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加入WTO之前，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经受不住外来冲击，“狼来了”的讨论很是热烈。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的优异表现，逐渐打消了人们的疑虑。自2001年12月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开放型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2001年至2005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2741亿美元，占改革开放以来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44%；2001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5000多亿美元，到2005年进出口总额达1.4万多亿美元，约为2001年的3倍；2001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为2000多亿美元，2005年底达到8000多亿美元，2006年突破了1万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贸易体，外汇储备列世界第一。5年多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外资拉动有很大关系。然而，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或者评价我国对外开放的成效?今后中国对外开放的道路应该怎么走?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探讨，对于中国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对外开放，对谁更有利?
按照传统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低下，开展自由贸易，虽然也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些“比较利益”，但在总体上，对于发达工业化国家更为有利。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必须依靠贸易保护政策，以防止来自国际市场先进工业的竞争，为国内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一些更为激进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存在根本性冲突，发达国家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掠夺的基础上的，融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发展中国家很难获得真正独立自主的发展。最为著名的是弗兰克、阿明等提出的“依附理论”和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从而为拉美一些国家采取封闭式的进口替代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实践并没有支持“依附理论”。选择开放型发展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等取得了经济增长的奇迹，而奉行内向型发展战略的一些拉美国家，经济竞争力下降，发展受阻，还得了“拉美病”。中国的增长奇迹也说明了采取对外开放战略的正确性。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和利益格局，引起了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不安。近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再无条件提倡全球化了，而是到处宣扬所谓的“全球经济失衡”，并把这种失衡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有一种观点认为，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美国，已由过去的资本净输出国变为资本净输入国。美国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和石油输出国借入资本，以维持本国贸易和经济的增长，这就引发了美国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汇率等领域的诸多争端，而美国的贸易和资本项目双赤字和中国的双顺差，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集中表现。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等发达国家逐渐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或有选择的自由化，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成为WTO主导下的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和以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的推动者。在对待重启多哈谈判的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态度就是明证。这一现象也表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上。根据传统的经济一体化理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建立自由贸易区，理由很简单: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不能经受发达国家先进工业的冲击。但是，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欧盟的不断扩大，东亚区域合作的蓬勃发展，证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已经不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障碍。而且，经济后进国家参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经济合作的积极性要比发达国家大得多。
那么，当代经济全球化是不是发生了某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根本性变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依据是什么呢?我认为，从根本上说，在和平和发展的大环境下，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要素流动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本质特征[1]。由此引发的产业转移给具备基本发展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只要应对得当，新一轮全球化也许对发展中国家更为有利。对此，我们已经有一些分析，这里再作进一步阐述。
