出TPP”、退出北美贸易协定、增加关税的特朗普就得到了支持，“意外”当选美国总统。他的支持者，大多是全球化中处境相对恶化的美国普通民众，因为垄断资本、跨国公司的利益可以从超越国界的全球价值链中得到保障，但普通民众并不能。出于类似的情形，英国民众认为欧盟对于英国，负担多，帮助少。欧盟的危机此前也一直存在，还没有从欧债危机中脱困，又疲于应付中东难民问题，英国脱欧更是雪上加霜。欧盟在是否提高对外贸易壁垒的问题上争论不断，时左时右。
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却也为中国发展带来了机遇。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第一，“错位发展”的战略机遇。前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已经进入到生命周期的尾声，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基本衰竭。但是基于传统国际经济学理论可知，开放经济条件下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技术和产业生命周期中所处位置也不同。前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主要源于发达国家，现在所谓生命周期基本走到“尽头”也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而言的。而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成熟技术和产业的生命周期显然尚未走完。中国位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的事实就是明证。而且从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国际梯度转移的客观规律来看，通过进一步向诸如中国等发展国家转移现有成熟技术和产业的中高端部分，是延长其生命周期的必然选择。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中继续实施“错位发展”战略，对于中国迈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仍然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第二，重构价值链的战略机遇。从分工演进角度看，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逆全球化因素增多，意味着全球价值链分工推进速度放缓、定格乃至出现一定程度的收缩，同时也意味着全球价值链亟待重塑，这无疑为力图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寻求地位突破的中国带来了一定的战略机遇。比如在经济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期，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于重构价值链有着重要作用（刘志彪，2018）。从微观层面看，依据权变理论，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潮流涌现以及国际经贸规则的变迁，技术升级和市场定价权被发达国家压制的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寻找价值洼地以获取技术租金、品牌租金和贸易政策租金等，构成了价值链重构的微观动力；从宏观层面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纵深推进，政府动能形成的战略对接效应、改革动能形成的内外联动效应、合作动能形成的共建效应，构成了价值链重构的宏观动力。从能力角度看，中国领先企业具备“链主”能力在沿线国家构建包容性的全球价值链，依托资金和技术优势，形成以中国企业为枢纽、联动发达经济与欠发达经济体的双向嵌套型全球价值链体系，进而促使中国企业在探索性创新和应用性创新的平衡配置中提升全球价值链位势。
第三，提升话语权的战略机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通常是世界各国国家经济实力博弈的结果，因此，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一种，其提供固然需要成本，但同时也代表着一定的利益诉求。伴随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尤其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全球各国经济实力对比发生明显变化。在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需要根据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做出调整和完善之际，作为其构建者和主导者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却没有足够的意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否定现行全球经济秩序中合理部分。因此，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需要进一步向合理化和公正化方向演进的关键时期，伴随经济实力的日益提高并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不失为提升中国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为自己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合理利益的重要战略机遇。
三、推动全球化：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转变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逆全球化”无益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中国的开放战略发生了转折，正在从“融入全球化”向“推动全球化”转变。
（一）中国发展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贡献新动力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道路，经济总量跃升到全球第二位，GDP占全球的份额由1978年的2.3%上升到2017年的15%，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人均国民总收入从190美元增长到8000多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13多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2009年以来，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的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超过美国居全球第一位。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和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影响力，是中国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前提。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主要作为全球经济中的“因变量”，中国的发展主要看世界；但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经济体量的逐渐增加，世界的发展也开始看中国。中国已经从全球化受益者的身份，逐步向经济全球化受益者、贡献者和推动者的身份转变。中国经济的强大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也必将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带来积极影响。
（二）中国道路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贡献新选择
中国开放发展40年的经验表明，中国始终坚持开放发展的理念，坚持走合乎世界潮流、符合本国实际的开放道路，把对外开放与建立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结合起来，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利益。回顾世界500年来的历史可以看到，每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都莫不与殖民扩张和战争密切相关，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至德国、日本、俄国和美国，概莫能外，以至于有每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都必然改变世界秩序并引起战争的“论断”。目前，伴随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和国际经济力量的对比变化，发达国家之所以呈“内顾”倾向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不乏有这种担忧。但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没有对外殖民，也没有发动战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且永远不谋求称霸。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成就，“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和平发展的道路选择可以以榜样的力量向世界表明，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完全可以是和平的进程，因为担忧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崛起的大国会走殖民扩张乃至战争的道路，进而采取**经济全球化措施的传统思维和做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三）中国态度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贡献新力量
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但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向“逆全球化”，而社会主义中国则成为了经济全球化坚定的推动者，成为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忠实倡导者和维护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明确表态，“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要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不搞排他性贸易标准、规则、体系，避免造成全球市场分割和贸易体系分化。要探讨完善全球投资规则，引导全球发展资本合理流动，更加有效地配置发展资源”，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尊重和维护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合理的成分，即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能够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要求、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多边贸易体系和规则；另一方面表现在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正在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作为全球经济中的重要一员，中国坚定拥护和倡导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主要表现的经济全球化，无疑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一支新生力量。
（四）中国智慧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贡献新理念
全球化面临的诸多挑战，以至于当前兴起了逆全球化思潮，其根源在于现有的经济治理体系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不平衡”的问题，既不能解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平衡，也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内部贫富分化引起的不平衡。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进入要素分工时代的具体表现。全球化推进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但并没妥善解决好经济利益的分配。在经济全球化处于十字路的关键时期，2017年1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作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提出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为推动全球化提供了新思路，贡献了中国智慧。这与以往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不顾一切地逐利、整个世界成为跨国公司和少数利益集团投资场所，崇尚“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有着根本的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实质上就是让各国都能平等参与其中，让各国经济有更加平衡、协调、联动的发展，通过共同发展、共享发展让普通百姓有更多、更广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应该说，这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到现阶段后的内在需求，反映的是对全球经济治理规律的正确认识，既是对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对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的正确的理论指引。目前，这一理念已经被写入联合国文件，说明得到了全世界的赞同，它必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和完善以及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理念。
（五）中国实践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打造新平台
如果说作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所需的内生力量的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经济体量的增大，体现的是推动的能力；积极倡导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及为经济全球化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体现的是推动的意愿；那么，中国倡导和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则是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具体实践,标志着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已经从以往的“融入”向“推动”实施了重大战略转变，已经落实到实践层面上。具体表现为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等。中国商务部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仅2017年一年，中国在“一带一路”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7217份，新签合同金额1443亿美元，完成营业额855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项目工作的开展，秉持的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本着“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共建共享、坚持合作共赢、坚持交流互鉴”的基本原则，对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不足之处有着较强的针对性，能够通过“不平衡”的相关方的利益协调机制，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更要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这一倡议的实施反映了社会主义中国“兼济天下”的宏大抱负，有助于消除由于发展水平、意识形态、制度差异、国家实力不同而产生的不平等、不公正、不公平现象，能够让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通过共同发展、共享发展让普通百姓有更多、更广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这正是中国开放发展进入新阶段和经济全球化面临新形势下，兼顾自身与世界两个大局，在开放战略上做出的重大战略转变。中国从此从全球化的积极融入者，已然转变为全球化的大力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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