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Lall(2000)在综合Pavitt(1984)和OECD(1994)两种分类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对照SITC三位数分类，提出了一种贸易品的技术分类体系，把制成品划分为四个(资源性、低、中等和高)技术含量不同的产品类别，并运用该体系考察了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的技术结构状况。Lall的计算结果表明，在1985-1998年间，发展中国家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增长率领先于发达国家10.1个百分点。这和直觉多少有些冲突，因为国际贸易理论告诉我们，在技术密集型产品上竞争，发达国家应该做得更好。那么，这样的结果是不是说明世界贸易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方面偏转了呢?
我们用该分类体系来考察1985-2006年间中国制成品出口的技术结构变化，同样能够发现令人费解的现象。图1展示了中国四类制成品出口份额的变化状况，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还主要以低技术制成品出口为主，中等技术制成品出口次之，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最小，这样的排序符合当时中国资源禀赋结构与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低技术制成品出口份额的快速缩小，出口份额迅速变大的不是较易增长的中等技术制成品，而是较难实现的高技术制成品。进入21世纪后，中国制成品出口的技术结构已经变成“两头大，中间小”了，即中国不仅大量出口低技术制成品，也大量出口高技术制成品，而中等技术制成品的出口相对较少。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制成品出口的技术结构升级并不是沿着“边际”技术、按比较优势的原则以递进方式来逐步实现，而是迎难而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呢?
然而，本文的研究发现，世界贸易遵循比较优势的模式并没有改变，中国在制成品技术结构上的跨越也仅是一种内生于Lall(2000)技术分类方法的假象。因为，Lall(2000)的技术分类方法主要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它是一种静态的分类方法，忽略了产品技术高低的动态性。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结束和新产品不断被开发出来，原有的高新技术产品将蜕化成一般技术产品(冯远，2003)。同时，高新技术常发生于综合性与交叉性较强的领域，能够广泛地向传统产业部门辐射与渗透，并改变传统产业部门生产和加工过程的技术特性，使传统产业部门的产品重新焕发高技术品质。因此，随着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应该不断地对低技术、中等技术和高技术产品的范围进行调整，根据不同时期的技术特征同一种产品就有可能被归入不同的类别。在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的当代，如果在较长的时间段内(如本文1985-2006年的考察期)，根据Lall技术分类方法把一种产品一成不变地看作是低技术产品或高技术产品等，就忽视了技术分类必须进行动态调整的内在要求。当然，根据Lall的方法，要实现技术分类的动态化，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其分类的依据之一是众多技术专家对各类技术的等级排名，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分类者获取信息的能力和被获取信息的可靠性与综合性。即使有这种能力，获取专家对发生在多个交叉领域的某种技术创新的评价也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况且专家的意见可能还不一致。
第二，Lall用基于产业特征的技术分类来分析贸易的状况，分类的依据和分类的目的不一致。特定地区生产某种产品所采用的技术并不一定是产品的核心技术，全球价值链的拆解已经弱化了产品核心技术与产品生产过程的联系。贸易量最大的一些产品，如电子消费品，在低工资国家完成最多的仅仅是最后的组装和调试工序，先进的设计和零部件的制造大多仍被发达国家所控制。依据发达国家产业的核心技术水准把这些产品划入高技术行列，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技术结构，其结果就是菲律宾出口的技术结构比美国或日本的还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技术结构均出现了超常规发展，出口份额中首先发生快速增长的不是中等技术产品类，而是包含这些在发展中国家能进行组装和加工的所谓高科技产品类(见Lall，2000)。其实，这类产品的相对技术等级已大不如前，能被众多发展中国家大量参与生产的产品不可能是真正的高科技产品，真正的高科技产品目前尚难以实现片段化生产，只能被少数发达国家大量出口。进而言之，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这种行为本身已经表明该产品开始步入标准化阶段，即将标准化的产品也必将逐渐失去创新阶段的高技术特征。要真实评定这类产品的技术等级，不能仅以发达国家掌握的产业核心技术为标准，而且要结合发展中国参与生产过程的广度和深度进行综合判定。
