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发展道路选择不仅取决于自身情况，也受制于外部环境。中国改革开放近40 年来所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与中国选择了开放发展战略有关，更受益于前一轮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国际分工出现了全球要素分工这一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新型分工模式并逐步成为全球化的主导形态。“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采取正确的开放发展战略”，是中国实现经济腾飞的宝贵经验，也是全球要素分工似乎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绝好例证和典范。与此逻辑一致，近年来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之“乏力”现象，既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新旧动力转换不力有关，也与全球经济深度调整期国际市场需求低迷等错综复杂的外部大环境有关。其中尤为突出的问题是，伴随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等一系列标志性“黑天鹅”事件的出现，与前期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之势相背离的“逆全球化”浪潮日渐兴起。
毋庸置疑，逆全球化浪潮作为重要外部环境约束，对于已经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国而言，带来了严峻挑战。虽然其影响效应和作用后果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但对其进行必要分析和预判，并据此采取科学有效的应对措施则是非常必要的。逆全球化浪潮兴起的本质是什么？会对中国开放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前一轮经济全球化红利是否已经基本结束？中国新一轮开放发展道路到底应该怎么走？对诸如此类问题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探讨，对于中国开放发展战略调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逆全球化：世界经济形势之变
2016 年诸如英国脱欧、特朗普逆袭当选等一系列标志性政治事件的发生，被视为“逆全球化”的标志性开端，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似乎也正加速成为一股愈演愈烈的浪流。在针对当前出现的所谓“逆全球化”的大讨论中，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因为长期而言，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是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因而所谓的“逆全球化”至多只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暂时性受阻，甚至可能只是一种假象。本文不对上述争论展开讨论，而只是关注当前“逆全球化”现象的几个典型表现。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及制度保障看，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快速发展是前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而这又得益于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保障作用。因此，与前一轮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相比，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之变所体现出的“逆全球化”，同样可以从贸易、投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全球经济规则等角度进行观察。
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得益于全球要素分工的快速推进，全球贸易在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取得了高速增长的罕见成就。但这一进程被2008 年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所打断。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显示，2009 年到2015 年期间全球贸易平均增长率不足3%，即不到金融危机前20 多年平均贸易增长率的一半，其中2012—2016 年连续五年全球贸易增速分别为2.88%、2.66%、2.30%、-2.17%和1.2%。根据WTO的最新预测，2017 年全球贸易增长率将维持在1.7%左右的水平。实际上，虽然统计数据显示全球低速增长自2012 年才开始连续出现，但从更深层次挖掘，2010 年和2011 年全球贸易表面上的恢复性反弹，一方面得益于各主要国家采取了凯恩斯式宏观刺激经济政策，另一方面是建立在2009 年全球贸易大幅衰退的基数效应基础之上，因此本质上是虚假反弹。由此可见，自2009 年开始全球贸易实质上已经连续8 年进入了低速乃至负增长通道，并仍有进一步持续的可能。可能正因如此，有学者研究认为全球贸易增长的巅峰时期已过，将进入到一个长期低速增长乃至负增长的“平庸期”[1]。这种令人沮丧的变化显然是“逆全球化”在贸易领域中的一种典型表现。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要素分工深度演进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以FDI 为表现形式的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性日益增强。相关数据显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 世纪70 年代初的141 亿美元，迅速增长至2007 年的2.26 万亿美元。与全球贸易发展历程极为相似，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势头，受到2008 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从而出现了转折。在本轮危机冲击的2008 年和2009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分别下降至1.9 万亿美元和1.1 万亿美元。之后，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虽然与危机期间“断崖式”下跌状况相比，2010 年和2011 年分别恢复至1.2 万亿美元和1.58 万亿美元，但与危机冲击前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势头相比，已经有非常显著的下降。从近几年的变化趋势来看，2012 年、2013 年、2014 年和2015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分别为1.35 万亿美元、1.41 万亿美元、1.2 万亿美元和1.76 万亿美元，大体呈现波动状态且一直未恢复至危机冲击前的水平。更值得关注的是，即便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微弱回升，仍然难掩生产全球化的发展停滞。以2015 年为例，虽然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1.76 万亿美元这一危机后的最高水平，但是从具体的投资方式来看，这一增长主要是由跨国兼并和收购（跨国并购）所驱动的，数据显示，2015 年的跨国并购金额高达7210 亿美元。由于跨国并购的实质是跨国公司重组，这些重组虽然会带来巨额的资金流动，但实体经济中运行的资本变动却极其有限，即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新生项目”实际上并未得到长足发展。如果将上述因素考虑进去，则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仍然处于较为低迷的状态。
