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京沿江开发基本条件和基本原则
(一)南京沿江开发面临的机遇和具备的条件
南京作为长江流域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其实施沿江开发战略面临着新的机遇。
首先，长江三角洲主要城市正成为重要的外资集聚地。这既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也是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和转移的结果。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看，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贸易、投资壁垒的逐步消除，国际分工细化了，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这样制造品的劳动密集环节越可能向具备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的地区转移，要素禀赋在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重要性增强。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到，廉价劳动力仍然是我们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表一清楚地说明了我国在劳动力价格上的优势。
南京地区不仅具有价格较为低廉的劳动力而且劳动力素质较高，加之南京教育科研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人力资源丰富，对于外资的吸引力还是较强的。我们可以利用资本流动的新动向，积极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向南京流动。从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和国际转移的角度看，一方面由于在基础产业上逐步丧失竞争力，另一方面也由于新产业，如信息产业的发展，发达国家正把基础产业向外转移，这为南京积极吸引外资，进行沿江开发提供了历史机遇。
其次，江苏沿江开发战略的实施为南京的沿江开发提供了很好的现实机遇。这种机遇反映在针对性的发展导向、高层次的组织领导、有计划的推进实施、具体性的政策支持等多个方面。我们还要注意到，把江苏沿江开发作为一个整体的效果要大于各市各自进行沿江开发的效果，江苏整体的沿江开发为南京沿江开发提供了很好的开发背景。
南京沿江开发具有良好的基础条件。首先南京2/3的区县沿江，2/3人口和基础产业沿江，沿江岸线占到全省的近1/4，具有广阔的沿江开发的余地；其次，沿江地区已形成具有一定规模与实力的产业群，为沿江开发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基础。目前，沿江各产业园区正处于上升期，存在着放大园区效应、加快园区扩容、强化基础配套等方面的要求；第三，沿江开发的基础设施支撑条件正逐步改善。通过近几年南京市、区联动，建设了一批区域性与地区性的基础设施，为沿江开发打下了基础；第四，“三个集中、一个疏散”的城市布局调整和大规模的行政区划调整，为进一步整合各类发展要素、协同推进各项开发与建设创造了条件。
我们还要注意到南京在地理上的特殊性，就是长江横穿南京，而江南与江北部分经济发展差距较大。这一方面使得南京沿江开发显得尤为必要，另一方面也使南京沿江开发具备了很大的空间。
总之，沿江开发是南京经济新一轮发展的一次机遇，也是沿江八市的共同机遇，南京有良好的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作为基础，应该能够抓住这次机遇，也一定要抓住机遇，促进南京经济发展迈入新的阶段。
(二)南京沿江开发的基本原则
1.以开放的思路进行南京沿江开发。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培植沿江产业集群和国际制造业中心不能封闭式进行，需要利用国际资源，特别是需要引进国外先进产业。沿江现代制造业基地建设与沿江开放度密切相关。就是说，沿江制造业基地不能仅仅靠沿江地区自身的力量建成，更需要外地特别是国际先进制造业的进入。这需要沿江地区开放型经济的进一步提升。观察外资的流向，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的推进，发达国家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相当快。欧美发达国家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正在向外转移其制造业，因而有世界工厂转移之说。世界工厂能否转移到中国，到江苏和南京来，取决于地区的竞争力。对南京沿江来说，如何以更为开放的环境吸引世界工厂转移到江苏是关键性课题。以开放的思路进行南京沿江开发要求在政策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在开放的深度和开放的产业领域上进行拓展，将南京建成具有高开放度国际都市。
2.江南江北部分要优势互补，跨江联动。江北部分与江南部分经济发展差距很大是南京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南京是长江流域四大中心城市中唯一没有形成跨江发展格局的城市，与沪、汉、渝相比，跨江通道建设最为滞后，两岸发展最为悬殊。江北地区面积近全市的1/3，经济总量不到全市1/5。长期隔江发展不仅影响到南京经济的发展，也会影响到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
