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其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无疑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方向之一。之所以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是因为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世界经济发展新形势的需要。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但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却未能及时作出相应调整和完善，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和因时而变，从而未能有效引领经济全球化健康持续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发展。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的诸多变化中，其中最重要变化是: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西方国家出现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等背离时代潮流的倾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因此，在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尤其是以中国等为代表的新型发展中大国日益崛起的全球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完善。在此进程中，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尤其是作为其思想理论结晶的中国理论更加为世界所瞩目，中国应该也有能力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要变化
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等优势要素跨国流动性的不断增强，要素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内容和形式。这为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实施开放发展战略带来了重要机遇。另一方面，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客观上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在上述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像中国这样政治稳定、要素集聚能力强的发展中国家，在快速而全面地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要素分工体系中，实现了开放型经济快速发展，并由此带来了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和变化。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统计数据显示，1976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七国集团(G7)成立时，其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80%左右。伴随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快速发展，七国集团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全球各主要国家都未能“独善其身”，但主要发达国家成为危机冲击中的“重灾区”，经济实力因此在危机中也是遭受重创。相比较而言，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则在危机冲击后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迅速扩大，七国集团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则迅速缩小，2016年后者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已不足50%。而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角度看，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上述变化使得全球经济重心不断向东移动，出现了“东升西降”的发展变化。而在此过程中，中国无疑发挥了重要的引擎作用，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的世界经济复苏中，贡献尤为卓越，不但被看作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头羊，而且成为经济多极化世界的重要一“极”，经济总量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的同时，对经济全球化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也正是因为全球经济格局出现“东升西降”的格局变化，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实力中的相对弱化，原有的霸权势力不断衰弱，全球朝着更加均势的方向发展，使得发达经济体想当然地认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演进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内部出现的问题日益凸显，自身治理能力不足，便转而从外部找“撒气筒”，有意或无意地将本非经济全球化的问题错误地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包括一些困扰世界发展的问题，均被错误地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至于一些国家特别是部分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内顾倾向明显，促使当前经济全球化走到了究竟是继续促进经济全球化还是转向“逆全球化”的十字路口。发达经济体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在理念、态度乃至政策方面的转变，固然与将困扰世界发展的诸多问题错误地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有关，但更本质地看，则应是全球经济治理能力弱化和失序所致。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仅未能有效避免诸如收入不平等、南北发展差距扩大等经济全球化非必然产物的出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困扰世界的各种问题。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已经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亟待调整和完善。
实际上，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和调整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从而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秩序也带来了冲击和挑战。面对变化了的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尤其是伴随着新型经济在全球经济地位中的不断提高，世界经济朝着多极化和更加均势的方向发展，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需要有更多的代表性和更强的包容性。而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国，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逐步致使自身与世界关系改变乃至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因此，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贡献中国理念、方案和智慧，既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体现，也是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提供公共产品的现实需要。
二、正确认识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二战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客观而论，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托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原来的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和机构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和体系，对战后促进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伴随经济全球化深度演进、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加重、新兴经济体崛起、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现象，现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在维护全球经济秩序的功能方面表现出严重不足。面临全球经济新形势，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经出现三个方面的不适应。
