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二震：全球价值链、贸易增长“失速”与中国对策（上）

一、引言

2012年以来，世界贸易在遭受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轮番打压之下增长乏力。世界银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2014年间，以美元计价的世界贸易额年均增速仅为1.17%，2015年由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等原因，世界贸易额更是在2014年本就不高的基础上，断崖式暴跌13.27%。2012年至今也是中国追平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历史性时期。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3.87万亿美元，美国为3.88万亿美元，美国的领先优势缩小到了史无前例的151亿美元；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约为4.16万亿美元，美国仅为3.91万亿美元，中国领先美国2,500亿美元，首次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然而，在成为世界贸易的“领头羊”之后，中国迎来的却是世界贸易的寒冬。2012~2014年间，中国货物出口年均增速仅为7.26%，远低于2001~2008年间的24.74%和2010~2011年间的25.81%，2015年中国货物出口更是出现了201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下跌2.88%。

出口、投资与消费是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2008年以前，出口部门也确实扮演了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引擎的角色。如图1所示，2001年以来，中国货物出口大致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出口腾飞期。在2002~2006年间，中国出口增速一直遥遥领先GDP增速，平均领先幅度高达14%，创造这一时期中国出口腾飞式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加入WTO的制度红利、互联网科技浪潮带来的技术红利、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人口红利等。

（2）第二阶段：危机调整期。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蔓延至全世界，使得世界贸易规模瞬间跌入谷底，2009年中国货物出口出现了21世纪第一次负增长，暴跌16%，受出口萎缩和市场信心不足等多重因素影响，同年GDP增速虽也出现了大幅下降，但仍高于货物出口增速。受各国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成的联合救市措施影响，全球物价上涨使得2010年中国货物出口和GDP增速都有所提升，逐渐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

（3）第三阶段：出口失速期。2011年是中国货物出口的又一个转折点，欧债危机的持续蔓延摧毁了刚刚复苏的市场信心，2008年以来各国政府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也已基本被消化吸收殆尽，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全面下跌，这些负面因素使得中国货物出口增速在2011年再次下行且低于GDP增速，这种状况持续至今，中国进入了出口增长低迷期。

近年来，中国出口贸易的持续低迷使得学术界和有关部门对出口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产生了怀疑。“出口低迷拖累GDP增速”、“中国经济将减少对外依赖、未来更多依靠内需”等正常观点更是被过度解读或曲解为“出口衰退论”，认为中国出口行业的黄金时期已过，未来发展潜力不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在迅速下降。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此轮出口增长“失速”并非中国特例，而是全球性现象。尽管短期内中国出口实现“稳增长”的发展目标难度很大，未来几年中国出口可能会继续低增长甚至负增长，但这并不表明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正在下降，中国经济不再需要依靠出口。恰恰相反，中国此轮出口增长“失速”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提升的必然结果，中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真实增加值利益的能力正在稳步提升。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二、主要经济体出口增长的国际对比

2011年至今，中国货物出口增长呈现的“失速”现象并非中国特例，事实上，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物出口在2012年以来基本都深陷增长“失速”的泥淖，货物出口增速全面落后于GDP增速。表1总结了G20经济体在2001~2015年间的货物出口增速及其与GDP增速之差的演化过程。

如表1所示，分阶段看：世界货物出口在2001~2008年间年均增速高达12.42%，领跑GDP增速约4%，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马车；2009年受经济危机影响，世界贸易增速跳崖式暴跌22.31%，大幅落后于GDP增速；2010年和2011年是世界贸易从危机中复苏的调整期，受益于各国纷纷推出释放流动性的救市计划，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应声上涨，且2009年世界贸易总额基数过低，导致这一时期国际贸易增速迅速提升，重新反超GDP增速，出口再次成为了带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动力源泉；2012~2015年间，各国救市计划中释放的流动性被消化殆尽，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逐渐回落，且“欧债危机”的持续蔓延使欧洲经济深陷低迷，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也纷纷换挡，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世界贸易规模萎缩，世界贸易增速再次全面落后于GDP增速2.71%，陷入漫长的“失速”阶段。

