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二震：我国外贸增速下降：机理分析及对策思考

        摘要: 近年来中国外贸增速从绝对角度看虽呈显著下降之势，但从国际比较角度看降幅比较小。外贸增速下降是全球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前一轮科技革命和全球经济规则形成的分工演进动力机制基本衰竭，新一轮科技革命及其可能引发的产业范式变革还未成为产业化发展趋势，由此推动的分工深化尚未露出端倪，以及全球经济新规则尚未实质性形成并进入普遍推行阶段。这也是当前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的突出表现和特征。在此期间，技术创新竞赛以及争夺制定全球贸易规则话语权将成为焦点问题。因此，在客观环境变化导致中国外贸增速下降的特殊时期，中国外贸发展战略应做出及时调整，并采取营造有利于创新驱动的外贸发展环境、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探索制定全球贸易新规则等科学有效的应对举措，以夯实外贸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

        关键词: 对外贸易；增速下降；战略调整

        中图分类号: F746．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8860( 2016) 03 － 0048 － 08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 1978 年出口总额99． 54 亿美元，占当年全球出口市场总额13104． 03 亿美元的比重仅为0． 75%。而到了2011 年，中国出口总额上升至18983． 81 亿美元，占当年全球出口市场总额183389． 66 亿美元的比重攀升至10． 35%。从一个贸易“小国”摇身转变为贸易“大国”，这显然是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 以来，被学术界和实践部门所津津乐道的贸易发展的“爆炸式增长”。然而，近年来，伴随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外贸增长出现“乏力”现象，甚至深陷“低迷泥沼”。2012 至2015 年，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分别为6． 19%、7． 55%、3． 43% 和－ 7． 02%，远低于预期10%、8%、7． 5%和6%的增长目标，并跌破过去长达约20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尤其是2015 年，出现了2009 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这种变化，引起了理论和实践部门的极大担忧。在外贸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甚至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共识下，外贸“增速下降”乃至出现负增长，意味着外贸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和贡献将随之下降，于是，“中国经济怎么办”已然成为理论和实践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当前中国外贸增速下降究竟是正常态还是非正常态? 究竟是中国特有现象还是全球共同现象? 导致外贸增速下降的根本原因究竟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 进入新阶段后发展外贸的意义和价值究竟是在速度还是在质量? 唯有对这些基本问题形成正确认识，才能够明晰外贸增速下降之后进一步发展的战略调整方向及对策举措，并正确回答“中国经济怎么办”的问题。

        二、中国外贸增速下降:

        国际大环境下的比较分析由于对外贸易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因此，贸易增速变化不能仅看自身情况，还必须置于国际大环境下进行比较。从外贸相对地位变化中去认识外贸增速变化问题，就会更加客观和全面。表1 给出了2008 年—2015 年中国及全球部分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贸易情况。

表1   2008年-2015年部分经济体出口增长率

数据来源: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WTO) 统计数据整理而得。

        从表1 显示的统计数据看，虽然近年来我国出口贸易增速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并且在2015 年出现了1． 81%的负增长，但是在全球范围内相比，这一增速仍然不低。仅从自身的纵向角度看，的确出现了明显的“增速下降”，但是从横向角度看，在世界各国的“增速下降”中仍然保持了较为显著的“优势”。2015 年，美国、德国、英国、日本、韩国、巴西等国出口贸易增速分别为－ 7． 07%、－ 11． 20%、－ 9． 64%、－ 8． 60%、－ 7． 99% 和－ 15． 09%，下滑程度之高都要远远甚于中国。其中，低于同期中国出口增速最少的为5． 26 个百分点，最高的达到13． 28 个百分点。从2012 年以来的出口增速变化看，基本上均是如此。可见，中国出口贸易明显好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从相对角度看，仍然属于“中高速”增长。这可称为中国外贸发展之“高”。尽管从绝对角度看进入增速下降状态，但是相对而言，中国在全球贸易主体结构中的位置却仍趋于上升。正如最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一组数据所显示: 2015 年我国依旧保持全球货物贸易总值第一的位置，占全球出口市场份额的比重达到13%，较2014 年的12． 4%又有提升。这可称为中国外贸发展之“大”。不仅如此，有关研究显示，我国外贸结构呈显著优化发展态势，突出表现为总体负增长背景下，机电产品、资本品、铁路设备、电力设备、通信设备等中高端产品的正增长。这可称为中国外贸发展档次之“上”。