二、贸易品动态化技术分类方法
(一)归类的依据———技术复杂度指数
客观需要一个易获取的指标，来刻画各种产品技术水平相对变化的动态特征，并且能够依据这个指标动态地把各种产品归入相应的技术类别。本文主要把衡量贸易品技术含量的技术复杂度指数(Michaely，1984)作为这样的指标，并赋值为各国收入水平的加权和，权重由各国各种产品的出口数据而非产业数据来推得。其背后的理论逻辑是李嘉图的成本比较优势理论:某种产品如果更多地由富国出口，则其技术含量较高，处于国际分工链的上端；如果更多地由穷国出口，则其技术含量较低，处于国际分工链的下端(姚洋、章林峰，2008)。因为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只能被大量拥有这些技术的国家出口，拥有大量技术通常又是富国的特征。①这些国家不仅拥有这些技术，而且还建立了完善的创新系统(R&D机构、大学与企业之间联系紧密，执法部门对知识产权进行强有力地保护，对产品质量执行严格监管等)，源源不断地为出口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还有其他学者提出了类似的指标或对其进行不断地改进，用来衡量贸易品的技术水平。这些指标的区别在于权重和收入水平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下面来简单地比较一下他们的计算方法。Balassa(1965)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计算公式为
其中RCAij是i国j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xij为i国j产品的出口额，m是产品数，n是国家数。另外，记Yi为i国的人均GDP，tdi表示i国的贸易依存度，则衡量贸易品技术含量的各种指标其计算方法如表1。技术复杂度指数(TSI)、技术附加值(TV)和复杂度指数(SI)计算方法完全相同，它们都是以被计算商品的世界出口份额为权重，这样就造成出口小国的权重趋于零，经济小国的影响基本被忽略。显示技术附加值(RTV)的权重通过化简整理后和PRODY指数的权重完全相同，其实质均是经过标准化处理的各国被计算商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这样做能保证小国的出口被赋予足够的权重，小国的影响被给予充分的考虑。二者所不同的是，RTV的收入采取对数的形式进入公式。樊纲等(2006)认为，各国的人均GDP一般呈指数分布，将其对数处理后可以进行线性加权。
杜修立和王维国(2007)认为，由于世界各国经济规模和国内市场相差悬殊以及各国产品的对外贸易倾向差异较大，从而造成各种产品的贸易分布与生产分布存在偏离，根据产品在各国的贸易分布就不能准确地得到该类商品的平均技术含量。因此，他们认为计算技术含量指标(TC)就应该以产品的总生产在世界的分布为权重，而不应该以产品的总出口在世界的分布为权重。由于生产的世界份额不能直接得到，他们通过用出口倾向调整出口份额的办法来间接获得。进一步，各国每一类产品的出口倾向也不能直接得到，他们就用一国出口贸易依存度来代替该国所有产品的出口倾向。但是，杜修立和王维国(2007)的方法存在如下两点不足:第一，在他们计算的过程中显然引入了很大的误差。②第二，小国的世界生产份额很小，以其为权重，就忽略了小国的影响。另外，他们认为造成各种产品贸易分布与生产分布偏离的两个原因(世界各国经济规模和国内市场相差悬殊)，其实在显示性比较优势的计算中已被考虑到了。可以重新确立这样的假设:高收入国家越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产品，其技术复杂性越高，越具有显示性比较劣势的产品，其技术复杂性越低。因此，只要满足出口产品是来自出口国自身生产(而非转口贸易)的这个条件，把用出口数据计算的各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作为权重更合理，而不用再刻意地区分是以产品的总生产在世界的分布还是以总出口在世界的分布为权重。
综合考虑，本文最终采用了樊纲等(2006)计算法计算各出口品的TSI，作为其技术归类的依据。从假设基础和理论逻辑上看，TSI等指标只能用来比较同一时点不同产品技术水平的高低，而不能用来比较同一种产品不同时点技术水平的升降，即它们不具有时间上的可比性。从TSI赋值方法上看，出口数据和收入水平是影响其大小的两项内容。③尽管世界各国收入水平是普遍提高的，但是随着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出口越来越占据更大的份额，从而造成TSI不必然上升、也不必然下降，最终导致TSI等指标在不同时点上不可比。杜修立和王维国(2007)认为，建立在产品生产分布基础上的产品TC指标可以实现时间上的可比性，因此他们关于出口贸易整体技术水平和技术结构高度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此。但是，我们认为，由于上述制造业国际转移等原因，TC指标依然不能解决时间上的可比性问题，因此我们的分析并不依赖于TSI时间上的可比性，而仅依赖于产品归类后出口份额在时间上的可比性。
(二)归类方法