在沿江开发中我们应该把这种劣势转变为优势，整合江北部分与江南部分在经济发展要素上的优势，跨江联动，把沿江开发作为解决南京两岸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以促进产业集群为手段，以培育若干产业世界制造中心为目标，将南京发展成为与上海相呼应的区域经济增长极。产业集群化发展是建立世界制造中心的必然途径，可以这样认为一个产业的世界制造中心就是一个产业的主要集群地。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要求我们在政策上做出必要的调整，政策的含义是广泛的，包括贸易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和其它相关的经济政策。
尽管南京经济基础较好，但是有一个趋势值得关注:南京在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地位在下降，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到南京，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模式。这样发展下去，南京的今后经济发展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在沿江开发中，南京要在定位上处理好与上海的关系，一方面要创造条件吸纳上海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为南京经济发展服务；另一方面，也不能被动接受上海的经济扩散，因为这样的结果就适得其反，南京要积极将自己培育成区域的经济增长极。这里要处理好与上海在产业层次上的关系。
将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注重长远利益。首先，沿江开放不能以污染环境为代价。在有些关于沿江开发的研究中，提出以重化工业和冶金工业作为沿江开发的产业选择，这是没问题的，关键是在选择产业是将之对环境的影响纳入成本进行考虑。我们要意识到，环境不仅是生活环境也是投资环境，短期以牺牲环境作为成本进行引资无疑会制约今后的引资。而且，我们还要意识到，层次越高的产业对环境的要求可能更高，现在环境的污染无疑会阻碍以后的产业升级。其次，对一些优惠政策也要进行重新考虑，比如土地的批租，过分廉价将土地批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制约了今后的发展，也是对可耕地资源的一种浪费。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一方面想通过这样方式来吸引外资，不排除为了出政绩的考虑；另一方面就是土地的机会成本没有纳入成本。
沿江开发要以市场为主导。沿江开发战略是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但是在沿江开发中政府不能处于主导地位，沿江开发要强调市场调节的主导地位。强调市场调节的主导地位容易理解，但是在政府行为中真正加以贯彻往往是比较困难的。以市场为主导，首先要培育、规范市场和市场主体，尤其在一般竞争行业市场准入上，对于不同经济主体要一视同仁。以市场为主导，不排除政府在沿江开发中的作用，政府健全市场、提供政策和公共产品等职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沿江开发中政府的职能可以这样概括，“该管的一定要管好，不该管的管的越少越好。”
我们看到，在对沿江开发战略的制定中，有学者对沿江开发不同地区的主导产业进行了“确定”，政府的沿江意见中也对具体产业进行了定位，对预期达到投资额进行了说明。虽然，作为规划这是必需的，但是我们要意识到这些最多具有指导意义，而不能作为确定的发展方向和考核的指标。因为我们几乎不可能对今后的发展方向和速度做出这样具体而正确的决策。我们要做的是让市场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做出选择。
强调市场的地位，我们还要说明在南京沿江开发中，对外资和内资要公平对待，在对外开发的同时也要对内开放，在市场准入、政策优惠上内外资要享受平等的待遇。对于形成产业集群、建立世界制造中心而言，当地在产业链上配套企业的存在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要吸引内资对相关产业的投资。
二、南京沿江开发策略研究
我们研究南京沿江开发的战略问题，实际上就是要研究如何通过沿江开发战略的实施，促进南京经济跨江发展、使南京在若干产业形成和发展产业集群以培育世界制造中心。由于我们是站在政府行为的角度进行探讨，所以我们对南京研究开发战略的分析也是以政府政策取向为基本出发点的。
(一)南京沿江开发要实现两岸优势互补，实现经济跨江联动发展
长江作为自然形成的隔离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形成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障碍。南京江北部分具有较强的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特征，而江南部分具有典型的工业化社会特征。