        综上可见，近年来的外贸增速下降并非中国独有现象，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在不同程度上经历着同样的外贸增速下降发展阶段。而且从地位变化角度看，中国出口市场份额所占全球比重仍然有所上升，足以说明近年来中国“遭遇”的外贸增速下降状况，总体上要好于全球整体层面。因此，当前中国外贸增速下降，是在全球经济深度调整背景下的“正常态”，而不是“非正常态”。也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后，外贸发展必然要从以往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乃至偶然出现负增长的“新常态”。当然，上述判断还只是停留于贸易增速这一表象上的简单分析。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这一问题，我们还可以对中国外贸增速下降的原因进行进一步探讨。

        三、中国外贸增速下降成因:国际分工层面的考察

        学界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当前中国外贸增速下降，从内部看是由于人口红利逐渐式微从而导致传统比较优势丧失的结果; 从外部环境看则受国际市场需求不景气、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等因素影响。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足以揭明其根本原因。因为对外贸易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伴随一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比较优势也会不断变化，但永远不会消失，传统领域比较优势的丧失一定伴随着其他领域比较优势的凸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否认这种动态调整在短期内所带来的冲击效应。实际上，导致中国外贸增速变化更深层的原因，必须置于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中去探讨。

        对外贸易基础是国际分工，显然，贸易规模增长源于分工的扩大，相反，贸易的减少尤其是并非某一个国家贸易单独减少时，一定是分工层面出现了变化。总而言之，看待和分析贸易现象不能就贸易谈贸易，必须深入到国际分工层面去考察。

        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分工发展主要由技术变革和制度变革推动，技术变革和制度演进是全球贸易增长最根本的动力。自全球市场形成以来的近代史表明，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总是伴随着国际分工的巨大发展，以及国际贸易新内容和新形式的出现。尤其是20 世纪70 年代以来，从美国发起的信息技术革命，加之二战后借助诸如WTO 等国际组织大力推行的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规则，使得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进入一个空前发展的时代。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大幅削减乃至消除的制度保障下，国际分工出现了有别于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的新形态，即学术界和实业界所说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这种新的国际分工除了对全球贸易商品结构和内容产生了深刻影响外( 比如中间产品贸易占全球贸易比重日益提升) ，同时还对全球贸易增速产生了深刻影响。现有的许多实证研究已经揭示，贸易自由化政策、关税下降、运输成本降低等只能解释二战后全球贸易高速增长中的2 /5，其余部分则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态密切相关。［1］［2］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一国只是专业化于产品生产的某一或某些特定环节和阶段，因而在完成最终产品生产之前，必然涉及中间产品的多次跨境流动或者更多中间品跨境流动问题，并且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分解的阶段越多，则中间品跨境流动的次数或者跨境流动的中间品也就越多。这就放大了统计意义上的贸易增速。中国外贸高速增长，实质上就是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结果。为“出口而进口”的许多实证研究，也说明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态下，中国外贸高速增长的这一内在机理。［3］［4］但现在的问题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并没有出现“倒退”，为何在同样的分工形态下贸易增速会出现从高速转向中低速的“巨变”? 这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效应有关。