有了TSI这个贸易品技术归类的依据，就可以根据该值的大小将所有制成品归总为几个技术大类，用来分析特定经济体制成品出口的技术结构变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归总的方法不同，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Lall等(2005)是在SI的基础上根据编码产品的数目对产品进行简单分组归类的，他们将SITC三位码181种制成品分为六大类，每类包括30种制成品(第6类31种)。樊纲等(2006)根据标准化了的RTV将全部贸易品分为四个技术档次，RTV在0.75-1之间的产品归入高技术产品类，RTV在0.5-0.75之间的产品归入中等偏上技术产品类，RTV在0.25-0.5之间的产品归入中等偏下技术产品类，RTV在0-0.25之间的产品则归入低技术产品类。由于在不同时期计算出来的同一种编码产品SI或RTV很少相同，根据上述两种方法归类会使同一类产品在不同时期所包含的编码产品不一样。又因为在SITC(或HC)分类下各编码产品的出口规模相差很大，这就造成不同时期同一技术类别产品的世界贸易份额不断发生变化，从而世界贸易技术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④这样以来，上述两种归类方法就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如果不知道各类商品的世界贸易份额，仅知道某个国家各类商品的出口份额，就不足以判断该国的出口结构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高低状况。第二，尽管分别知道某国在某段时间起点和终点的出口结构，也不能断定该国在该段时间内出口结构是否升级了。⑤这就是说在这些归类方法下的出口结构不具有时间上的可比性，它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应用价值。
为了更直观地说明上述两点，按照樊纲等(2006)的归类法，我们把全部贸易品根据标准化的TSI大小分为低技术(0-0.2)、中偏下技术(0.2-0.4)、中等技术(0.4-0.6)、中偏上技术(0.6-0.8)和高技术(0.8-1.0)五类，且假设1985年和2005年A国的出口结构与世界贸易结构(二者均在变化)如表2。首先，如果我们仅知道1985年和2005年A国的贸易结构状况，就不能判断A国在这两年中的出口结构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孰高孰低，因为世界平均水平我们不知道。其次，仅从表2中A国数字看，我们可能认为该国2005年的出口结构高于1985年的出口结构。但是，实际上A国1985年的出口结构明显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2005年的出口结构又明显地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所以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来说，A国2005的出口技术结构与1985年相比还是恶化了，这和仅从A国数字推出的结论相反。
如何实现出口结构时间的可比性，以克服Lall等(2005)和樊纲等(2006)归类法的不足呢?我们可以借鉴杜修立和王维国(2007)的归类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他们的归类原则是使世界在所有k大类产品上的份额都等于1k，并且使每一大类中产品的技术水平都一致地高于或低于其他大类中产品的技术水平。具体的做法如下:首先对m种编码产品按照其技术复杂度指数从小到大重新排序，得到这些产品的新序号1，2，…，m，然后再归总为k类，使得
成立，其中1≤m1<m2<…<mk-1<m。表3是在这种归类方法下假设的状况，k=5，世界五类产品的出口份额无论在1985年抑或2005年均是20%。这时要判断表3中A国2005年的出口技术结构是高于还是低于1985年的，就有间接推断和直接推断两种方法。1985年的世界贸易结构等同于2005年的世界贸易结构，A国1985年的出口结构低于1985年的世界贸易结构就相当于低于2005年的世界贸易结构，而A国2005年的出口结构又高于世界贸易结构，从而可以间接推断A国2005年的出口技术结构高于1985年的。此外，因为A国中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高于1985年的，中低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又低于1985年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能直接推断A国2005年的出口技术结构与1985年相比已成功升级了，而不会有任何问题，同时这也符合传统做法。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而第二种方法更简便，出口结构时间上也实现了直接可比性。总之，以TSI为依据的这种贸易品技术归类方法，不仅实现了动态化分类，而且也实现了出口技术结构的时间可比性，为其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
(三)数据与归类结果的说明
本文选取了53个国家为样本，1985-2006年SITC修订版2中三位码制成品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人均GDP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WEO数据库，这些数据均采用当前美元价。⑥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计算了1985-2006年各种编码制成品的TSI，并据此按上文所述归类方法将所有编码产品归为低技术、中偏下技术、中等技术、中偏上技术和高技术五类，这五类制成品所包含的编码产品每年均不相同，分类方法是动态化的。
