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入世以后，中国对外开放出现三个主要转变：即由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主导下的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
以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有利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战略，全面融入国际分工体系，采取相对自由的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发展，是后进国家富民强国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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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世贸之后，中国的对外开放领域则开始由局部性对外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服务业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
入世，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大事件，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开放阶段。入世以后，中国对外开放出现三个主要转变：即由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主导下的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中国经济全面而深入地融入了国际分工体系。
在加入WTO以前，中国的对外开放总体上表现为自主控制下的局部性开放，开放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投资领域，大部分的服务行业都未对外开放，只是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少数几个城市进行了开放银行、保险业的试点工作。而在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对外开放领域则开始由局部性对外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服务业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中国入世时，在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方面作了广泛的承诺。过去10年多年里，中国已全面履行了开放服务业的承诺。按世贸组织分类，中国的10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已向外资开放，贸易、分销、物流、金融、快递、通信、旅游、运输、法律和建筑等服务领域，开放程度与发达国家的平均开放水平相差无几，有的领域甚至高于一些发达国家。
作为WTO正式成员，中国积极遵守WTO为国际贸易所指定的为各成员国普遍接受的规则，按照WTO非歧视、更自由、可预见、鼓励竞争等原则，按承诺逐步削减贸易和非贸易壁垒，推动商品和服务贸易、投资和金融等领域的自由化，按照多边自由贸易框架的规定开放市场，极大地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入世后两三年内，中国依据WTO规则，不断加大对国内与WTO不一致的政策、法律和法规的清理力度，仅中央各部委就清理了2000多件、废除了500多件不合WTO规则的法律法规，加上地方政府清理的文件，共清理了9万多件，大大推动了中国行政体制的改革，成为中国政府行为法制化的强大推动力。入世，这一历史性选择，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不断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主要动力之一。
入世以后，中国的经济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WTO创造的公平、稳定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入世之前，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经受不住外来冲击，“狼来了”的讨论很是热烈。事实是，入世以后的10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乃至近百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中国与世界实现了互利共赢。
入世，标志着中国实现了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历史性转变。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总体上实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小康”社会的梦想，正在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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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本质上是可流动的要素追逐不能流动的要素进行的全球生产重组的过程。很明显，这种产业重组同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的机会
为什么中国入世以后，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和平和发展的大环境下，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要素流动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本质特征，由此引发的产业转移给中国这样的具备基本发展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的机遇。
大致来说，当代国际分工可以分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品内分工三种基本类型。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是以产业或产品为界限的，而产品内分工是以生产要素为界限的。由于国际产业分工正在从传统的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部的分工、进而向产品内分工转变，产品的价值链被分解了，导致国与国之间的优势更多地体现为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上的优势，从而导致国与国之间按同一产业或产品的生产环节或工序的分工的现象。产业链分工或价值链的分解，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结果。
由于国际分工的新变化，国际产业转移也出现了新特点。国际产业转移已经演进为产业链条、产品工序的分解和全球化配置，国际产业转移也由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逐步演变为增值环节的梯度转移。是跨国公司而不是国家，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和重组的主体，外包，成为跨国公司进行国际化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方式。跨国公司适应产品内分工、价值链分解的要求，把非核心的生产活动外包给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去完成，使位于不同国家的企业形成一个国际分工协作网络，每一个生产环节都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一部分。跨国公司将一些生产制造和经营环节转移到具有低成本制造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自己则专注于价值增值环节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核心业务。首先转移的，当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加工环节、工序或零部件，但随着东道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会逐渐向高端加工延伸。“保留擅长的，外包其余的”，成了跨国公司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一些跨国公司甚至把通常所理解的所谓关键环节或流程如研发、技术和营销都外包了，自己则成了国际生产网络的掌控者和经营者，成为名副其实的“虚拟公司”。
制造业由于易于标准化、技术扩散能力强等特点，一直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内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新兴市场国家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及全球服务贸易规则的实行，服务业只能局限于一国国内的格局被打破，旨在降**造业交易成本的生产性服务业开始向外转移，服务业加快了全球调整和转移的步伐，出现了服务业结构调整及其转移的新趋势，这就是国际产业转移从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延伸。服务外包成为成长最快的服务业跨国转移，大大推动了服务业进入国际分工体系。我们知道，各种生产要素流动性是不同的，资本、技术的跨国界流动的障碍较少，而一些要素则不能流动或流动性较弱，比如土地、产业配套能力、政策环境等。因此，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本质上是可流动的要素追逐不能流动的要素进行的全球生产重组的过程。很明显，这种产业重组不仅有利于跨国公司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而且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的机会。像中国这样的政治稳定、基本经济制度合理、基础设施完备、人力资源充沛且市场容量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首选地。通过吸引外资，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FDI），中国聚集了大量优质国际生产要素，特别是中国稀缺的先进要素，如技术、标准、品牌、国际营销网络、市场竞争制度、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等，与大量闲置的中国丰裕的生产要素如低价优质劳动力相结合，大大激发了潜在的生产能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迅速成了世界先进制造业的生产基地，并跻身于贸易大国的行列。