        举例而言，在传统以产品为界限的分工模式下，某最终产品X 的全部生产过程均在一国国内完成，假定其总的价值增值为VX，最终产品出口后，该产品在全球出口贸易中显示的出口额即为VX。当国际分工模式发展到以产品价值增值环节为界限后，假定最终产品X 的生产过程被分割为两个部分X1和X2，其价值增值分别表示为VX1和VX2。考虑到分析之便且不失一般性，假定VX1 + VX2 = VX。此时，如果两个增值环节被分别配置到两个国家，为了完成最终产品X 的生产，第一个生产阶段X1由国家1 完成后出口到国家2 以继续第二个生产阶段，那么，在最终产品X 生产完成之前，中间产品的跨境流动或者说出口额为VX1。当第二个国家完成了第二阶段的生产后将最终产品X出口到国际市场，此时的出口额为VX1 + VX2 =VX，加上之前的中间产品出口额VX1，全球出口总额便为VX1 + VX。相比传统以产品为界限的分工模式，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全球出口贸易增长了VX1，显然，此种增长效应完全来自于产品价值链的全球分解。

        进而，还可以将上述分析一般化。为了分析之便，假定最终产品X 被分解为n 个等值的增值环节或阶段，每一个增值环节分别被配置到一个国家，分别记为X1、X2 …Xn，且满足VX1 = VX2 =… = VXn = VX/n。为了完成最终产品X 的生产，第一阶段生产X1( 对应的附加值VX1) 完成后被出口到第二个国家以完成第二阶段生产，第二阶段的生产在第二个国家完成后被出口到第三个国家( 此时出口额即为内含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价值增值总和VX1 +VX2) ，以此类推，当第n 个阶段完成后最终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总额即为内含各增值环节价值增值之和VX1 + VX2 + … + VXn = VX。那么全球出口贸易总额即为每一阶段出口额之和: VX1 +( VX1 + VX2) + … + ( VX1 + VX2 + … + VXn) =VX/n + 2VX/n +… + VX = ( 1 + n) VX /2。由此可见，随着n 的增大，全球出口贸易增加值就越大，这就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效应。当然，由于这种“深化效应”伴随的是中间品的多次跨境流动，从而存在重复统计问题，由此所导致的贸易增长效应其实具有“虚高”特征。这也是为什么当前有关贸易附加值问题成为研究热潮的原因所在。从另一角度来看，当产品的全球价值链分解到一定阶段或者说深化到一定程度后，n 的取值基本稳定，从而由此带来的贸易增长就会停止。当然，稍为复杂一点的情况就是将上述情形从一种产品扩展至多种产品，从不变的产出扩展至产出增长( 即表现为GDP 增长) ，但不变的是其内在的本质逻辑关系。正是这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可以阐释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与全球出口贸易增速之间所具有的统计关系: 从全球价值链深化阶段伴随的全球出口贸易高速增长，到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基本稳定后的贸易低速增长。总之，由全球价值链分工所带来的贸易高速增长，是建立在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基础之上的，一旦价值链分工格局基本稳定或者说深化难度加大，速度放缓，那么由此所能带动的贸易增长效应也必然放缓。正如WTO 在研究全球贸易增速放缓原因时所指出的: 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基本定型，进一步深化的边际难度加大。

        至于导致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基本定型和进一步深化边际难度加大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前一轮科技革命所产生的推动力已成强弩之末，动力机制基本耗竭。关于这一点，针对始于2008 年的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讨论已经表明，其实质是经济周期作用的结果［5］，而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是彻底摆脱危机，走向新一轮繁荣的根本之道。另一方面，现有的以边境开放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规则所释放的制度红利也基本完毕，为适应国际分工深入演进的新需要，全球经济规则必须从以往的“边境开放”为主向“境内开放”的深度转变。关于这一点，相关文献也有较为精辟的论述。［6］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期，其突出特征表现在，前一轮科技革命推动分工深化和前一轮全球经济规则形成的制度红利，其动力机制已基本衰竭，正在等待新科技革命崛起和全球经济新规则的形成及普遍推行。但新一轮科技革命及其可能引发的产业范式变革还未成为产业化发展趋势，由此推动的分工深化尚未露出端倪; 全球经济新规则也未实质性形成并进入普遍推行阶段。目前进行得如火如荼的TTP 和TTIP 等所谓WTO2． 0 版，由于其本质上是以“区域贸易体系”代替“全球经济体系”，尤其是将诸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强劲新兴经济体排除在外，因而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备受争议，甚至被认为是变相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总之，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及全球经济新规则真正形成和普遍推行，并由此带动的转型升级产生新增长动力之前，包括中国外贸在内的全球贸易都将较难获得突破性发展动力。这就是中国外贸增速下降的根本原因，中低速增长乃至可能的负增长将成为中国外贸发展的“新常态”。