张鸿雁(2003)对江苏沿江开发的跨江联动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基本上都在大河流域。以莱茵河为例，其沿岸城市星罗棋布，经济繁荣发达，两岸有数以百计的大小港口，有著名的世界第一大港鹿特丹、世界最大的内河港伊斯堡和路德维希港等。它们既是内河交通港，又是工业或商业基地。德国西部的勒费库森既是一个著名的港口，又是著名的化工城；科隆则依水运而成为商业大都会；巴塞尔则是瑞士的水边城市。张鸿雁还对莱茵河两岸经济发达的原因进行了研究，指出莱茵河之所以给两岸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其原因是:一是在同一水域中的各个城市都十分注意发挥、创造独有优势和区位经济优势，城市功能定位准确；二是利用港口优势和交通枢纽优势，建立立体交通促进经济繁荣；三是依托河流岸线，大力发展临水型工业和第三产业；四是形成规模经济体系，城市产业带具有市场独占性；五是完全开发的体系，直接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所以莱茵河成为欧洲经济发展的“牵引车”。
为了说明跨江发展的必要性，张鸿雁教授还详细列举了国际上14个实现跨江发展的成功城市。我们发现这些著名跨江发展的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两岸属于同一个城市，而南京在沿江开发中实施跨江联动也存在这样的制度优势:江南部分和江北部分同属南京市，不存在行政区划导致的制度协调成本和利益争夺成本，这使得南京市有条件从整体考虑，实现两岸优势互补，推动南京的产业发展。江苏其它沿江地区实施跨江联动一个很大困难就是两岸行政区划的分割，而南京显然没有这样的困难，这是南京的优势所在。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跨江联动在很多城市都能成功，甚至是这些城市的优势而南京两岸发展差距却如此之大呢?
我们认为，南京江南与江北部分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来源于以下两个分割:地理分割和制度分割。地理上的分割容易理解，也容易解决，随着跨江大桥的修建，地理分割问题将得以解决。制度分割是指尽管江北部分与江南部分同属南京，但是在经济制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江北部分较江南部分存在明显的制度劣势。制度分割是地理分割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结果。由于地理分割和制度分割，江北部分与江南部分以及苏南和上海的经济联系是比较弱的，作为其结果，江北部分接受苏南、上海经济辐射的能力就很差。
事实上，南京江北部分和江南部分存在优势互补的潜力。南京作为江苏省的省会和长江三角洲的重要经济中心和对外开放中心之一，从制度上看，一方面相对而言具有较大的经济权力，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也积累了不少经验，经济制度不断得以完善；从工业发展状况看，南京是我国东部的重要工业基地，工业基础雄厚，工业门类齐全，技术水平日益提升。南京拥有36个工业行业、200多个工业门类，2000多个大类产品的综合性工业体系。但是不论是制度上的优势还是产业上的成绩都主要集中在江南部分，反过来说南京江北部分的开发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关键是要将江南部分制度优势与产业优势嫁接到江北的发展上。从江北部分看，其主要优势体现在廉价要素的供给上，从土地看，资源丰富，价格较低；从劳动力看，江北居住和生活成本较低，且能大量吸引大量苏北廉价劳动力，劳动力价格较低。将南京江南部分制度优势、产业优势与江北部分土地、劳动力优势进行有效整合无疑会有助于南京沿江开发战略的实施。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优势整合不仅有利于江北的发展，也会促进江南部分的产业发展，这里存在江北部分和江南部分的产业分工和互相促进的问题。江北部分可以发展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工业的发展基地，江南部分要体现现代城市的服务功能。江北产业的发展无疑会为江南发展生产服务产业带来市场。所以，南京沿江开发实现跨江联动，共同发展的关键就是突破地理和制度的分割，实现江北与江南的优势互补，明确各自产业定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跨江联动的关键在于江北经济的发展，对于沿江开发中江北经济发展我们有几点看法:
对江北沿江岸线进行整体规划，对码头功能进行整合，在江北岸线建设景观大道。目前江北、江南的社会形象存在很大差异，对江北的落后印象阻碍了江北引资工作的开展和经济的发展。上海外滩景观建设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黄浦江东岸的景观建设塑造了浦东的良好投资形象。进行江北沿江景观建设首先要对现有的基础设施，如码头进行重新布局和功能的整合，在此基础上进行观光大道的建设，可以考虑将若干标志性建筑放在沿江部位。
在江北建设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基本设施。目前，江北的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功能不健全。我们首先应该将江北建设成为良好的居住地，可以考虑建设若干“邻里服务中心”，提供包括购物在内的比较齐全的生活服务。
在生产服务上，江北部分也是比较欠缺的。为促进江北的开发，应提高金融服务、财务服务、运输服务、科技服务等为生产服务的水平。
与江南部分的交通问题。收费问题是一个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必然会阻碍江北开发的进行，阻碍江北的产业发展，比如由于收费，在江南工作的人基本不愿在江北居住，必然阻碍江北房地产的发展。如果不能完全取消收费，至少应该对南京车辆免费。