一是不适应全球经济格局调整的变化。如前所述，过去十多年来，伴随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等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发生“东升西降”的重要变化，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深刻演变。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远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然而，以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经济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往往是一定时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制定者和主导者，它一旦形成，就会在这些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强权作用下维持相当一段时间，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主要是以维护发达国家垄断资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具有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的一面，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关注不足。而且，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也是建立在旧有的不合理国际分工基础之上的，突出表现在发展中国家在其中处于不利的地位，甚至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依附、利益受损的状态。因此，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方向和内容。
二是不适应国际分工发展的新特点。经济全球化的深度演进表现为国际分工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推动着全球产业布局的不断调整以及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传统的产业间国际分工模式逐渐向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发展，全球价值链分工即“要素分工”逐步成为国际分工主导形式。世界各国在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中融为一体，贸易和投资日益一体化，生产国际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出现的上述变化，使得国与国之间生产和消费之间明确的以国界为边界的传统分工关系，演变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复杂交织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从微观层面上看，国际分工形式发生的上述深刻变化实际伴随的是企业边界的全球拓展，因为组织全球化生产的微观主体最终落实到企业。对于从事全球化生产经营的企业而言，生产经营活动是没有以国界来划分边界的概念的。这是因为，全球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内生地要求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实现无缝对接，实现标准和规则的兼容。因此在这种新的国际分工形态下，一国内部的经济政策、规则及其治理体系都不再完全是独立的，而必须要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与国际接轨。或者说原有的贸易和投资规则需要与国内经济政策规则实现协同和统一，原有的边境开放措施需要不断地向境内开放措施拓展深化。然而，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贸易和投资规则未能跟上新形势，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针对多边贸易规则面临瓶颈这一现状，各种双边、多边自贸区协定蓬勃兴起，区域化一体化迅速发展。这固然弥补了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些不足，但区域贸易安排也带来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等新问题。
三是不适应全球经济包容性发展的需要。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虽然早已论证了投资和贸易自由化，能够使得分工和贸易参与国获益，但对利益分配问题却一直语焉不详，更确切地说是一直存有较大争论。比如以普雷维什和辛格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论、阿明的依附理论、中心－外围论以及贫困化增长理论等，无不从各个方面揭示了经济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公不均等问题。而从国家内部看，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等一些传统国际经济理论同样也说明了经济全球化并非对所有的利益集团都是有利的。因此，二战以后的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虽然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昌盛，但全球治理体系很不完善，治理能力明显不足，这也带来了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衡等问题。一些国家、行业和个人没有从全球化发展中受益，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被边缘化，从而加剧了南北国家间的发展失衡。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和分配机制不完善，导致其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目前，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利益分配不均衡等问题已导致世界基尼系数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这是全球化红利分配失衡、包容性不够的必然表现和结果。正视和妥善处理这一问题，需要从调整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入手，以治理规则调整促进经济全球化更加具有包容性，经济全球化才会更有活力。
总之，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经济全球化所必需的规则和秩序，具有适应社会生产力向全球化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这些规则和秩序主要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制定的，主要维护的是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利益，未能充分提供全球经济运行的公共产品，尤其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对公共产品所产生的新需求。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不仅导致南北发展差距拉大，而且发达国家劳动者也未能获益，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必然反应和结果，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使其更具包容性。
三、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
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及不确定性相当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导致经济全球化发展面临许多挑战。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必然结果的理论逻辑永远不会变。因此，在全球经济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世界经济朝着多极化、信息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的转型期，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推进经济全球化问题，而是如何通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完善来更好地推进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问题，通过发展来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不是要重回以邻为壑的老路。
理念引领行动，全球经济治理滞后，一方面反映的是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另一方面表明全球经济新形势需要有新的治理理念。而作为公共产品的一种，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和内容通常包括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机制。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中国要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应该说，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正是对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不足和缺陷的补充和完善，能够有效解决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所面临的“三个不适应”问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先进的理念。原有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单纯以市场效率为基础，重利而轻义。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或者你输我赢、一家通吃，这或许满足效率原则，但很难符合道义需求。随着以价值链分工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使得世界各国客观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之间的彼此融合与交织，使得各国在利益分配上只有实现“共赢”才能实现利益获取的可持续性，甚至可以说只有实现“共赢”才能保证自身利益的顺利获取。如果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只顾自身利益而不关切他人利益，甚至自身利益的获取是建立在损害他人利益基础之上，那么必然导致全球价值链的断裂以及全球生产网络的破坏，最终导致自身利益也难以如期实现。在要素流动和全球价值链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下，各国同处统一利益链条，具有了典型的命运共同体特征。因此，在此新形势下，只有义利兼顾才能共同发展，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互利共赢。中国秉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理念，蕴涵了“道义为先，义利平衡”的正确义利观。这一先进理念超越了国家的狭隘和国际的差异，树立了人类整体意识，体现的是中华文明中“天下大同”的深邃思想，彰显的是中国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孜孜追求以及道义为先的大国风范，也反映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应有担当。