就G20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而言，在2001~2015年间，其货物出口增速与GDP增速之差的演进趋势与世界经济整体趋势也基本一致，但其波动幅度更大，说明发展中经济体的抗经济危机冲击能力较差。具体来看，2012年以来，除中国、墨西哥和土耳其之外，所有G20发展中经济体均出现了货物出口的负增长，其中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沙特阿拉伯受石油价格大跌的影响，货物出口年均降幅已经突破10%的关口，中国、墨西哥和土耳其的出口规模虽然保持了微弱的增速，但都难以与其在2008年之前的高增长相比。以中国为例，2012年后中国货物出口的年均增速要比2008年之前低20%。巴西、墨西哥和土耳其在2012年以来的出口增速虽然都高于GDP增速，但主要是因为其本币对美元汇率急剧贬值，拖累其美元计价GDP大幅衰退导致的，这3个国家2015年本币对美元汇率相对于2012年分别贬值了70.4%、20.34%和51.45%。1

综上所述，不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在2012年以来都纷纷陷入了出口增长“失速”的困境。相比之下，中国已经是G20中货物出口增速最高的经济体，因此中国近年来货物出口增速低于GDP增速的原因并非源自中国，其背后的原因一定是全球性的。需要强调的是，发达经济体在此轮全球性出口增长“失速”中并没有比中国表现更好，特别是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全世界高端制造业出口的领军国家，在2012年以来也出现了出口规模的急剧衰落，年均降幅分别高达6.59%和2.36%，反而是中国实现了年均4.73%的逆势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推进中国企业“价值链升级”的政策并不能提振中国货物出口，从根本上改变出口增速换挡的困境。事实表明，在世界经济深陷困境之时，中国性价比较高的中低端产品的销售状况，要远远好于日本和德国性价比较差的高端产品。因此，中国如果快速放弃自身在中低端产品的比较优势，全面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可能会大大削弱中国出口部门抵御外源性经济危机冲击的能力。

三、价值链分工新趋势与全球性出口增长“失速”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当今世界分工网络的主导形式（AntràsandChor，2013），世界分工模式已经由传统的产业间分工、产品间分工转变成了产品内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裴长洪，2015）。现有的许多实证研究已经证实了贸易自由化政策带来的关税下降和技术进步带来的运输成本降低等，只能解释二战后世界贸易高速增长中的2/5，其余部分则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密切相关（Hummels，2001；刘志彪等，2006）。然而，2012年以来全球性的出口增长“失速”状况似乎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这一推动上一轮出口繁荣的动力正在衰减。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内在特征的视角，对造成此轮全球性出口增长“失速”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笔者发现，当前世界贸易进入增速收敛期是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模式的内在自然规律所致，世界贸易的复苏需要给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注入新的科技动力、制度动力或区域动力，进一步推进现有分工网络体系进行空间扩张、产业延伸和水平深化，否则世界贸易发展趋势在短期内恐难有明显起色。

（一）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天花板”现象制约了世界贸易继续高增长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的世界贸易规模已经达到了历史性高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产品内不同工序为界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迅速发展，在极大程度上推进了世界中间品贸易的繁荣（裴长洪，2013）。然而，当前环太平洋地区、欧洲及南亚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均已深度嵌入了统一的全球价值链网络，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经过之前的高速成长已经非常接近其“天花板”，这一分工模式继续深化的空间已经严重不足，这势必会导致世界贸易呈现增长乏力的态势。以最简单的“蛇形”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为例，那么，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的世界贸易规模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图2。

如图2所示，假设产品X的价值链工序共有n个环节，分别被最具比较优势的n个国家承接，且每个环节均以上一环节的产出为中间投入，那么，世界贸易总额即为nX1+(n-1)X2+…+Xn。显然，当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在主要经济体间趋于稳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国家数n不再增加，世界贸易增速就会陷入停滞状态。此外，图2中的n除了表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国家数之外，还表示产品X可以被切割成的生产环节数。因此，即使拉美、西亚与中东、非洲等发展中经济体未来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能力得到迅速提升，即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国家数n可以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产品X能够被拆分成的环节数n也很难保持持续增长。一个产品能够被拆分成多少生产环节取决于多种因素的联合制约，比如将已经碎片化的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继续深度切割的技术要足够成熟，各国之间的比较优势差异要大到足以覆盖生产工序进一步碎片化所引致的额外的国际贸易通信、运输、保险和关税成本以及贸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交易成本的上升等。显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发展的初期阶段，产品X可能很快就被分解为10个价值链增值环节，分别被10个最具比较优势的国家所承接生产；然而在价值链分工深化阶段，要想将这10个价值链增值环节继续拆分成100个，其难度势必会大大增加，而且由此带来的分工效率收益的增幅也势必减少，即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的过程存在“边际成本递增”和“边际收益递减”的特征（戴翔和张二震，2016），这也同样决定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推动的上一轮国际贸易的繁荣（2008年之前）有其自然的“天花板”，不会无限制增长下去，如今世界贸易进入增速收敛期是产品内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模式的内在自然规律所致，除非出现全球性的科技、产业、贸易制度等方面的革命浪潮，否则短期内难有起色。