现在仅对1985年的归类结果进行简单地说明，其它年份从略。1985年低技术制成品共有43种，包括资源性制成品(10种)、纺织品和服装(14种)、鞋帽、箱包、皮革及相关制品、玩具、家庭用刀叉五金和部分化工制品(化肥、炸药、肥皂、洗涤剂、杀虫剂、消毒剂)等。电路板、晶体管和真空管(776)也在其中，且其在1995年和2006年又分别被归入中等技术制成品和中等偏下技术制成品，这可能与该类商品的技术变化和国际生产转移相关，1985年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菲律宾等新兴经济体的该类制成品出口值已位居世界前列。1985年中等技术制成品中，有6种化学制品(如酒精、苯酚、羧酸及衍生物、胰岛素、蛋白质、再生纤维素等)、6种橡胶、钢铁制品(如钢板、铁轨、钢铁模压制品等)、11种机电制品(如电视机、内燃活塞发动机、蒸汽锅炉、纺织设备、建筑设备、食品加工设备、轮船、飞机及部件等)和4种杂项制品(包括家具、乐器、光学用品和仪表、计数器)。飞机(792)的生产通常需要尖端的技术和大量的资本投入，规模经济显著，应该属于高技术制成品类，Lall(2000)也将其列入高技术产品类。但是本文的计算结果使其只能列入中等技术制成品类，这是因为部分发展中小国对该产业实施了强有力的产业支持政策，使该类制成品的出口额在其所有制成品出口总额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如表4)，在计算该类商品TSI时这些小国被赋予很大的权重，导致该类商品的TSI计算值不高，从而被列入中等技术制成品类。1985年的高技术制成品中，包含2种化学制品(其他有机化学制品516和放射性及关联物524)、纸和卡纸、11种机电产品(如电信设备、引擎、电子医疗和放射性设备、电动旋转机械设备等)、4种杂项制品(摄影器材、摄影与电影用品、测量、分析、控制用的仪器和光学仪器)和装甲车、枪支等。纸、卡纸(641)是传统产业，技术含量较低，其被列入高技术产品类，主要因为它是资源性制成品，生产和出口多来自森林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见表5)。造纸设备和部件(725)、印刷设备及部件(726)被列入高技术制成品类主要因为它们是造纸业的支持性或相关产业，这些发达国家在这些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方面同样具有竞争优势。
三、中国制成品出口的技术结构变迁分析
(一)世界制成品出口的技术结构变迁路径与模式
根据上述归类结果，本文计算了各类经济体各类制成品出口占该经济体制成品总出口的份额，并分别绘制1985、1990、1995、2000和2006年制成品出口结构趋势线变化图2。由趋势线变化过程我们来观察世界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变迁的路径和现阶段出口的大致模式，即观察不同经济体不同类别制成品出口份额的变化趋势、规律和目前出口格局。
规律一:不同经济体拟合曲线倾斜的方向不同。发展中国家的拟合曲线从图的左上角向右下方倾斜，而发达国家的拟合曲线从左下角向右上方倾斜。这说明，按技术由低到高的制成品类别排序，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份额有递减趋势，发达国家的出口份额有递增趋势。即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出口更多的技术水平较低的制成品，发达国家倾向于出口更多的技术水平较高的制成品，符合比较优势原则。
规律二: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同经济体出口份额下降和上升的制成品类别不同，同一经济体不同类别制成品下降或上升的幅度不同，比较优势在动态地变化。LM发展中国家低技术制成品大幅度下降，其它类别的制成品出口份额都在提升，且中偏下、中等技术制成品提升的幅度相对较大，中偏上技术制成品提升的幅度相对较小，高技术制成品提升的幅度最小；这说明LM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正在从低技术制成品向中偏下、中等技术制成品动态地迁移。UM发展中国家低技术、中偏下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均有下降趋势，且低技术制成品下降的幅度较大，中偏下技术制成品下降的幅度较小；中等、中偏上和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均有上升趋势，且中等、中等偏上技术制成品提升的幅度相对较大，高技术制成品提升的幅度稍小；这说明UM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正在从中偏下技术制成品向中等、中偏上技术制成品迁移。发达国家出口份额有下降趋势的制成品是低、中偏下和中等技术类，中偏上和高技术制成品类出口份额有上升趋势；因为低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已至低位，下降的幅度较小，中偏下技术制成品的比较劣势程度大于中等技术制成品，中偏下技术制成品下降的幅度最大，中等技术制成品下降的幅度较小；这说明发达国家在中偏上和高技术制成品上的优势进一步加强。