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看，在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明显抬头并呈愈演愈烈之势。正如Bown C.P.（2009）的调查报告显示[2]，美国实施的“购买美国货”条款、英国在金融领域出现的保护主义倾向、法国在汽车行业实施的援助计划、欧盟贸易规则所表现出的收紧等种种迹象，均是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抬头和蔓延的明证。而从近几年的发展变化情况来看，不仅危机后出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多数未被撤销，且新的贸易保护措施还在不断出台。2016 年世贸组织（WTO）发布的报告表明，尽管G20 领导人一直强调“撤销”现有贸易限制措施，但2015 年10 月至2016年5 月，G20 成员新增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高达145 项，月均出台数约为21 项。这是逆全球化的最直接表现。
此外，以WTO为主导的前一轮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在当前新的国际分工形式下受到了严峻挑战，已经不能适应全球经济深度演进的需要，面临破产风险[3]。目前WTO主导下的多边谈判进程缓慢乃至受阻，至今仍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新的全球经济规则尚未形成。至于另起炉灶的一些区域经济谈判，即便能够形成小范围的高标准经济规则，但本质是一种“圈子化”的保护主义。因此这种发展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逆全球化的表现。
当然，世界经济现象呈现的上述之变，反映出的“逆全球化”之势，还没有凸显其固有特点。如果进一步从“逆全球化”背后推手看的话，此次“逆全球化”浪潮兴起的主要推动力量均来自于发达经济体。如果“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始于发展中国家，则不难理解。因为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总体而言处于主导和控制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大多则是被动卷入其中，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主要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受益面较窄，在生态、环境乃至文化等领域均受到冲击并付出代价。然而，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以及意大利、法国乃至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获得广泛支持等热点现象表明，当前“逆全球化”主要兴起于美、英、德、意等发达经济体，与之相反的是，以中国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反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和拥护者，全球化进程动能呈现出由发达经济体转向发展中经济体的重要趋势。上述突出特点用传统国际经济理论显然无法给予充分解释，那么本轮“逆全球化”浪潮兴起的本质原因究竟是什么？
二、分工与周期性因素耦合：逆全球化浪潮兴起的深层逻辑
关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问题，传统国际经济理论早有讨论，无论是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论，还是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无论是中心-外围论，还是发展中经济体依附理论等，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予以解释。仅从世界经济形势之变的表面进行观察，本轮“逆全球化”与已有历史现象并无异样，但考虑到其固有特点后，则需给予进一步探讨和解释。我们的基本看法是，本轮“逆全球化”浪潮兴起的深层逻辑是新型国际分工演进与世界经济周期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可知，国际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推动国际分工演进的两个最为基本的因素就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伴随国际生产分工技术的快速进步，加之WTO主导下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保障制度的推行，国际分工基础和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即全球要素分工逐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形态。在要素分工体系下，国际贸易呈现出两个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是产品价值链被分解了；二是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性日益增强。无论是哪种形式抑或是上述两种形式的结合，其最终产品乃至产品生产的一个环节都是多国要素共同生产的结果，国与国之间分工的边界已经从产品深入至要素。各国以优势要素参与国际分工，更确切地说参与全球生产，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形态。因此，把当前的这种分工形式称为要素分工，更能反映国际分工的本质，也更加准确[4]。要素分工条件下经济全球化红利分配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似乎更加有利于发展中经济体，二是国家内部分配失衡日益严峻。