（二）发展中经济体价值链分工位置升级导致贸易增速下降

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除了与世界贸易总规模之间存在内在关联，还与参与其中的每一个国家的具体出口规模密切相关。继续以前文中图2所示的最简单“蛇形”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为例，假设产品X的n个分工环节分别是：（1）原材料开采，（2）核心工业材料和零部件生产，……，（n）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且第n个环节总是进口第n-1个环节的产品作为中间投入。显然，对于最不发达的经济体，其一般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最底层，只能依靠出卖矿产、能源等原材料融入全球价值链，其出口规模最小；对于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中经济体，其尚不能掌握核心工业材料和零部件的生产技术，只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加工环节，其进出口规模势必会呈现“大进大出”的格局，出口统计数字严重夸大了其从全球价值链中真正收获的增加值收益；对发达工业国而言，其所从事的核心工业材料和零部件生产工序所创造的增加值最大，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收获的真实利益最多，但其表面上的进出口统计数字反而没有从事组装加工工序的发展中经济体大，真实贸易收益被严重低估。

就中国而言，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初期的出口贸易规模高速增长，主要是由于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环节以低端的组装加工为主，进出口规模势必会呈现“大进大出”的格局。近年来，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速放缓，其实质是中国出口贸易逐步从以组装加工为主的产业链低端向上攀升的过程。从这一角度看，出口增长“失速”也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表面统计数字萎缩的背后是真实贸易增加值收益的提升。如表2和表3所示，中国出口的增加值统计数据也支持上述论断。

由表2可知，2002年中国每出口1,000美元货物所收获的增加值仅有552美元，即中国出口额中包含了约有45%的外国增加值收益，中国出口统计数字严重高估了中国的真实贸易收益。2013年中国每出口1,000美元货物所收获的增加值已经上升至660美元，增幅高达108美元。分贸易形式来看，中国近年来货物出口的产业链升级环节主要发生在加工贸易部门，增幅高达89美元，一般贸易部门只增加了50美元。表2的数据说明，中国近年来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提升，所从事的分工环节正在由低端向高端转型，传统贸易统计数字中所包含的外国增加值正在大幅下降，因此导致的出口增速降低并不能说明中国从出口贸易中所获得的真实增加值收益在减少。

表3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中国近年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具体工序环节正在升级的事实。由表3可知，2010~2013年，中国出口部门拉动就业的总人次稳中有升，累计增加517万人次，其中加工贸易增加332万人次，一般贸易增加185万人次。但剔除出口总额扩张因素之后来看，2010年中国每百万美元货物出口所能拉动的就业人数高达61.8人次，说明出口部门的劳动密集型特征仍较为明显；2013年，这一数字已经降至46.5人次，暴跌25%，这说明出口部门的转型升级幅度非常巨大，以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国企业正在迅速减少。分贸易形式来看，加工贸易下降了0.2人次，而一般贸易下降了33人次，说明一般贸易从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密集型生产环节的转型升级速度更快。

就其他主要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大量实证研究文献均表明其正在经历与中国类似的价值链分工位置攀升的过程，如Contreras等（2012）对墨西哥、Ahmad等（2013）对土耳其和Lema等（2015）对印度和巴西的实证研究，均证实了这些国家的价值链分工位置正在上升。因此，这些发展中经济体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升级，必然也会使出口增速下降。