大致来说，当代国际分工可以分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品内分工三种基本类型。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是以产业或产品为界限的，而产品内分工是以生产要素为界限的。由于国际产业分工正在从传统的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进而向产品内分工转变，产品的价值链被分解，国与国之间的优势更多地体现为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上的优势，从而导致国与国之间按同一产业或产品的生产环节或工序分工的现象。对于这种产业链分工或价值链分工，国内外学者大都称之为垂直专业化分工，[2]我认为不是很准确，因为生产环节或业务流程的国际分工，也可能是“水平型”的，把这种分工形式称为以生产要素为界限的国际分工或“要素分工”，反映了国际分工的本质，可能更为确切。
由于国际分工的新变化，国际产业转移也出现了新特点。国际产业转移已经演进为产业链、产品工序的分解和全球化配置，国际产业转移也由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逐步演变为增值环节的梯度转移。跨国公司取代了国家，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和重组的主体。外包成为跨国公司进行国际化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方式。跨国公司适应产品内分工、价值链分解的要求，把非核心的生产活动外包给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去完成，使位于不同国家的企业形成一个国际分工协作网络，每一个生产环节都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一部分。跨国公司将一些生产制造和经营环节转移到具有**造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自己则专注于价值增值环节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核心业务。首先转移的，当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加工环节，但随着东道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产业转移会逐渐向高端延伸。“保留擅长的，外包其余的”，成为跨国公司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一些跨国公司甚至把通常所理解的所谓关键环节或流程如研发、技术和营销都外包了，自己则成了国际生产网络的掌控者和经营者，成为名副其实的“虚拟公司”。
由于制造业易于标准化且技术扩散能力强，因此一直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内容。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新兴市场国家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及全球服务贸易规则的实行，使服务业局限于一国国内的格局被打破，旨在降**造业交易成本的生产性服务业开始向外转移。服务业加快了全球调整和转移的步伐，出现了服务业结构调整及转移的新趋势，国际产业转移从制造业开始向现代服务业延伸，大大推动了服务业进入国际分工体系的进程。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2005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超过3500亿美元，其中发展较快的有商务服务计算机及相关服务、影视文化服务、互联网相关服务和各类专业服务等，涉及软件、电讯、金融服务、管理咨询、芯片、生物信息等多个行业。服务外包的迅速发展，使服务业这个传统上“不可贸易行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为服务业全球分工体系形成的重要载体。[3]
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是不同的，资本、技术跨国界流动的障碍较少，而土地、劳动力、产业配套能力和政策环境等流动性较差或无法流动。因此，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是可流动的要素追逐不可流动的要素进行全球生产重组的过程。中国这样政局稳定、基本经济制度合理、基础设施完善、人力资源充沛且市场容量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首选地。通过吸引外资，尤其是FDI，中国聚集了大量优质国际生产要素，特别是中国稀缺的先进要素，如技术、标准、品牌、国际营销网络、市场竞争制度及企业家精神等。这些要素与大量闲置的低价优质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相结合，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先进制造业的生产基地，并跻身于贸易大国的行列。
产业国际转移和重组背后是世界性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如前所述，主导这一轮全球化的是跨国公司，而不是国家。跨国公司的利益与母国利益不总是一致而有可能与东道国相同。跨国公司对利润的追逐要大大高于对国内经济的关心，当年，坚决支持中国加入WTO的也大都是欧美特别是美国的巨型跨国公司。随着跨国公司采取外包这一国际化生产形式，大量的就业机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引发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贸易摩擦。因经济结构调整滞后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反全球化浪潮”更多地出现在发达经济体。“中国机会论”、“中国***”，成为世界的热点。我的看法是:“中国机会论”，直接反映了中国的发展是一种互利共赢模式的事实；而“中国***”，从经济意义上看，则间接反映了中国竞争力的提高。以前，我们总说，我们不怕来自任何方面的任何威胁，实际上是遭受封锁威胁时团结自强的反映。现在我们对外开放了，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满世界都是，中国产品遭遇来自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反倾销，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大大增强。我们倡导互利共赢、和谐发展，不是刚好证明我国国力在不断增强吗?时代变了，以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有利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对中国出口增加挤占美国就业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大于“生产率的差距”时，自由贸易也许(对发达国家)是有害的，从而为发达国家进行贸易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5]萨缪尔森代表发达国家利益而忽视后进国家利益的反全球化观点，反映了经济学从来就不是纯粹的资源配置理论这一事实。但是，从他的论述中，我们至少也能看出，现在的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存在发展机遇的。
实行对外开放战略，全面融入国际分工体系，采取相对自由的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发展，是后进国家富民强国的必由之路。中国抓住了发展的机遇，采取了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使国际先进生产要素在中国大量集聚，极大地提高了财富生产能力，不仅使中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且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说的，中国的发展还“成功地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繁荣和稳定”。
三、怎样评价中国的开放战略?