江北大学城建设的问题。江北经济的发展，一流大学的存在是个很大的促进。由于江北开发的滞后对现有大学的发展必然会产生不良影响，反过来影响江北经济的长远发展。所以，在目前江北经济发展滞后情况下，支持高校在江北发展应该是政府的一个政策措施。
(二)采取若干措施促进南京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
在南京形成若干产业集群是沿江开发的主要目标之一，而促进产业集群的重要措施就是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相关企业基于价值链的联系。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1.制度环境建设问题。产业集群的动力来源于分工可以降低成本的原理，而决定分工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交易费用的大小。所以，较低的交易费用是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制度环境是决定交易费用大小的重要因素。为了促进南京市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制度环境建设，降低交易费用是必然的选择。我们知道制度就是一系列规则的**，进行制度环境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制度的一般性建设。制度应该具有一般性，换句话说制度不应该在无确切理由的情况下对不同主体、不同情境实施差别待遇。违背制度一般性的情形在目前是比较普遍的，例如在融资、市场准入、税收等方面，外资与内资、国企和私企存在很大的政策差别，制度建设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消除这样的差别。
二是制度的简单化建设。认识论和法理学日益证明，复杂规则不起作用，因为它们对人们的认识要求过高，并硬使服从法律的代价超过了必要的水平，所以准确的制度建设思路是简化规则以应对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制度复杂性可能表现为制度涉及太多的细节，且常常以指令性方式来调节；法律不统一，不同规则间存在冲突和重叠等。因此，制度简单化就是要对现有法规进行清理，使得制度清晰明了，易于了解，易于遵守。目前很多政策就过于复杂，难以掌握，不利于产业集群的发展。
关于制度建设可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就是一谈到制度建设就会想到制定制度，实际上废除一些不适合的制度可能更加重要。
三是制度的确定性和开放性问题。制度的确定性是指制度能够给主体以确定的预期，能够清晰看懂制度的信号，明确违反制度的后果，并适当约束自己的行为。制度不确定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加大经济主体对风险的评价，不利于经济发展和产业集群化发展。保持制度的稳定性应该是南京市制度环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
制度的开放型要求制度不要过于僵化，以便经济主体通过创新行为对环境变化做出反应。我们也发现在产业集群中的相关企业之间具有很多特殊的制度安排，制度应该允许这样有利于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制度创新。
总之，制度的一般性、简单化、确定性和开放性应该成为制度建设的目标。我们还应该注意，为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制度安排还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为特定产业向本地区集群创造条件，满足特定产业跨国公司选址的目标要求。
采取价值链引资战略。在产业选择上，我们认为应该将具有较多的技术上可分的价值增值环节的产业作为促进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目标产业。因为促进分工发展是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原动力，因此某一产业越具有分工细化的可能就越可能产生集群化发展的趋势。而且分工细化还能降低最低资本的要求，有利于小企业的发展，推动集群的发展。此外，选择的产业还应该是在南京市具有良好发展基础的产业，这样可以为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很好的基础。
在引资策略上，我们提出价值链引资的思路。价值链引资将引资的重点放在与本地现有产业有前后项联系的产业上。价值链引资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首先，把引进与现有产业具有前后项联系的FDI作为引资的重点。前后项联系的存在为相关企业提供了产品市场和投入品的来源，节约了运输费用。而且，收益远非节约运输费用一点:相关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接近有利于它们之间的交流，协调生产安排，在技术创新上保持一致，有利于技术创新；地理位置上的接近有利于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节约签约成本和监督成本，从而节约交易费用。此外，交易费用的下降又会促进分工的发展，获取分工的收益。我们应该认识到，价值链引资是动态的概念，就是说新投入的外资也应作为本地已有产业，把与之在价值链上有前后项联系的产业作为引资的重点。这样，我们发现随着引资工作的深入，引资的目标产业会越来越多。