中国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出的“共商”理念，体现的是一种平等参与。一方面，全球经济治理本就应该以平等为基础，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因此，世界各国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另一方面，以中国和印度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力量上升，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和力量对比，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必须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的中国方案中的共商原则，是一种共同商讨的新机制，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人民可以共同商讨和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构建未来发展蓝图，体现的正是平等参与，弥补了世界发展方向和规划总是由经济强势国家确定的不足，对全球经济治理具有重要完善作用。
中国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出的“共建”理念，体现的是一种联动发展。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全球经济新格局下，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协调合作是必然选择。各国经济唯有联动发展，才能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的动力，也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持续性互利共赢。世界经济发展的南北失衡正是联动不够的表现和结果，是全球经济治理缺乏联动思维的缺陷所致。在这一方面，中国已经为全球做出了表率。比如，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建立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共同建设基础之上的，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设立丝路基金充分体现了中国的表率作用。当然，这也是实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的实践表现。通过加强政策规则的联动以及夯实基础设施的联动，以构建和优化全球价值链的利益联动，最终实现发展的联动，构建世界经济更加均衡的发展模式。
中国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出的“共享”理念，体现的是一种包容增长。发展的目的是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因此，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共享为目标，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使经济全球化发展更具包容性。全球经济治理既要讲求效率，也要注重公平。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在经济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重要制约因素的条件下，依托全球经济治理规则调整和完善推动包容发展，不仅是国际社会的道义责任，而且能释放更强劲的有效需求。十九大报告也明确强调指出，“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其中“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内在真谛，就是指发展的成果由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所有国家共同享有，秉持的是一种包容性发展理念和原则，这正是对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包容性不足的有益补充和完善。
在完善全球治理机制方面，中国也正在做出一些创新性贡献。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实际上，“一带一路”倡议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制定有关国际标准和规范，推广相关经验和做法，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与沿线国家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解决了现有一些机制难以充分反映国际社会诉求、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和代表性不够等问题。当然，由于“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向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开放。因此，“一带一路”倡导的新倡议新机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
四、中国贡献丰富了全球经济治理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揭示经济活动的新特点，以更好地指导经济发展实践。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就是在深入研究世界经济新情况新问题的基础上，对当代全球化运动规律深刻把握的基础上，以及对全球经济治理出现滞后性深刻洞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既迎合了世界经济形势发展演变的新需要，也迎合了全球经济治理与时俱进、因时而变的现实需求。因而“中国方案”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是对当代全球经济治理理论发展的新贡献，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要求和结果。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也是理解经济全球化应遵循的基本逻辑。实际上，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不仅要求经济全球化，而且也改变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形势并推动着格局演变。与此相应，全球经济治理也需要与时俱进、因时而变。困扰经济全球化问题的出现乃至日益严峻，并不是经济全球化自身的问题，而是全球经济治理滞后所致。依托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全球经济更加健康和持续发展，通过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才是正确的选择和出路。因循传统老路甚至退缩，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收窄世界经济的共同空间，导致出现“共输”局面。中国方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敏锐地洞察和把握世界经济形势之变、格局之变、需求之变，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客观认识和准确判断。
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拓展了全球经济治理的理论哲学基础。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理论基础是市场经济竞争效率，主张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开放化，其背后是支撑传统资本主义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功利哲学思想。以此为基础，全球经济治理的政策主张自然是利益导向，保护强者的利益，构筑对强者有利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对战后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无疑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以及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等基本原则，正是着力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因而追求的目标更具包容性，在注重效率的同时关切公平和道义，倡导的是共存、共赢、共享的哲学思想。以此为基础，政策主张的导向是兼顾本国和他国的利益、本国发展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这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到特定阶段后的内在需求，反映的是对全球经济治理规律的正确认识。
总之，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的中国贡献，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新形势的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先进理念，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先进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构成了有益补充和完善。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贡献，中国正在践行并将继续践行十九大报告中作出的“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庄严承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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