（三）发展中经济体国内价值链延伸和发达经济体国内价值链收缩影响贸易增长

就中国而言，自2001年“入世”以来，历经十几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制造业国内价值链的完善程度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如果说在21世纪之初中国还是只能以低端的组装加工环节为主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那么时至今日，中国制造业能够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生产环节已经十分多样化，初步形成了“全产业链嵌入”的格局。中国参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分工的比较优势，已经从单一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环节，逐渐向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原材料生产、一般零部件生产甚至是技术密集型的核心零部件生产和母版设计与生产等环节迅速扩展。随着比较优势的日益多元化，如今的中国制造业在某些领域正在经历以“国内价值链”取代“全球价值链”的转型过程，中国企业正在不断地用国内中间品代替进口中间品（KeeandTang，2015），这一过程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加工贸易出口占比迅速下降，二是高端制造业的国产化率正在快速提升。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001年加工贸易出口额1,474.5亿美元，占比高达55%；2008年加工贸易出口额激增至6,751.8亿美元，但占比却下降至约50%；2015年加工贸易出口额继续攀升至7,978亿美元，但其占比却已经暴跌至35%。加工贸易出口额不断攀升的同时其占比却不断下降，这说明中国制造业出口的自产化率正在不断提升，比较优势正在由最低端的组装加工环节沿产业链不断向上扩展。在高端制造业国产化的过程中，不仅中国本土企业在高端技术设备和关键材料与零部件自主知识产权化上取得了巨大进步，涌现出一大批创新龙头企业，如通讯产业的华为、中兴，电子产业的龙芯中科，装备产业的三一重工等，而且，一大批世界领先的外资企业如英特尔、西门子、拜耳、川崎重工、丰田和三星等先后进驻中国，投资设厂，也在很大程度上助力了中国内部产业链的不断完善，使得中国制造业对关键材料、零部件和机械设备的进口依赖程度不断下降。综上所述，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国内价值链不断延伸和完善的过程可以简要概括为图3。

图3以最简单的“蛇形”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为例，假设工业制成品生产可以拆分为4个基本环节：原材料生产（铁矿石、煤等）、初级工业材料和零部件生产（粗钢、汽车外壳及钢架构等）、高级工业材料和零部件生产（特种钢材、精密轴承、操作系统等）以及最终产成品的加工组装（汽车整车组装等），且每个环节的增加值分别为V1至V4。在所有4个价值链分工环节中，显然“高级工业材料和零部件制造”是最核心、最高科技、增加值最高的环节，所以V3应该远远大于V1、V2和V4。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经历可以划分为3个主要阶段：

（1）第一阶段（图3左）：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初期，在技术落后、资金短缺和资源匮乏的多重约束下，中国只能凭借劳动力工资低的比较优势，以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加工环节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这一时期的外贸形式以加工贸易为主，原材料、零部件全靠进口，外贸格局呈现“大进大出，顺差较小”的特征。

（2）第二阶段（图3中）：在凭借加工贸易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与技术之后，中国制造业的国产化能力有了一定提升，在初级工业材料和零部件制造上已经可以取代进口的同类产品，国内制造业可以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的增加，使得这一时期的进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张，贸易顺差也有所增加。此外，以组装加工以及初级工业材料和零部件两个嵌入点同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制造业的资本和技术积累进程，这为中国逐步实现高级工业材料和零部件的国产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第三阶段（图3右）：实现高级工业材料和零部件的国产化，是中国制造业由“中国制造”向“中国质造”和“中国创造”转型升级，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被动参与者向全球价值链的创造者和领导者角色转变的关键环节。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高级工业材料和零部件的国产化将会极大程度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所获得的增加值收益（图3右中V3第一次被包括进贸易顺差中），但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统计框架中，这种国内价值链的延伸和完善却会导致进出口规模同时萎缩，即这一阶段的对外贸易将呈现“进出口规模放缓甚至萎缩，但贸易顺差继续扩大”的基本格局。

当前，中国制造业国内产业链的延伸和完善进程正处于上述第三阶段的初期，只有小部分产业能够掌握本行业高级工业材料和核心零部件的生产技术与工艺，但未来随着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可以预期的是，中国将有越来越多的行业进入到上述第三阶段，中国制造业贸易顺差将继续扩大，但进出口规模的增速将进一步放缓。事实上，如图4所示，自2012年起，中国制成品对外贸易就已经明显呈现出上述第三阶段的基本特征。