价值链引资的第二层含义涉及新产业群的培育。我们说引进与现有产业具有前后项联系的FDI作为引资的重点，并没有否认培育新的产业群。实际上，把具有发展前途，易于形成产业集群的新产业作为引资的对象，即便本地区尚未建立该产业也应该是我们的战略。不过，我们要注意在引资中要贯彻“价值链引资”的思想，把重点放在与之有产业联系的产业引资上。
3.促进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前后项联系。促进外资与本地企业之间基于价值链的联系应该是政府政策的努力方向。我们发现，在很多产业集群存在这样的现象，就是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基于价值链的前后项联系很少，二者之间几乎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事实上，促进外资与本地企业的基于价值链的联系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这有利于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的投入产出联系，一方面有利于相互提供投入品和市场；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分工的发展，获取规模经济收益和分工收益，而这两点都无疑会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
其次，促进外资与本地企业的联系还有利于本地企业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在与外资企业的联系中，其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会向当地企业溢出，而这种溢出常常是外资企业的主动行为，因为外资企业对投入品的较高要求必然使其有必要帮助其供给商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
(三)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将南京建设成为国际性城市
南京形成若干产业集群、建成若干产业的世界制造中心，离不开南京城市功能的提升，要依托南京的城市现代化。洪银兴(2003)、刘志彪(2003)对沿江开发过程中城市功能提升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洪银兴教授通过现代城市功能的演变来说明这个问题，认为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内容是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这一内容的城市化在沿江苏南已基本实现。但仅仅是如此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沿江现代制造业基地的建设。综观世界上著名的制造业基地都是背靠了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其原因是现代城市的基本功能作为市场中心特别是要素市场中心发挥作用。城市是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集散地。聚集的要素和经济能量的能力越强，城市功能越强，对制造业发展的支持能力也越强。特别是发展现代制造业需要现代生产要素。现代生产要素需要由达到现代化水平的城市来聚集。
沿江城市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现在服务业主导制造业作用已经非常明显。世界工厂的形成必须要有发达的现代服务业支持，这也是现代城市的产业支持，其主体是生产者服务。金融、保险、运输、信息服务、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业、旅游业等服务业，包括法律、会计、信息、科技、评估、咨询、工程设计、广告、管理与技术等在内的各类中介服务机构，等等，是国际制造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现代服务业基地建设与国际制造业基地的建设同等重要。现代制造业的转移往往伴有现代服务业的转移，甚至现代制造业的移动方向由现代服务业的移动导向。
建设国际制造基地，不仅要求降**造业的物质变换成本，而且需要有国际性城市相配套，提供高质量生产性服务以降**造业的交易成本。国际经验表明，城市的规模和等级与吸引内、外资的水平和规模成正比。因此审时度势，把握好大城市发展的国际国内背景和城市宏观发展规律，鼓励若干大、中城市的总体发展，尤其是100万人口左右的城市，是江苏省经济发展战略转型、高新技术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核心，培育南京、苏州成为国际性城市，与世界城市体系接轨，对于江苏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徐康宁等:《江苏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依存度相关性研究》，《现代经济探讨》，2002年第4期。
[2]江苏发展高层论坛第15次会议论文(2003)
[3]张鸿雁:《打破江苏“隔江而治”格局，构建省域“跨江经济一体化”模式》。
[4]洪银兴:《江苏沿江新一轮开发开放的内涵》。
[5]张二震:《抓住世界产业资本转移机遇将我省建成世界制造业重要基地》。
[6]刘志彪:《江苏省沿江开放开发战略与政策的研究》。
[7]赵曙东:《构建沿江经济开发区战略的制度思考》。
[8]陈雯:《江苏沿江综合开发的若干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