规律三: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和时间的推移，不同经济体趋势线对应函数的凹凸性将发生变化，且变化的方向不同。发展中国家趋势线对应的函数将由凸函数渐变成凹函数，发达国家趋势线对应的函数将由凹函数渐变成凸函数，说明发展中国家低技术制成品的比较优势在变弱，发达国家高技术制成品的比较优势在加强。表6是各经济体1985和2006年趋势线对应的回归模型形式，对于LM发展中国家，从1985年至2006年在低技术制成品大幅度下降和其它类别制成品出口份额提升的情况下，函数形式发生了变化，趋势线的曲率在变小，但函数的凹凸性尚未达到发生改变的程度。UM发展中国家在1985至2006年期间低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进一步下降，后三类制成品的出口份额继续提高，使函数的凸性成功跨越临界点从而变成凹性。1985年发达国家低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已处于低位，其无法再进一步下降(或下降的幅度很小)，中偏下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继续下降，中等技术制成品的份额也开始下降，就为中偏上、高技术制成品出口份额的提升腾出了空间，上述过程最终导致发达国家的模型由凹函数变成凸函数。
从发展过程来看，可以把以上规律串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变迁路径(见图2中右下)。我们从一个LM发展中国家开始，来看看在他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其制成品出口的技术结构是如何依次发生变化的。该国出口的起始结构如图2中1985年LM发展中国家的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低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大幅下降，其它类别制成品的出口份额不同程度地提高，制成品的出口结构首先演变成2006年LM发展中国的结构(或类似1985年UM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在随后较长的时期内，出口结构会依次演变成类似2006年中国的出口结构和类似2006年UM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结构。对类似2006年UM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结构，低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还有下降的空间，还将继续下降，中偏下技术制成品也将下降，中等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已达到高位，变化幅度较小，而中等偏上技术和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还较低，低技术、中偏下技术制成品出口下降的份额就被高技术和中偏上技术制成品出口上升的份额所抵补，其趋势线大致围绕中等技术制成品的点逆时针旋转，继而演变成类似1985年发达国家的出口结构。最后经历发达国家从1985年到2006年出口结构的演变过程，并趋向于发达国家未来的结构。在演变过程中，最初的LM发展中国家，也逐渐发展成UM发展中国家，并最终加入发达国家的阵营。在演变的背后，主导力量仍是比较优势法则，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具有优势的内容不同，也就决定着哪种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上升、哪种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不变、哪种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下降和上升下降的幅度。演变是一个此起彼伏的动态过程，出口份额最大的那种技术制成品依次从低技术、中偏下技术、中等技术和中偏上技术制成品向高技术制成品波浪式推进，出口份额下降也是沿着这个顺序，纷纷从最高处跌落。
从图2还可以看出，现阶段，世界制成品的出口模式是，发达国家以中高技术制成品出口为主，UM发展中国家以中间技术左右的制成品出口为主，LM发展中国家仍以中低技术的制成品出口为主。
(二)中国制成品出口的结构变迁模式及国际比较
图3左图显示了中国制成品出口结构趋势线变化情况，其中低技术制成品出口份额呈大幅下降趋势，其它各类制成品的出口份额都有增大趋势，导致趋势线的曲率不断变小，这符合LM发展中国家出口结构趋势线变化即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特征。2006年中国趋势线的曲率已至0，对应函数的凹凸性也达到了发生突变的临界点，呈现非凸非凹性，这是UM发展中国家从1985年演变到2006年所经历的一种中间状态，这说明中国制成品出口结构的演变已走上了UM发展中国家1985以后的历程。所有这些均表明，中国制成品出口的技术结构变迁并没有偏离世界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变迁的路径，变迁的模式与世界模式并无二致，仍然遵循比较优势原则。