时代变了，以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有利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战略，全面融入国际分工体系，采取相对自由的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发展，是后进国家富民强国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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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致力于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发达国家致力于新一轮技术创新，必将带来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全球产业转移，我们刚好可以打一个时间差
2007年下半年以来，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风暴，迅速波及实体经济，至2008年，引起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本轮危机影响深远，至今，世界经济尚未走出衰退的阴影。世界经济危机给中国经济特别是开放型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贸易摩擦日益频繁，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目标和受害，尤其是美国，无休止地逼迫人民币升值，不断对中国出口产品举起反倾销、反补贴的大棒。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在学术界和实际经济部门，关于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脱离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的看法。比如，一些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危机暴露了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脆弱性，中国应该改变原来外向型发展模式而采取以内需为主导的发展模式，等等。一些观点已经开始影响政府决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由于关系到中国开放战略的进一步选择问题，关系到中国能否进一步抓住本轮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问题，实在有进行深入讨论的必要。
首先，要认真分析这次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正确认识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本论危机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出了问题。从经济周期与技术创新周期来看，世界经济周期的变化总体上是技术创新周期的反映；要使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新一轮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是根本之道。但是，从全球范围看，科技进步在短期内尚难有集群性的突破，新科技革命和由它带动的新的产业革命在近期难以实现，新能源、节能技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等局部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化进展，不足以成为新的世界性增长周期的拉动力。新一轮世界经济长周期的增长有赖于未来科技的集群性突破以及新的产业革命，有人预测会发生在2025年左右。
那么，为什么说我国发展还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呢？中国的机遇在哪里？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发达国家启动新一轮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发展战略，必将带来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全球产业转移，也就是说，国际产业资本转移和重组的格局没有改变。中国致力于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发达国家致力于新一轮技术创新，我们刚好可以打一个时间差。从现在起到2025年，还有15年时间，这个15年，就是我们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可以利用扩大开放，继续吸引先进生产要素，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利用巨额外汇储备，进口先进成熟技术和高端人才，继续走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和集成创新之路，走低成本制造和服务之路，保持中国经济再持续平稳增长20－30年。在这一进程中，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任务，建成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进而实现基本现代化。当然，我们还可以发挥自己在某些领域的技术优势，采取集中突破、开放式自主创新战略，争取在新能源、新材料以及生物工程和生物技术的某些领域有所建树，以在未来新一轮周期中赢得应有的地位。
为什么这样来认识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呢？
一是基于对中国发展环境的判断。虽然经济金融危机的阴影尚未完全散去，但是，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潮流。包括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和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贸易保护主义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开放合作，同舟共济，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和互利共赢。以当今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为例，虽然屡屡遭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困扰，但是并未对中国外贸发展产生实质影响。
二是基于对中国发展现实的判断。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如果据此否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属性，认为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显然是一种误判。中国虽然堪称经济大国，但还远未成为经济强国。中国的经济总量高，已经名列世界第二，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4000美元左右，仍居世界百位之后。总体来看，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还没有完成，中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差距就是发展的空间和机遇。
总体来看，这场金融危机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战略机遇。只要应对得当，中国还能化危为机，赢得较长时期的稳定增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经济表现在全球大国中最佳，宏观经济稳定性最好，这意味着中国出口企业享受到了比竞争对手更稳定的环境。由于上述基本面因素，这场危机在总体上还将加快部分先进制造业产能向中国转移的进程，从而形成中国出口第一大国的稳固、可持续的基础。危机将激化价格竞争，原来集中于发达国家的先进制造业不得不加快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在基础设施、配套产业、劳动力素质和数量、公共服务等方面具备较大优势，先进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首选仍是中国。我们要继续大力引进外资、外智，吸引国际先进生产要素在我国聚集，促进开放型经济产业转型；以结构调整推进对外贸易尤其是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加快“走出去”步伐。一些有条件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更应该积极走出去，让“引进来”与“走出去”联动，变隔离式发展为交互式发展。通过参股控股、收购兼并、合资合作、风险投资、高科技研发、资源开发等多种方式开展境外投资，实现配套生产国际化，促进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
(张二震南京大学商学院国际贸易系主任、教授，曾经参与国家WTO规则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