尽管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受惠于经济全球化，但是，在不断扩大开放的进程中，在如何看待我国对外开放的路径选择，如何看待对外开放带来的效益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多争论。我们这里通过讨论利用外资的相关问题，分析我国开放战略的选择问题。
没有人否认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学术界的争论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为中国已经从一个资金短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资金剩余的国家，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在下降；二是认为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尤其是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会形成行业垄断，危及国家产业和经济安全；三是外资进入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成就了世界制造业加工大国的地位，但是中国产业被“锁定”在低端加工，掉进了所谓“比较优势陷阱”。而且，加工的附加价值低，只是赚一点可怜的加工费，中国人是在为发达的富国“做苦力”。
我们认为，这些观点也存在明显的片面性。其一，与改革开放初期存在的资金、外汇“双缺口”相比，现在我国的资金供给状况确实是大大改善了，增长迅速的外汇储备甚至还成为了宏观经济调控的难题之一。但是，外资流入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资金问题，而是技术、品牌、管理、营销渠道、制度等“一揽子生产要素的流动”。我们仍然缺乏把资金转化为资本的能力，还需要向外资企业“学习”，而外资进入中国，有助于把中国的闲置资金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能力，就像外资进入有利于利用中国大量富裕劳动力一样。其二，外资企业市场份额大，只能说企业取得了市场支配或优势地位，这是垄断的条件，但不等于垄断。判断是否形成了垄断，主要看市场竞争主体是否运用其优势地位限制竞争。目前中国有少数行业确实存在某个外资企业市场份额集中度高的情况，但是并没有出现外资企业利用市场优势限制竞争的情况。[5]我们看到的是，外资企业在中国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根本谈不上产业控制和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当然，外资企业在中国也获得了丰厚回报，加入WTO近5年来，外国投资者从中国汇出的利润将近580亿美元，但那是正常的商业利润，说明中国与外国投资者实现了互利双赢。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一个合作互利、互相依赖的世界才是一个安全和谐的世界。
如果外资企业具有垄断倾向，我们可通过相关法规加以约束。我国商务部等部委已经出台了相关法规，对此进行了限定。至于近年外资并购案增多，反映了中国企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完善，也表明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这是件好事。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外资进入中国大都采取“绿地”投资方式，但是实际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是并购。我们应该尽快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市场标准等，逐步把跨国并购作为引进外资的一个重要方式，这对中外双方都是有利的:外资可借此更快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可以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节省资源。外资并购形成的新企业往往不需要新的土地，在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通过并购引进外资应当鼓励。[5]最近几年，外资进入中国的增速在下降，2005年还出现了负增长。如果我们积极创造条件，主要转向以国际通行的并购方式引进外资，就可能扭转外资增速下降的局面，更多地利用国际资源加快发展。
那么，中国引进外资以后中国的产业结构有没有改善?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有没有得到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金碚等利用最新统计数据对我国加入WTO以后国际竞争力的现状及变化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的重要结论是:由于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在不断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是制成品出口竞争力越来越强，在中国的外贸中已经占有绝对优势，其中，钢铁、汽车产品、办公及电信设备、非电气机械、其他半制成品具有相对较强的竞争力；产品竞争优势的主要标志———国际市场占有率大幅度提升，中国工业制成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在2004年就超过了日本，仅次于欧盟和美国，中国产品在美国、欧盟、日本的市场渗透率快速上升。可以认为，“在出口环节，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居于中等比较优势地位，正处于向次强阶段过渡的临界状态”。[6]
张小蒂和孙景蔚的研究分析了1990年以来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变化趋势。通过分析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竞争指数，他们发现近15年来中国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主要分布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呈下降趋势；工业品的国际竞争力稳步上升，尤其是电子通讯设备和机械运输设备等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了明显提高。中国产业竞争力的这种变化与垂直专业化在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通过承接发达国家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国际转移，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有了较大提高。[2]这项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证明了中国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往往是中国劳动力要素的比较优势在其中生产环节(如组装、加工等)起作用的结果。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而与跨国公司的生产链(或价值链)紧密结合起来，与跨国公司先进的设计、研发等紧密地结合起来，会使得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比那些较少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提升得更快。这就回答了中国会不会被锁定在制造业“低端”的疑虑。
