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机遇，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巨大成就，比如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等等。外向型经济通常由“三外”组成，即外资、外贸和外经，其中外资和外贸最受关注。在全球要素分工体系下，由于贸易和投资呈现一体化趋势，即贸易流向和投资流向高度一致性，时间上的同步性，以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互补共存、互动发展(张二震和方勇，2005)。因此，对外向型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可以聚焦于外资、外贸或者其中某一方面。以外贸发展为例，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货物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不足1%，而2016年这一比重已经超过了13%。然而，面临全球市场需求低迷、逆全球化思潮兴起，以及国内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等内外环境的变化，我国传统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遭遇的约束效应越来越明显。近年来，我国货物出口表现出明显的“乏力”现象，即2013－2016年我国年均货物出口额总体呈下降趋势的事实特征，就是明证。外向型经济是我国尤其是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因此在新形势下如何破除现实约束，实现我国外向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已成为摆在理论和实践部门面前的紧迫课题。我们认为，破除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面临的现行约束，推进转型升级和进一步提升发展水平是关键所在，为此需要从空间、结构和活力三个维度寻求有效对策。
一、我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空间、结构和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尤其是东部地区依托劳动力等低成本优势，以低端嵌入的方式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实现了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在空间维度上，形成了以东部地区为先锋、主要依托发达经济体巨大需求市场的外向型发展格局;在产业结构维度上，主要表现为在全面摘取全球产业技术水平“低垂的果实”中实现了中低端产业的平推式快速发展的分工地位;在活力上主要表现为优惠政策等驱动下的要素投入规模快速扩张的增长模式。
首先，从外向型经济对外发展空间看。由于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长期以来全球经济的重心或者说全球消费市场仍然依赖于发达经济体。因此，东部地区作为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相对发达的地区，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以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主要是面对发达经济体的市场需求。从而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对外空间格局上，形成了以向欧美日等市场为主，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为辅的布局特征。仍以我国出口贸易为例，虽然近年来伴随着出口市场多元化发展，我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份额呈增长之势，但欧、美、日三大传统市场仍然在我国出口贸易中占据半壁江山。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为20974亿美元，其中向欧、美、日三大传统市场的出口额为10191．26亿美元，占比高达48．59%。从我国利用外资情况来看，情况同样如此。实际上，由于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主要是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因此，以利用外资为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从外资的来源国和地区角度看，主要来自于发达经济体。总之，我国前一轮外向型经济发展从对外空间拓展层面看，主要发生在发达经济体领域。与此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外向型经济在传统市场基础上，存在着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拓展的巨大空间。
其次，从外向型经济对内发展空间看。我国外向型经济在总体层面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同样存在着内部区域发展失衡的问题。当然，内部区域发展失衡，既受要素禀赋结构、政策偏向等因素影响，同时也受到区位优势和社会发展等诸因素影响。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发展差距较大。近年来，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速度虽然明显加快，但是经济外向度与国际经济、技术、信息交流的速度和质量仍然比较低。统计资料表明，东部地区的进出口规模在全国的占比一直维持在80%以上，2016年全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为20974亿美元，其中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的出口额分别为18150.89亿美元、1556．27亿美元、1266．82亿美元，占比分别为86．54%、7．42%、6．04%。在利用外资上，2016年全国实际利用外资1260亿美元，其中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为791．91亿美元、251．62亿美元、216．46亿美元，占比分别为东部62.85%、中部为19.9%、西部为17.18%。可见，无论是从贸易层面考察还是从利用外资层面考察，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在内部空间上，均呈现出典型的以东部地区为主导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格局。内部空间格局的不平衡性，说明了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过程中存在着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潜力。