图3右图中1985年中国和LM发展中国家的趋势线基本重合，表明二者制成品出口的技术结构基本一样。但在其后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及制成品出口结构变化之快远远超出了一些经济学家的预期，中国和LM发展中国家的趋势线也渐行渐远。到2006年中国低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比LM发展中国家的相应份额小得多，而中间三类制成品的出口份额又比LM发展中国家的相应份额大得多，中国的结构明显好于LM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对2006年中国出口结构趋势线位置与形状进行国际比较，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制成品出口的整体结构已超越了UM发展中国家在1985年时的水平，整体结构正在向类似2006年UM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演进，而LM发展中国家2006年的结构与UM发展中国家1985年的相仿。所有这些均表明，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变迁的独特性不在于其过程，而在于其异乎寻常的变迁速度。
2006年中国低和中等偏下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大于60%(可能已达到顶峰)，中等技术的份额大致为世界平均水平(20%)，中等偏上和高技术的出口份额加起来还不到20%，表明中国仍然没有脱离低技术制成品出口占主导的局面，这与从图1得到的结论完全不同。基于演进规律，预计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低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还将进一步下降，中偏下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不会大幅上升，甚至有可能开始小幅回落，中等、中偏上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会表现不俗，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也会有所提升，但大幅提高的可能性很小。
(三) 中国制成品出口的技术结构升级之路仍然充满挑战
本文分别计算了1986年、1996年和2006年52个国家与美国的出口结构相似性指数。⑦三年中，中国与美国的出口技术结构相似性指数分别为0.354、0.565和0.689，表明中国出口结构正在沿着技术阶梯向上攀升。对比印度在这三年中与美国的出口技术结构相似性指数值0.356、0.526和0.634，可以发现中国从略逊印度的初始状况已成功实现了反超，且领先幅度越来越大。从52个国家这三年与美国出口技术结构相似性指数中，还可以发现高收入国家的出口技术结构与美国的出口技术结构倾向于有更高的相似度，中等收入国家有中等水平的相似度，而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技术结构与美国的相去甚远。这就是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其他国家的出口技术结构逐渐向美国结构收敛。但是，在不同的收入组收敛的速度可能相差很大。本文分别绘制了1986年和2006年各国相似性指数与人均GDP关系图4，并添加了趋势线。从图中可以看出，收入水平较低时，出口技术结构提升的速度也较快；一旦迈出快速提升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出口技术结构提升的速度将大幅度放缓。上述情况也能通过中国的个案得到印证，1986-1996年中国与美国出口技术结构相似度提高了21.1个百分点，而1996-2006年仅提高了10.8个百分点。这就为中国出口技术结构升级提出了挑战，不知中国的神话能否续写。虽然出口技术结构能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提升，但图4同样也说明各国的表现却不尽相同，比如孟加拉国的出口技术结构二十年间丝毫没有改善的迹象，点远远落在趋势线的下方，而墨西哥出口的技术结构高度位于高收入国家行列，它的散点却从趋势线上方远离。这些均说明出口技术结构不会自动地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升，它还取决于各国努力的方向和程度。如何探索出有效的办法，来启动经济增长和出口技术结构升级之路，是摆在诸如孟加拉这样国家面前的最艰巨任务。中国出口的技术结构升级早已成功启动，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如何有效使这种变迁的速度更快些。
四、结论
我们在制成品技术分类动态化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经验事实，归纳了世界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的变迁规律，考察了中国制成品出口结构的变迁历程。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同其他经济体一样，中国制成品出口的技术结构变迁并没有偏离世界路径，变迁的模式与世界模式并无二致，仍然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变迁的独特性不在于其过程，而在于其异乎寻常的变迁速度。这与采用Lall(2000)的技术分类方法得到的结论完全不同。第二，尽管中国目前依然没有摆脱以低技术制成品出口为主导的局面，但是2006年中国制成品出口的技术结构已超越了UM发展中国家在1985年时的水平，整体结构正在向类似2006年UM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演进。基于世界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的演进规律，本文预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低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将继续下降，中偏下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不会大幅上升，甚至有可能开始小幅回落，中等、中偏上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会有较大幅度提升，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也会有所提升，但大幅提高的可能性很小。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制成品出口的技术结构升级之路并不平坦，仍然充满着挑战。