要素分工条件下为什么会发生经济全球化红利分配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变化？这是因为产品价值链的全球分解和要素的跨国流动给发展中经济体融入经济全球化、实现经济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首先，从产品价值链的全球分解角度看，由于一国或地区无须在某种产品的完整生产过程中具有比较优势，而只需要在产品生产的某个环节和阶段具有比较优势，就可以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这种变化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门槛，使得原本不具备生产“整机产品”比较优势，甚至由于在某个生产环节和阶段由于存在无法克服的技术障碍进而根本不具备生产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在新的国际分工模式下，通过专业化于特定生产环节和阶段，而具备相应的生产“能力”。“保留核心的，外包其余的”是要素分工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这种战略主导下国际转移首先是从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环节开始的，但是对于工业化起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无疑是重要的机会窗口。何况，产业国际梯度转移并非一成不变，更非静态模式的简单重复，而是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是跨国公司主导下的技术生命周期，因为这会决定跨国公司对何为核心何为其余的界定；二是承接产业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的发展中国家自身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因此，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不仅获得产业发展机会，甚至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可能。
其次，从要素跨国流动角度看，不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性是有差异的。大体而言，诸如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相对较强，而诸如劳动尤其是低技能和一般劳动、土地以及政策环境等的流动性相对较弱甚至根本无法流动。因此，全球要素分工本质上是可流动生产要素对不可流动或者流动性较差生产要素的追逐。从现实优势要素的国际分布格局来看，诸如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正是发达国家的优势生产要素，而诸如低技能和普通劳动者等正是发展中经济体的优势生产要素，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通过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输出，与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等生产要素相结合，便成为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由于生产要素具备了跨国流动性，尤其是发达国家高端生产要素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不仅改变了作为东道国的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实现了比较优势的变迁乃至升级（高端生产要素存量增加），且更为重要的是，要素流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使得其原有闲置要素得以充分利用，从而将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比较优势。从这一意义上说，发达国家资本等生产要素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等生产要素的追逐，对比较优势其实具有激发乃至创造效应。
全球要素分工虽然是社会分工细化和世界市场资源优化配置使然，但其发展确实带来了表面上的全球经济失衡，即全球实体经济的优化发展却在表面上以贸易失衡等虚体经济全球失衡表现出来，加之前文述及的全球经济出现的对发达经济体某些不利变化，表面上的全球经济失衡被发达国家演绎成全球红利分配出现利益失衡的理论逻辑。而且这种“红利分配失衡”幻象在跨国公司迅猛发展条件下，在企业边界概念日益扩大而国家边界保持相对不变情况下，从发达国家视角来看，这种“利益失衡”就越发被放大了。实际上，在要素跨国流动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更为客观地评价开放收益应该基于要素收益进行，而要素稀缺性原理决定了稀缺要素必然是获益最大者。[5]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外资主导型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只长骨头不长肉”观点的合理性一面。毋庸置疑，从要素收益的分配机制看，跨国公司由于掌控着资本、技术、管理等稀缺要素，无疑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且从目前主导全球分工体系的跨国公司来源看，仍是发达经济体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只不过，由于跨国公司的地理边界概念日益扩大乃至国籍的日益模糊，导致其利益的地理空间分配格局与传统完整意义上的一国本土企业的利益分配格局具有了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进而在统计意义上出现了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非一致性，跨国公司的获利未必完全纳入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红利分配统计范畴。从本质上看，发达经济体仍然是前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获利者，否则我们便无法理解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差距依然在不断扩大的事实特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高达4 万亿美元之多，与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差约80 倍，远高于总量差距的1.6 倍。然而忽略了上述事实特征乃至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及其母国的会计真实利得，对经济全球化利益分配格局的判断，必然于无形中放大“全球经济失衡”的所谓全球化红利不利分配格局。