再次，从外向型经济产业(出口)结构层面看。在快速而全面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我国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产业获得了长足发展，由此奠定了出口贸易的基础。但是总体而言，我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仍然处于中低端，在出口产品结构上主要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仍然是我省的比较优势产品。比如从制造业产业内部结构看，虽然传统制造业产业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但由于其基数较大，整体规模在整个制造业产业中所占比重依然较高，并且多集中于中于纺织、运输设备制造、通用设备、黑色金属冶炼等制造业产业。从出口产品结构层面看，伴随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出口产品结构也得到了一定的优化，突出表现在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份额，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的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出口额份额比重日益提高。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名义上的出口产品结构和技术含量，并不代表一国或地区的真实出口技术结构和含量，因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最终出口产品层次的提升，完全可能是因为内含了进口的高端环节，典型表现就是加工贸易中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等低端环节，只不过由于进口了高技术含量和品质的中间品，从而最终出口产品表现为高新技术产品(Johnson，2009;TheodoreH．Moran，2011)。我国外贸发展中，加工贸易一直占据着半壁江山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述事实特征。大量的实证研究均证实了我国产业和出口产品结构处于中低端的现实(姚洋和张晔，2008;金碚等，2013;戴翔，2015)。
最后，从外向型经济微观活力层面看。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存在一个突出特征，那就是采取了循序渐进式的区域梯度开放发展，并对先试先行地区赋予了一定的优惠政策(裴长洪，2015)。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东部地区“先行先试”的发展理念。“先行先试”的发展理念无疑会触及一系列改革，比如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等，进而产生了所谓“珠三角模式”、“苏南模式”、“昆山之路”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先行先试”下的改革深化，再辅以优惠政策支持等，激发了作为外向型经济发展主体的内外资企业的投资热情和高潮。特别是城乡二元体制的松动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使得大量隐性“失业”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生产要素成为可能。更为重要的是，优质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加之各种优惠政策的吸引，正好迎合了国际产业转移的特点。众所周知，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实质就是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技术，追逐并与东道国和地区廉价劳动生产要素相结合，以降低成本和提升全球竞争能力(张幼文，2016)。由此也带动了本土相关企业尤其是配套企业的发展。因此，大体来看，我国前一轮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活力，主要来源于利用低成本生产要素优势，形成了所谓生产要素和投资驱动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二、传统三维度发展模式的约束效应日益明显
基于前文所述的空间、结构和活力三个维度下我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其可持续问题日益凸显，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换言之，依托原有空间、结构和活力下的传统增长模式，已经遭遇明显的约束。对此具体原因，我们再做一简要分析。
首先，传统外部空间进一步拓展受限。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近10年，但危机冲击的阴霾尚未散去，全球经济进入了深度调整期的低迷状态。全球主要各国联手采取凯恩斯式的宏观刺激政策，至今未能将全球经济拯救回正常的增长轨道，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本轮危机的本质是世界经济长周期作用的结果。换言之，是始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前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创新进入生命周期衰退阶段的必然结果。相对而言，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诸如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处于“重灾区”，因而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经济复苏和就业等问题。全球经济尤其是长期以来一直占据全球经济中心的发达经济体，其经济不景气导致其需求疲软。新一轮需求增长必须依赖于新一轮的经济繁荣发展，而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繁荣发展依赖于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和技术创新，虽然有研究表明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和技术创新正在孕育之中，但何时会集中爆发并形成真正的生产力和产业规模，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未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之前，经济低迷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新平庸”状态。在此背景下，依托以往发达经济体强劲需求市场带动的我国外向型经济传统发展模式，在既有的空间布局下，显然会遭遇严重的约束效应，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受限。
其次，传统内部区域空间格局已成障碍。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东部地区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甚至可以说，诸如外资、外贸等外向型经济的主要指标均依赖于东部地区。当然，外向型经济发达程度的差异性也造就了区域之间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这种内部空间布局，在当前发展阶段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重要约束。一是东部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程度总体而言已经很高，不仅在全国处于开放前沿，同时扮演着外向型经济发展“排头兵”的重要角色。因此，对于外向型发展程度已经很高的东部沿海地区而言，在不考虑其他条件发生突变的情况下，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极其有限。二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已经成为外向型经济进一步提升竞争能力的重要制约因素。已有研究表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依托国内价值链构建是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封锁和实现价值链攀升的重要途径。而国内价值链构建的本质实际上是实现区域间的协调发展，通过区域间的分工协作打造成整体竞争优势，从而提升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竞争能力。因此，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区域之间还缺乏有效的分工和合作，还没形成整体竞争能力，甚至可以说，发展差距日益成为影响提升整体竞争能力的重要因素。上述两个方面的共同影响和作用，构成了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现实约束，如不加以破除，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将会严重受限。