注:
①这里的技术不仅指在研发基础上产生的产品和生产过程的技术创新，而且还包含有效应用这种技术并对这种技术进行二次创新的能力，包含实现规模经济、集聚经济和对供应链进行有效管理的能力。
②出口依存度是一个宏观指标，而产品出口倾向是一个微观指标，用一个宏观指标代替微观指标必然抹杀微观个体的差异性。一个国家不同产品的出口倾向常常存在较大的差异，比如，分别以加工贸易和以一般贸易为主要贸易方式的两种产品，它们的出口倾向就可能显著不同。决定产品出口倾向的一个综合因素是该产品的比较优势，不能奢想一个国家在所有的产品上都具有相同的比较优势。因此，笼统地用一个国家的出口贸易依存度是无法达到近似代替各类产品出口倾向的目的的。
③因此，影响出口的因素，如技术、要素禀赋和贸易政策(进口限制、出口补贴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都会影响产品复杂度指数的大小(Lall、John和Zhang，2005)。当然，我们认为主要还是技术因素。
④这种变化主要是这种分类方法造成的，当然不排除一些长期因素对世界贸易结构的影响。
⑤传统的观点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通常，如果一个国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在变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在缩小，就能认为这个国家的出口结构在不断地升级。在做出这样推断的时候，其实我们总是在潜意识地假定世界的出口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
⑥在这53个国家中，发达国家20个，他们是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希腊、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高收入发展中国家6个，包括塞浦路斯、以色列、韩国、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11个，为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土耳其、乌拉圭、委内瑞拉，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14个，为玻利维亚、中国、埃及、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肯尼亚、摩洛哥、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突尼斯，最不发达国家2个，是孟加拉国和塞内加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划分依据UN的定义，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划分依据世界银行(WB)的标准。
⑦出口结构相似性指数由Finger和Kreinin(1979)提出，计算公式为ESIcdt=ΣLimin(SctLi，SdtLi)，其中ESIcdt为国家c和国家d在t年的出口结构相似性指数，SctLi)为t年c国Li类制成品的出口额占本国所有制成品出口的比重，本文制成品分为五类，Li=L1，L2，L3，L4和L5。ESIcdt值介于0与1之间，如果两国的出口结构完全不同，ESIcdt值为0，如果两国的出口结构完全相同，ESIcdt值则为1，ESIcdt值越大，两国出口结构相似程度越高。据计算，在2006年日本的中等偏上技术和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均高于美国，而中等以下(包含中等)技术制成品出口份额一致低于美国，显然该年日本的出口技术结构高于美国。之所以选择美国作为参照国，并不是美国的出口技术结构最高，而是因为美国是成熟的发达大国，其出口技术结构多年来都基本稳定，具备作为参照系的基本条件；同时，美国的出口技术结构相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无疑是高的，选择他能够通过比较其他两个国家相似性指数的大小来判断这两国出口结构高低的关系。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外贸顺差问题研究”(08AJY004)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制成品出口结构变迁与经济效应”(09YJC7900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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