要素分工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之变，同样对包括贸易和投资在内的全球治理问题提出了新要求。众所周知，全球经济规则实质上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的制度选择，前一轮的全球经济规则及其治理体系，实质上是发达经济体为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主导形成的。这种治理结构和利益偏向必然要求随着经济格局和国家间实力的相对变化而随之调整。应该说，当前经济全球化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本质上并非经济全球化本身之过，而是全球治理“无力”和“失序”的表现和结果。伴随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全球地缘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发达经济体的传统霸权呈渐弱之势，原有的全球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既无法继续满足发达经济体的利益需要，也无法被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所继续接受。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无力”和“失序”，致使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往往被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本身。只不过，“问题”尚未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者说未有导火索引爆的情况下，还只是处于一种潜伏状态，但却隐含着集中爆发的风险和可能。
全球要素分工深入演进对经济全球化红利分配的影响，同样存在于国家内部利益分配方面。众所周知，经济全球化一直是资本的盛宴。在要素分工体系下，资本在全球配置并获得极大利润的同时，也将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增长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推向了极致。跨国公司资本、技术进步加上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精英三者“铁三角”式结合，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中低阶层，均构成了范围更大、程度更强、形式更多样的盘剥和压榨。从而使得全球中低阶层日益被边缘化，全球化红利分配的极化效应日益显著。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新型国际分工模式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可能要甚于对于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这是因为要素分工对内部利益分配失衡产生了内生性影响。众所周知，由于制造业生产技术容易标准化而且扩散能力比较强，一直是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国际梯度转移的主要内容。因此，在要素分工背景下，一方面，伴随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由于首先转移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环节然后依次推进，从而对就业带来了巨大冲击；另一方面，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形式开展的，资本的流出意味着劳动的相对过剩，因此劳动边际收益会随之下降。这是全球要素分工演进对发达经济体内部利益分配失衡产生影响的重要作用机制。
无论是红利分配在国与国之间出现失衡（包括治理无力和失序），还是在国家内部出现失衡，如果是在经济繁荣发展时期，即便是经济发展的“相对输家”仍能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潜藏的矛盾和问题就会被一片繁荣景象所掩盖和压制。何况，即便是发达经济体部分劳动者遭遇要素分工带来的冲击和损失，由于仍然能够享受优越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政策，财富分配差距的两极分化依旧处于可控范围之内。然而在经济不景气时，由于经济衰退导致财富缩水和国力下降，经济全球化红利分配失衡以及所隐藏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由此也就会集中爆发，特别是当长期奉行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政策难以为继的时候，寻求“撒气桶”便成了一种自然行为。在开放条件下，转移国家内部问题的方式之一就是把矛头指向其他国家，将国内经济发展出现的问题归咎于源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冲击，“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于是被视为一种“正当防卫”而大行其道。Irwin（2005）[6]对历史经验数据进行研究已经证实，经济衰退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使用频率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因为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措施，不仅有利于转嫁危机并实现经济全球化红利的重新分配，也是籍此对国内“逆全球化”呼声进行安抚进而获取政治支持的最优方案。
正是基于上述逻辑，不难理解，当前“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主要源自于发达经济体这一突出特点，
其实正是由要素分工深度演进背景下经济全球化红利分配在国家间和国家内出现的失衡与世界经济长周期进入衰退期耦合所致。对于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现有文献已经进行了大量探讨，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是世界经济长周期进入衰退阶段的表现和结果。从金融危机冲击对全球各国冲击程度来看，发达经济体基本上处于“重灾区”，而发展中和新型经济体虽然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二者在本质上有所差异。发达经济体的冲击主要源自于前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创新进入尾声后的动力衰竭，而发展中经济体的冲击主要源自于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外部影响。从全球化红利分配失衡和世界经济长周期进入衰退阶段的耦合来看，“逆全球化”在2008 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时就应该开始了，其兴起似乎晚于世界经济形势之变，一方面是由于在危机爆发之初对危机的本质尚未形成共识，二是危机爆发后全球各主要国家联手采取了凯恩斯式的宏观刺激政策。
三、开放发展转型升级：前一波全球化红利尚存
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浪潮无疑对中国传统开放发展道路和战略带来了一定冲击和挑战。近年来中国开放型经济出现的“乏力”现象既与自身传统比较优势逐步丧失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上述外部冲击的严重性。现在的问题是，既然从世界经济长周期角度看，全球经济已经进入到衰退阶段，加之当前兴起的“逆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冲击，似乎意味着中国获取前一轮经济全球化红利已基本结束？就长期而言，经济全球化无疑是大势所趋，因此从历史的长周期角度看，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必然要坚持走开放发展道路。但如果把问题聚焦于当前特定情势，对上述基本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因为这事关中国开放发展战略选择，事关能否进一步抓住可能的机遇。我们的基本观点认为，目前中国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而开放发展依旧是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和有效途径。换言之，从世界经济长周期所处现实阶段，以及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所处现实地位看，如果能够有效应对“逆全球化”问题，在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中将会面临转型升级巨大机遇。对此，我们可以从产业和技术生命周期所推动的产业国际梯度转移、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现实分工地位以及中国的现实比较优势状况加以具体分析。