再次，传统产业(出口)优势难以维系。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本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按照产业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的要素密集度特征，配置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这也是我国前一轮外向型经济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承接中低端产业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从而在中低端产业尤其制造业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的经验所在。然而，价值链的区域分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各国或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相对变化会发生空间漂移。承接和专业化于中低端产业和价值增值环节，无疑为我国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和起飞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一传统的发展模式，既面临着经济效益不高的诟病，也面临着其他具有更低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来的竞争和挑战。目前，东部地区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我国中西部地区转移，以及向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转移的“孔雀东南飞”现象，充分说明了价值链区位分布的空间动态调整和变化。因此，在新的发展条件和形势下，依托传统产业(出口)结构发展外向型经济，不仅难以有进一步拓展发展的空间，甚至可能遭遇被压缩的巨大风险，所产生的现实约束效应愈发明显。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面临着亟待优化产业(出口)结构、实现攀升价值链和提升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和层次的紧迫任务。
最后，要素和投资驱动的动力机制已近衰竭。包括外向型经济在内的经济发展不同阶段，都应有与之相对应的合适战略选择。换言之，发展战略应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随着调整，包括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同样如此。在生产要素具有低成本竞争优势的起步发展阶段，依托大规模的要素和投资投入，形成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即要素和投资驱动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在特定的阶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性。伴随生产要素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资源和环境约束问题日益严峻，以要素和投资为驱动力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重要约束，一是边际收益会变得越来越低，二是边际成本会变得越来越高，加之可投资的领域也会变得越来越少，因此，要素和投资规模扩张所能带来的边际回报率就会越来越低，由此所形成的动力机制会不断趋于衰竭。即当“要素红利”越来越式微之时，继续靠低成本劳动力和高能耗为代价的粗放式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不仅缺乏进一步增长的空间，甚至会遭遇可持续难题。这也是近年来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原因之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东部地区作为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以及经济发展相对发达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现实背景下，理应率先从传统的要素和投资驱动为主要驱动力，向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转变，从而为全国其他地区做出表率和示范作用，也是破除以往依托要素和投资为主要驱动力所遭遇约束困境的必要举措。
三、外向型经济发展新突破:空间、结构和活力再造
第一，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拓展外向型经济发展新空间，实现外部空间的新突破。沿“一带一路”开放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在全球经济新形势下做出的重要战略调整，是我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各地区应积极响应并充分借力“一带一路”倡议，在原有发展空间遭遇显著约束后应积极拓展新的地理空间。而且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外向型经济发展新空间拓展的同时，还有助于提升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质量、增加发展的内外联动性。我们知道，当外向型经济发展空间主要面向发达经济体时，我们所依托的比较优势主要是自己相对低廉的低成本要素优势，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主要处于中低端环节，经济活动侧重于加工制造装配生产环节。与之相比，当外向型经济发展空间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拓展时，我们所依托的比较优势是过去多年外向型经济发展所积累起来的、具有重要竞争优势的丰富产能以及一定的技术水平，是其背后隐藏着的巨大的产业输出能力。这种外向型发展空间的拓展和重新布局，有利于摆脱价值链攀升困境，即突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全球价值链中市场和技术两头主要资源的控制，因为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放，可以利用既有产能和技术，甚至通过加大技术研发和对市场网络营销的投入，专业化于先进制造、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网络品牌、物流金融等高端环节，构建自我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并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实现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空间拓展、优化升级以及提质增效的良好格局。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表明，2016年我国出口贸易整体下滑的同时(主要表现在欧美日等传统出口市场)，而对“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出口却呈现不降反增的良好态势。上述事实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沿“一带一路”拓展外向型经济发展新空间，对突破外部空间约束的现实效应及重要性所在。