我很赞成这样一种看法，即在现阶段乃至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最大的优势是无限供给的优质廉价的劳动力。中国的发展不能脱离国情，我们要发挥比较优势，以自己现有的要素禀赋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7]引进外资与我国劳动力要素相结合，成为世界工厂，这是必然的现实选择，也是我们的发展机遇。而且这种增长是以就业为导向的，广大人民都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未来20到50年内，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劳动力成本较低，在要素分工的条件下，高新技术、资本与低成本劳动力的结合是提高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和有效途径。而且，这种结合在世界上只有中国能够做到。[2]实践已经证明，以丰富劳动力资源吸引跨国公司资本和技术的流入，不仅扩大了就业，促进了传统产业生产能力的提升，而且资本和技术的“溢出效应”和当地企业间的“学习效应”又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
还有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怎样看待我们融入跨国公司生产链或价值链所获得的收益?不少学者认为，跨国公司先进要素与我国廉价劳动力相结合，只是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加工厂，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工厂。中国为跨国公司的品牌做代工，获得的只是很微薄的要素报酬，相对于外国要素所获得的高收益，我们的开放效益并不高，因此要通过培育稀缺要素或高级要素，来改善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提高开放效益。[1]其对策是大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实施品牌，努力培育有竞争力的国际性大企业。
应该说，这些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也应该看到:第一，在要素分工的背景下，各国以要素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高级要素获得高报酬、低级要素获得低报酬，分工收益按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我国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报酬是不高，甚至还存在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应该予以重视。但是，对于剩余劳动力来说，比起没有工作做，他们的处境还是大大改善了。劳动者技能提高了，产业升级了，他们的报酬就会随之提高。如果用法律等强制性手段硬性规定“最低工资”，虽然有一些作用，但是跨国公司会在长期作出调整，把生产基地搬到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反而造成更多的失业。因此，应该用提升劳动者技能和素质，提升产业层次的办法提高劳动者的收入。由此可见，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提升劳动者素质。第二，如前所述，由于产品内分工的发展，外包是跨国公司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一些跨国公司甚至把研发、技术和营销都外包了，自己则成了国际生产网络的掌控者和经营者，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国际化”，各国企业只是国际化生产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段。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生产中的代工即OEM，已经是普遍的经营模式，代工的效益也未必比做品牌效益差。台湾富士康集团是专业生产6C产品及半导体设备的高新科技集团，在中国大陆、台湾以及美洲、欧洲和日本等地拥有数十家子公司，在国内华南、华东、华北等地创建了8大科技工业园区。自1991年以来，集团年均营业收入增长率一直保持50%以上，是全球最大的计算机连接器和计算机准系统生产商，连续9年入选美国《商业周刊》发布的全球信息技术公司排行榜前100位(2005和2006年均排名第2)，连续4年稳居中国内地企业出口200强第1名，跻身《财富》全球500强。富士康的重要经营模式就是为品牌产品做代工。这说明代工企业也可以成长为国际性企业，中间产品也可以造就品牌。所以问题不在于是否做代工，而是做哪一个环节和何种要素密集型的中间产品的代工。中国现阶段要在企业中普遍推行国际品牌战略，是不现实的，能产生几个有一定国际影响的知名品牌，就很了不起了。江小涓的一项研究显示，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国内企业做品牌，海外企业做代工”的新现象。国内品牌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都在大量利用海外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做代工。2002年，联想公司的所有笔记本电脑、70%到80%的PDA以及40%的母板产品均由台湾地区的厂商负责生产。[8]显然，OEM不只是“赚点可怜的加工费”。第三，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自主创新。自主创新不是自己创新，自主创新包含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种形式，原始创新能力当然最重要，但现阶段我们更要提倡的是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要求我们的企业积极利用全球资源，在学习国际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实行要素的组合创新。按照熊彼特的观点，从经济学角度看，创新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
四、简要的总结
全球化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发展机遇，是国际分工深化的结果，也是与发达国家全球产业重组以及高科技产业进入成本竞争的阶段相联系的。中国抓住了这一历史性机遇，实行对外开放战略，以要素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利益。尽管中国成为国际生产要素聚集最多的国家，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到目前为止，整合这些资源进行国际化生产、获益最多的，大都是外资企业，中国还只是以要素优势而不是通过企业优势去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培养具有整合全球资源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已经是当务之急。我们知道，不是单纯以要素优势而是以具有整合全球资源能力的企业去参与国际竞争之日，就是中国经济步入强国之列之时。
参考文献:
[1]张幼文，梁军.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世界经济研究，2006(10).
[2]张小蒂，孙景蔚.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中国产业竞争力分析.世界经济，2006(5).
[3]江小涓.中国对外开放新阶段:更均衡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经济研究，2006(3).
[4]樊纲.中国特例与一般理论的发展.经济研究，2005(3).
[5]外企在中国不会形成行业垄断.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10-17.
[6]金碚，李钢，陈志.加入WTO以来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6(10).
[7]华民.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来看待中国对外开放的效益.国际经济评论，2006(1-2).
[8]江小涓.扩大规模，拓宽领域，提高水平//裴长洪.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5JJD79001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南京大学经济转型和发展研究中心”子项目“对外开放与中国经济转型及发展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