由图4可知，在2001~2015年间，中国制成品出口额总体上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年均增速高达17.14%。分阶段来看：在2004年之前，中国制成品出口额基本与中国制成品和原材料进口总额持平，说明在此阶段中国制造业通过出口获得的增加值收益比较有限，生产模式基本以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或组装之后再出口为主，基本处于前文中图3（左）所示的第一阶段。在2005~2008年期间，中国制成品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年均增速高达25.19%，而制成品和原材料进口总额的年均增速仅为19.2%，相对落后，这主要是由于制成品进口增速放缓导致的；在2005~2008年间，中国原材料进口年均增速高达34.57%，而制成品进口年均增速仅为14.77%，这说明在此时期中国制造业本身的价值链已经更加完善，制造业部门中间零部件和生产用机械设备等制造业产品的自给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更多的加工制造环节已经能够在中国内部完成，基本属于前文中图3（中）所示的第二阶段。在2009~2011年间，中国制造业进出口部门都经历了2008年世界金融海啸的冲击和之后的调整复苏过程，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中国制成品出口额与制成品和原材料进口总额之间保持着相对平稳的关系，前者领先后者1,500亿美元左右。在2012~2015年间，中国制成品出口额领先制成品和原材料进口总额的优势不断扩大，从2012年的2,500亿美元一路扩大到2015年的6,400亿美元，这一差距的扩大化说明经过2009~2011年的调整期之后，中国制造业的国内价值链完善程度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中国企业承接了越来越多的核心价值链增值环节，全球价值链的多数关键环节已被国内价值链取代，中国制造业已经逐步进入了前文中图3（右）所示的第三阶段。

此外，需要补充的是，图4中的产品分类统计口径还较为粗糙，例如，进口制成品并非全部用于国内制造业的中间投入，还有一部分直接被用于国内消费。如果要把这部分进口的消费类制成品也考虑进来，那么，近年来受中国居民收入上升和消费结构升级的带动，中国进口制成品中的消费品占比是在不断上升的。商务部和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中国年均消费品进口占进口总额比重尚不足4%，但2014年这一比重已经攀升至7.8%，2所以图4所示的统计数据显然低估了中国制成品出口与真实用于制造业中间投入品的制成品和原材料进口总和之间的差额。

依此逻辑，中国制造业国内价值链延伸和完善对其货物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可以部分推广至其他正处于类似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经济体，以此来解释其近年来出口增长“失速”的原因。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如Goldberg等（2010）对印度以及Kee（2015）对孟加拉的研究也都佐证了此观点。此外，对于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经济体而言，近年来其通过全球价值链网络外包低端价值链环节的过程，同样也会导致其出口增长“失速”。

如图5所示，发达经济体在完成工业化初期，其国内拥有完整的产业链条（图5左），此时其出口规模大而进口规模小，贸易顺差较大；随着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其势必将失去一些低端产业链环节的比较优势，比如劳动密集型的最终产品组装加工环节，因此，发达经济体的企业通常会将这些低端环节外包给发展中经济体（图5中），进而导致其自身的出口规模出现萎缩，贸易顺差有所收窄；随着发达经济体用工、用地成本的继续攀升以及环保法规的日益严格，一些技术含量较低、投资回报不高且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价值链环节，如初级工业材料和零部件生产，也将被外包至发展中经济体，自身只保留高级工业材料和零部件的生产制造这一最核心的价值链环节（图5右），这一时期，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增长基本保持停滞状态，但进口增加，贸易顺差继续收窄。总的来说，当前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基本都已经发展至图5（右）所示的第三阶段，甚至有的发达经济体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产业空心化”（江瑞平，2003；桑百川等，2016），即使是高附加值的高级工业材料和核心零部件制造环节也已经外包给了发展中经济体，其自身只从事产品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的服务环节，完全空心化的发展模式显然会使得发达经济体的对外货物贸易格局呈现“只进不出”的格局，其出口增长仅表现在服务和技术贸易以及跨国投资的高速发展上。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不论是发展中经济体国内价值链的延伸，还是发达经济体国内价值链的收缩，都会导致其货物出口增速下降，当前的全球性出口增长“失速”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发展至今的必然结果。

注释：

1、数据由作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得出。

2、中国产业信息网.商务部：我国进口消费品市场潜力巨大[EB/OL].http://www.chyxx.com/news/2011/0304/113855.html.[2011-03-04]；中国网财经.2014年我国进出口增速稳中向好，消费品进口加速[EB/OL].http://finance.china.com.cn/news/20150113/2902829.shtml.[2015-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