第二，在协调区域发展中提升外向型经济竞争力，突破内部区域空间布局的现行约束。我国外向型经济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后已面临着内部空间不均衡的严重问题，必须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和西部地区延伸。国内不同区域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所呈现的显著差异，一方面，表明尽快促进区域间外向型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区域间的深层次经济整合，提升全国的整体竞争优势，已成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紧迫课题;另一方面，国内不同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也为我国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利用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发展差距搞错位发展、打造完整的产业链，提供了重要机遇。以开放型经济发展相对发达的江苏地区为例，其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一条宝贵经验就是从交通通信、项目开发、信息、技术、政策、产业等方面，全面而主动地与浦东接轨，接收浦东辐射，与浦东搞错位发展，与其他县市打时间差、空间差，而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经验在国内外向型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充分利用国内区域发展差距搞东部、中部和西部错位发展，从而在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打造完整的产业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国中西部地区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而中西部地区很多地方处于“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位置，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可以充分发挥发展差距的有利因素，积极规划、对接，在错位发展中打造对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融合发展大平台，充分利用东部地区的技术、信息、人才及资本外溢效应，最终打造出外向型经济的协同竞争新优势，突破国内区域内部空间发展约束。
第三，优化外向型发展的产业(出口)结构，发展高水平外向型经济。传统低端产业和价值增值环节，由于其在国内价值链相对较短，专业化的链条还缺乏有效地向两侧延伸的基础，因此在价值链条中不仅表现为附加值增值率相对较低的低效，且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和溢出效应也较为有限。因此，在传统产业(出口)结构逐步丧失比较优势从而发展空间面临着愈发严重的约束后，突破上述约束的本质，就要求实现产业(出口)结构的转型发展和优化升级，其中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从产业链高低端的层面看，就是要实现从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型升级，从而实现分工地位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二是在传统制造业产业发展中注入新的技术、知识、信息和智能等高端生产要素，实现传统制造业的更新换代，力图促进传统制造业超越要素成本竞争的同时，为传统制造业寻求新的需求点和增长点。上述两个方向都是外贸转型升级中“调结构”的重要内容，因为产业发展是外贸发展的基石。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需要更加注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为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是其本质内涵和特征。何况在当前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弱化以及新型比较优势尚未形成条件下，面临“前有围堵、后有追兵”双重挤压的严峻形势，作为外向型经济发展大国而言，唯有从供给侧发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构建新的产业(出口)结构体系中破除现实约束条件。
最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需要从以往的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国前一轮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应该说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将要素和投资的驱动力发挥到了极致。现在这一动力机制在发展新阶段已经明显衰竭，亟待转向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实体经济创新不足，仍然是全国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实际上，我国大多数产业尚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原因即在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究其原因，是因为作为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活力受限所致，而微观主体创新活力受限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体制机制的束缚。我们知道，从微观层面看，深化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为企业松绑，激发企业的动力和活力。犹如前文分析指出，不断深化改革也是我国实现前一轮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的宝贵经验之一。但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体制机制与之相适应，原有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和机制，在激发和形成要素和投资驱动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已经难以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需要。比如，现行外向型经济管理中采取的审批制以及存在的多头管理等不便利问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尚未形成自主创新合力等体制分割和机制僵化的科技管理体制滞后问题;知识产权保护落后无法对创新形成有效激励等问题等，均对企业创新活力构成严重束缚。从创新驱动角度为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寻求新动力，激发微观企业和人才的创新活力是根本，而这就需要破除体制和机制的束缚作用，构建更加适合激发创新活力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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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球经济深度调整背景下我国外贸增速变化机理及对策研究”(16AJY01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长江三角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开放发展研究”(16JJD790025)以及江苏省社科联重大应用研究课题、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委托项目“江苏省开发区从产业集聚区向创新集聚区转型的思路和对策研究”(17WTA005)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