国际贸易中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实际上早已揭示，从生命周期角度看，产品大体都会经历创新、成长、成熟直至衰退的阶段，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其技术水平和要素禀赋状况不同，决定了不同国家在产品生命周期中所处地位和时间也不同。正是由于不同技术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不同国家进入产品生命周期存在时间差，进而推动了产品乃至产品生产环节的动态分布和转移。这也是产业和价值增值环节国际梯度转移的基本规律。众所周知，1946 年美国依靠创新，经济进入新一轮繁荣期，并带领世界经济进入增长的长周期，并由此形成了当代全球产业基本区域格局：以欧美为新技术新产品研发与市场开拓方，以新加坡为高效、便捷的金融法律服务供应方，以日本、韩国为资本、装备和高级零部件供应方，以东南亚和澳大利亚为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供应方，以及以我国为劳动密集型环节的重要配置地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基于如上现实分工格局，不难理解，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来说，正处于前一轮经济繁荣动力机制已经衰竭，而新的产业革命和技术创新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的阶段；但对于诸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还尚未走完前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创新的完整生命周期。何况，目前发达经济体正在孕育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创新，必然推动原有成熟技术产业新一轮大规模国际梯度转移。据此，从产业革命和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演进角度看，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时间差形成的“错位发展”战略机遇依然存在，前一波经济全球化红利尚未结束。
当然，是否存在“错位发展”的战略机遇，同时还取决于承接国在全球总体产业技术水平中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从中国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的发展实践看，前一轮开放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并由此获得了制造业长足发展。虽然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但正如国内学者金碚指出的，躯体之大并不代表筋骨之强[7]，大而不强仍然是中国制造业“成长的烦恼”。就制造业产业的总体技术水平而言，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中仍然处于中低端环节和位置[8]，而且这种格局在短期内难有根本性改变。很多学者较为一致地认为，中国要成为制造业强国，至少还要20年以上的发展时间[9]。可见，就全球现行产业技术水平和格局而言，中国还面临着攀升全球产业链中高端的艰巨任务。当然，这种发展差距进一步说明了前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对于中国而言仍然存在着一段很长的路可走，循着既定的成熟产业技术体系不断向上攀升，有助于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当然，上述分析只能说明中国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并非等同于现实，能否抓住机遇并转化为发展黄金期，一方面取决于战略定位，另一方面取决于是否具有抓住战略机遇的基本条件。不可否认，伴随我国劳动力成本等各种生产要素价格进入集中上升期，继续依托传统低成本优势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的确面临着巨大挑战。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变化正是我国比较优势发生动态变化的体现，同时也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需要从以往的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必要性。一方面，从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看，虽然一些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目前的制造业劳动成本已经超过了东盟等新兴经济体，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然存在巨大差距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而且每年有超过600 万大学毕业生，说明了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同时人力资本水平也在迅速提高。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业通过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配套能力，具有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产业结构演进和梯度转移本身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伴随传统比较优势的变化，低端落后的制造业和增值环节要么被淘汰要么被转移。因此，目前中国要素成本等变化所反映出的要素禀赋结构变迁，以及现实的制造业产业发展基础，都决定了中国制造业发展在“大浪淘沙”中不仅需要尽快向中高端方向攀升，而且也有能力抓住新一轮高端制造业和增值环节的梯度转移。
