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增速与经济增速的关系变化，基本以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分界点。在危机冲击下，2009 年全球贸易断崖式下跌，下挫23%，被称为全球贸易“大崩溃”。在全球主要国家联手采取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之后，2010 年和2011 年全球贸易虽然呈现“名义上”的12.73%和6.7%的反弹，但却是“实质性”增速下降，而自2012 年以来，在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轮番冲击之下，世界贸易增长乏力。世界银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 至2014 年间，以美元计价的世界贸易额年均增速仅为1.17%，2015 年由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等原因，世界贸易额更是在2014 年本就不高的基础上，暴跌13.27%。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 年、2013 年、2014 年和2015 年全球贸易增长率分别为0.86%、2.44%、0.25%和-13.23%，低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长率。另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2016 年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8%和3.2%，贸易增速仍将低于经济增速。
在全球贸易增速下降大背景下，中国亦未能独善其身。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2-2014年间，中国货物出口年均增速仅为7.26%，远低于2001-2008 年间的24.74%和2010-2011 年间的25.81%，2015 年中国货物出口更是出现了2010 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下跌2.88%。其中，2012-2015年中国外贸增速仅为6.19%、7.55%、3.43%和-7.02%，即近年来中国外贸增速不仅呈现塌方式下滑，而且同样落在GDP 增速之下。可见，全球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已成为当前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趋势性特征。
影响贸易增速低迷的因素依然存在
影响当前全球贸易增长低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首先，全球经济低迷大环境是全球贸易增速变化的重要约束。自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全球经济尤其是处于危机冲击重灾区的诸如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总体进入到了一个低迷状态。很明显，经济低迷必然导致消费和生产需求低迷，从而制约全球贸易的增长。尤其是在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消费端和生产端的需求量萎缩，会透过价值链而对全球贸易增长产生放大性约束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6 年10 月份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认为，美国、欧盟以及脱欧后的英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力幅下降，并且从中期来看全球经济总体低迷趋势不会有大的改变，所有地区长期潜在增长率都将低于1998-2007 年的平均水平。
其次，贸易保护主义回潮制约了全球贸易的恢复性增长。与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相比，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和新动向，并对经济全球复苏产生了消极影响。从贸易保护的实施主体来看，从发展中经济体为主转向以发达经济体为主。二战以后，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极力倡导和推进的。然而时过境迁。在开放中迅速崛起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成为贸易自由化的推动者，而发达经济体却越来越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从保护措施所涉及的领域看，从以往的传统商品贸易领域不断扩展至中高端产品领域乃至要素流动。从贸易保护的歧视性范围看，从以往“一视同仁”向“圈子化”的歧视性保护方向发展。随着区域合作迅速发展，全球化有向碎片化方向发展趋势。而“碎片化”的本质，就是部分国家力图打造固化经贸圈，而对“圈子”外国家采取歧视政策。国际贸易预警组织的研究也证实了近年来保护主义措施稳定增加，是限制全球贸易恢复性增长的重要原因。
再次，价值链分工深化效应递减导致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乏力。包括中国在内的前一轮国际贸易高速增长，其实正是得益于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入发展。产品价值增值环节的全球分解，一方面不仅使国际分工得以细化，从而扩大了交易规模和提高了交易频率，推动着贸易高速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中间产品的多次跨境流动，从而在统计层面上放大了全球贸易的真实交易水平。然而，当产品价值链分解到一定程度后，其边际深化难度加大，由此通过上述两个方面作用机制推动的贸易增长动力机制衰减，贸易增速便出现乏力现象。
最后，世界经济长周期处于下降期是当前全球贸易增长乏力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前述所谓价值链分工深化效应递减的根本原因。贸易规模的扩大来自于分工扩大和深化，而推动分工演进的主要力量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的实质是世界经济长周期处于下降期，即原有的技术进步和制度红利所形成的动力机制基本衰竭，而新的技术革命和制度安排尚未形成，由此推动的分工深化尚未露出端倪。这一点构成了全球贸易实现新一轮增长的根本性约束和挑战。
中国必须实施贸易强国战略
综上可见，全球贸易增速放缓乃至低于经济增速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特征。由于就其促成因素而言，从短期来看难以出现根本性变化，因此这一趋势可能具有中长期特征，对贸易进一步发展构成一定程度上的挑战。但这并非意味着发展贸易的重要性在减弱，相反，正确看待贸易低速增长现象，摒弃传统的“以增速论英雄”贸易发展观，寻求在低速增长时期全球贸易发展所蕴含的重要战略机遇，是中国继续实施贸易立国和贸易强国及贯彻开放发展战略的需要。
实际上，不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在2012 年以来都纷纷陷入了出口增长“失速”的困境，相比之下，中国已经是G20 中货物出口增速最高的经济体，因此中国近年来货物出口增速低于GDP 增速的原因并非源自国内，其背后的原因是全球性的。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全世界高端制造业出口的领军国家，在2012 年以来也出现了出口规模的急剧衰落，年均降幅分别高达6.59%和2.36%，反而是中国实现了年均4.73%的逆势增长。事实表明，在世界经济深陷困境之时，中国性价比较高的中低端产品的销售状况，要远远好于日本和德国性价比较低的高端产品，说明“中国制造”仍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当前全球分工呈现的一些变化蕴含着重要战略机遇。比如，制造业价值链向创新链转变的机遇，即包括研发在内的技术创新出现国际梯度转移以及全球“协作性”越来越明显，其中隐含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范式和发展势头。这无疑为中国在加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基础之上，逐步全面地转向融入全球创新链，进而实现由以往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轨道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再如全球经济新格局下跨国公司“逆向创新”战略调整的机遇，即跨国公司会越来越重视不断扩大的新型和发展经济体的市场需求和巨大潜力，从而将更多的研发创新活动置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并以此为基础将创新产品销往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市场。这无疑为中国吸引高端环节进而实现价值链攀升提供了重要机遇。
在新背景下，进一步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发展对外贸易应有新的思路。第一，中国外贸发展必须摒弃“以增速论英雄”的传统观念，转向“以质取胜”的发展战略。为此，需要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这不仅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背景下，我国在新一轮全球分工和产业发展中谋求和占据制高点的需要，也是顺应国际分工和贸易演进新趋势和增创对外开放新优势的需要，同时也是为全球经济走向新一轮繁荣做出中国应有贡献的需要。第二，在推动转型升级过程中应发挥好传统比较优势。如前所述，推进中国企业“价值链升级”无疑对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是有益的，但是否能够提振中国货物出口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中国如果快速放弃自身在中低端产品的比较优势，可能会大大削弱中国出口部门抵御外源性经济危机冲击的能力。第三，利用全球经济新规则制定的战略机遇，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努力改善全球贸易环境，在坚定不移地继续倡导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作出中国应有贡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球经济深度调整背景下我国外贸增速变化机理及对策研究”(16AJY018)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