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全球贸易增长率分别为0.86%、2.44%、0.25%和-13.23%，低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长率，打破了过去几十年来贸易增长一直高于GDP增长的发展格局。全球贸易增速为什么会低于经济增速呢？其深层次的机理是什么？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约30年间的全球贸易高速增长，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推动的结果。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不仅使得国际分工和贸易产品的范围得以扩大，也推动着分工模式发生着深刻变化。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逐步从传统的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分工模式，发展为以产品价值增值环节为界限的分工模式，即全球价值链分工。全球价值链分工得以不断深化，得益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由于中间产品需要多次跨境流动，从而使得贸易增长在统计层面上不断被放大。加之与经济增长核算的附加值统计法不同，贸易层面采用的主要是总值统计法，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推动的贸易增长超过经济增长，便在情理之中。举例来说，A国为增加1单位的最终产品X生产，在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可将0.5个单位的价值增值环节留在国内，而将另外0.5个单位配置到B国。B国进口由A国完成的0.5个单位价值增值环节并链接自己完成的0.5单位价值增值环节后，实现了1单位最终产品生产并出口到A国。如此，经济增长核算是1个单位，而全球贸易增长核算则为1.5个单位。这正是前一轮全球贸易高速增长的理论逻辑，而其反向作用同样可以成为贸易增速下滑的理论逻辑。
当价值链分工演进到一定程度后，其所形成的庞大基数效应，就会使得分工深化的边际扩展效应显得越来越弱。例如，当贸易的基数是1单位时，价值链分工导致贸易额外增加0.5个单位，由此所形成的增速是惊人的。但是当基数扩张到100时，那么同样的0.5个单位的分工深化边际扩张结果，所带来的贸易增速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这是价值链分工演进到一定程度后，贸易规模扩张的基数效应对贸易增速所产生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边际深化效应就会递减。
当然，导致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滑乃至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并非是单一影响因素作用结果，而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其一，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消费需求不足，显然会影响到贸易增长。其对贸易增速的影响会通过价值链机制产生“放大性”的收缩效应。对最终产出需求下降1个单位，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在贸易层面上可能会表现为1.5个单位的贸易缩减。同样地，经济持续低迷下的投资需求不足，其生产的收缩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一样会导致贸易以更大比例的方式收缩。其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发达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会通过同样的作用机制而对贸易增长下滑产生“放大性”作用。因为贸易保护主义会严重伤害开放条件下的分工和贸易，导致全球价值链的完全“收缩”，对贸易增速产生影响。比如A国实施了“购买国货”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那么原本在全球范围内完成的1单位最终产品X生产（对应的是1.5个单位的贸易），现在变为完全在A国国内生产。从全球范围内来看，经济增速没有变化，而贸易却因此减少了1.5个单位。贸易增速落在了经济增速之后。其三，贸易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背离”。此轮经济危机后，很多国家采取了凯恩斯式的刺激政策，而刺激政策的主要方向是基础设施等投资领域，这恰恰是“贸易倾向”相对较低的领域，出现了经济增长结构和贸易结构相对“背离”。从这一角度来看，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便不难理解。这是特殊时期所呈现出的一种特殊状态。
近年来中国外贸增速不仅呈现逐渐下滑趋势，从而跌破了过去长期以来的两位数高速增长，而且同样落在了我国GDP增速之下。毫无疑问，中国外贸增速变化有着深刻的全球背景。众所周知，过去一段时期内中国外贸发展表现出的高速增长奇迹，其实质就是融入全球价值链而获得产业发展的结果。那么基于同样的逻辑，伴随全球价值链分工进一步边际深化的原有能力逐步耗散，中国贸易快速发展的原有基础也正在不断地被侵蚀。置于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这一深刻背景下去看，中国外贸增速下降乃至低于经济增速，就不难理解了。诸如国内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等导致传统优势的逐步丧失，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外贸增速的重要因素。
我们应该以新的思路，应对中国外贸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的“新常态”。第一，中国外贸发展必须摒弃“以增速论英雄”的传统观念，转向“以质取胜”的发展战略。第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这不仅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的背景下，我国在新一轮全球分工和产业发展中谋求和占据制高点的需要，也是弥补传统优势弱化和增创对外开放新优势的需要。第三，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努力为改善全球贸易环境，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作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