总之，在前一轮经济全球化中，中国通过低端环节切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在承接产业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中，实现了制造业长足发展，全面摘取了全球产业技术水平“低垂的果实”。虽然前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创新生命周期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已近尾声，但由于目前中国仍然处于全球制造业产业分工格局中的中低端，因此错位发展的时间差意味着中国面临重要机遇。更确切地说，通过承接全球现有成熟产业技术体系的中高端生产环节和阶段，中国可以进一步全面摘取全球产业技术“高悬的果实”，实现制造业进一步发展和转型升级。更何况，全球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的孕育发展，会推动全球要素分工向全球创新链等方向发展变化[10]，这无疑为具备基本条件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融入其中实现开拓性技术进步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
四、增长共赢链：“逆全球化”下开放发展新理念和道路选择
如果经济全球化进程能够顺利推进，中国通过进一步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仍然可以在以开放促发展方面大有作为。然而，稳定的外部环境正在被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浪潮所破坏，战略机遇也有可能面临着被吞噬的风险。这是因为在“逆全球化”思潮的影响下，贸易保护主义的泛滥会破坏原有良好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制度，已经构建起来的全球生产网络可能会被撕裂，全球产业链条的区域分布将会被扭曲配置，产业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国际梯度转移的进一步推进将会受到更多的约束和障碍，等等。比如，欲在经贸领域掀起逆全球化浪潮的特朗普，一方面实行大规模减税的“胡萝卜”引诱政策，另一方面扬言欲实施对将生产线和就业岗位转出美国的跨国公司征收高额税收等惩罚措施的“大棒”威逼政策，“威逼利诱”下的跨国公司不仅会放慢推动产业转移的步伐，甚至有可能会导致一部分跨国公司将部分制造业环节“回流”至美国。总之，“逆全球化”思潮如果演化成“逆全球化”行为和政策取向并成为主流，那么全球产业链的完整性会因此而遭到破坏，其深入延展的态势尤其是全球要素分工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也会因此而遭到阻碍甚至逆转，前一波经济全球化尚未释放和实现的红利将被中断。
因此，为了有效防范“逆全球化”浪潮兴起所带来的不利冲击，积极推进乃至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继续收获开放发展新红利，中国需要适时调整开放发展战略并走出一条新道路。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增长共赢链”新理念无疑为新形势下中国开放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和道路[11]。换言之，中国需要以“榜样的力量”努力构建全球增长共赢链，这是在世界经济新形势下中国应该秉持的开放发展新理念，也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有效应对“逆全球化”并走出一条开放发展的通途。应该说，目前中国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其实正是对上述开放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以“榜样的力量”努力构建全球增长共赢链，主要包括：努力走包容性开放发展之路、努力走共享性开放发展之路、努力走更具贡献性开放发展之路、努力走自由化坚定拥护者的开放发展之路。
所谓走包容性开放发展之路，主要是指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在关注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应关注他国的利益。在全球要素分工体系下，由于产品价值链的生产分割以及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关系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紧密，更加具有相互依赖性，更加具有相互依存性和共生性。突出表现为任何一个国家均作为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一个和部分节点而与其他国家形成彼此之间的利益交织和交错，逐步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和共生发展格局。在这种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下，经济全球化红利创造效应不仅取决于资源优化配置的程度，还取决于全球化红利的分配方式，因为作为全球生产网络中任何一个或者部分节点，如果因为获利较少甚至受损，其自身的不可持续性已经不完全是自己的问题，必将成为全球生产网络顺利运转的“瓶颈”，从而影响着全球红利的创造。经过38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从一个国际经济意义上的“小国”发展成为一个“巨型”经济体，逐渐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和贸易大国，从而导致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被人为或客观地与中国因素关联起来，将诸如全球经济失衡等归咎于中国，“中国***”也因此甚嚣尘上。而诸如这些因素在特定情形下即被异化为“逆全球化”的“口舌”和“依据”。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巨型开放经济体，对“产业空心化”以及就业压力剧增的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以及对于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来说，的确具有一定的冲击性。因此，进一步的开放发展切忌“攻城略地、赶尽杀绝”，在经济全球化视野下秉持包容性发展理念，从而营造和谐共赢的国际环境，以实际行动树立起“全球增长共赢链”的榜样和模范，为中国的开放发展铺垫一条科学、和谐、可持续道路。
努力走共享性开放发展之路，主要是指着力构建更具公平性的内部利益分配机制，让开放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人民大众。历史发展的现实实践表明，一些国家为了摆脱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局，容易将一国内部出现的问题（比如利益分配不公）错误地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进而举起贸易保护的大旗。而驳斥这种错误思潮和行为的最强力量，就是以“实际榜样”来说明问题的根源不仅并非源自经济全球化，而且有效和完善的分配机制能够让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红利更好地惠及人民。这不仅是应对“逆全球化”的必要举措，更是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举措，因为包括利益分配在内的国家内部治理完善程度和有效性，将会在国际范围内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实际上，共享发展之所以被置于我国五大发展理念，其中所蕴含的一个题中之意就是发展利益其实还没有很好地实现共享。比如在起初“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理念下，中国开放型经济虽然使得国民财富总量日益增加，即效率得到了保证和实现，但公平却没有得到很好地兼顾，突出表现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等方面。因此，下一步的开放发展，需要在内部利益分配机制上做足功课，构建大国形象，以“榜样的力量”感召其他各国，如此才能更好地顺应乃至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
努力走更具贡献性开放发展之路，主要是指通过稳定和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继续发挥中国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引擎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为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引擎，同时也为全球贸易和投资的不断扩大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全球经济增长普遍乏力背景下，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中高速增长，并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渠道，对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总之，中国的开放发展战略在获取经济全球化红利的同时，也为全球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等提供了重要动力，实现了共赢式增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确面临结构性减速风险，但这并不排除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成为创新型国家，从而再次形成经济高速增长新动能的可能。如此，世界经济必将更加倚重中国，必将更加注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外溢效应，全球资本也必将更加青睐这片投资热土，更欢迎中国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经济。
努力走自由化坚定拥护者的开放发展之路，主要是指除了要竭力维护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多边体制和制度外，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和范围，进一步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开放水平，为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树立中国榜样和做出中国表率。从前一个方面看，在“逆全球化”浪潮下，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制度和规则遭遇挑战，而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必要制度保障，因此，为了能够顺应经济全球化的长期大势乃至引领经济全球化，中国必须成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坚定维护者和倡导者，这就需要在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和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中提升话语权。由于中国目前已经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中具备了一定的在位优势，缺乏中国声音的全球经济规则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完整和不健全的。无论是在原有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制度方面，还是在全球经济新规则的构建方面，中国应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在位规模优势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跻身于全球经济事物的核心议定圈，在参与国际议程设定等过程中为维护全球自由化做出中国贡献。从后一个方面看，中国应不断通过对内深化改革，按照全球经济发展新形势的需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从以往的边境开放措施向境内开放措施方向深化发展，奠定进一步扩大先进制造业领域开放和服务业领域开放的自由化基础。
参考文献：
[1]HOEKMAN B.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 a new normal?[M].A VoxEU e Book, London: CEPR Press and EUI，2016.
[2]BOWN C.P.Monitoring update to global antidumping database[EB/OL].(2009-4-8)[2012-3-31].
http://www.bra-ndeis.edu/cbown/global_ad/,2009.
[3]理查德·巴德温,杨盼盼. WTO 2.0:思考全球贸易治理[J].国际经济评论,2013,(2):156-158.
[4]金京,戴翔,张二震. 全球要素分工背景下的中国产业转型升级[J].中国工业经济,2013,(11):57-69.
[5]张幼文,周琢. 中国贸易竞争力的真实结构——以要素收益原理进行的测算[J].学术月刊,2016,(2):46-55.
[6]IRWIN, DOUGLAS A. The Rise of U.S. Antidumping Activ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J].The World Economy，2005，21（28）: 651-668.
[7]金碚. 工业的使命和价值——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逻辑[J].中国工业经济,2014,(9):51-64.
[8]戴翔. 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基于贸易附加值的测算[J].中国工业经济,2015,(1):78-88.
[9]张二震. 中国如何攀升全球价值链[J].江海学刊,2017,(1):230-233.
[10]刘志彪. 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全球创新链:新常态下中国产业发展新动力[J].学术月刊,2015,(2):5-14.
[11]习近平. 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N].人民日报,2016-09-04(00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长江三角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开放发展研究”（16JJD790025）；江苏省“333 工程”培养资金资助项目“全球价值链演进新趋势下江苏制造业转型升级举措研究”（BRA20173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