        四、中国应对外贸增速下降的战略思路

        外贸增速变化既然源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深度调整的大背景，那么，作为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并已成为全球贸易大国的中国，就必须顺应全球经济趋势，及时做出外贸增速下降后的战略调整。

        ( 一) 在目标上应由注重速度向注重质量方向调整

        改革开放初期，受到资金、技术等一系列现实要素禀赋的约束，中国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十分薄弱，通过产业“补短”而迅速实现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开阔地”式推进，破解国民经济发展的短板，迅速拉动经济增长是首要任务。从这一意义上看，在前一轮发展中，中国抓住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度演进的战略机遇，实现了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这种“以量取胜”的外贸发展战略，无论是在产业发展的“补短”方面，还是在经济增长的“补弱”方面，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战略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在“数量”极端短缺的条件下我们必须追求发展的速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牺牲发展的“质量”。也正因如此，我国对外贸易已经顺利实现了“体量之大”，但离“筋骨之强”尚存较大差距。在基本完成产业“补短”和经济“补弱”的阶段性任务后，当前主客观条件的变化都要求中国外贸应由注重速度向注重质量方向调整。

        就主观条件而言，目前，伴随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高质量的产品、优质的生态环境等将更加受到重视。实际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性不仅源自供给端的约束，同样也来自需求端的转变。也就是说，在基本完成“补短”和“补弱”之后，主观上将会更加重视“补强”，这将成为新阶段的新需求。这就要求中国发展对外贸易，在为国民创造财富和价值过程中更加注重“质量”，以高质量的外贸发展水平服务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现实需求。从客观条件看，无论是学术界所强调的外需低迷，还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抑或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基本定型，实质上都是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的突出表现。中国外贸高速增长所依赖的现有外部条件，至少从可预见的一段时期看，已经不复存在。加之中国自身经济基本面因素的变化，包括生产要素价格进入集中上升期、竞争新优势培育不足、产业结构性变化，以及贸易体量之巨大，等等，均已成为抑制中国外贸维持高速增长的客观约束条件，因而“以量取胜”战略难以为继，通过对外贸易创造更多财富和价值必须转向依托质量上来。

        ( 二) 在模式上应从注重跟随式向自主式方向调整

        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是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实现的，实施的是一种跟随模仿式发展战略，以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其过程基本上就是重复发达国家工业快速发展的一般路径，这也是在面临西方产业和技术转移和扩散条件下，中国以开放的姿态积极接受和融入从而实现工业发展“开阔地式推进”的本质。［7］这在发展初期是正确的战略选择，有助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遵照有章可循的产业发展一般路径，实现产业快速发展并缩短与发达国家产业发展差距。这种发展战略在技术等差距越大的条件下，跟随模仿的空间也就越大。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尤其是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和中国加入WTO 以来，资金和成熟技术已经不再是制约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稀缺资源，贸易规模快速扩大，中、低端技术制成品的标签贴遍了全球。此时，跟随模仿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而出于维持竞争优势的需要，高端和前沿技术往往难以通过跟随模仿获得，于是，如何从跟随模仿式的发展战略及时转向自主创新式的发展战略，从而改变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受制于人的局面，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分工和贸易中的地位，提高开展对外贸易的效益，就成为中国外贸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如前所说，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是经济周期作用的结果，彻底摆脱必须依赖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目前，不论是从美国实施“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来看，还是从德国大力推进“工业4． 0 战略”来看; 也不论是从英国实施的“高价值制造”战略来看，还是从法国实施的“新工业法国”战略来看，本质上都是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竞赛，意在培育先进制造业重塑国际竞争新优势。由此可见，在新一轮国际分工格局形成之前的关键时期，中国必须依托自主创新的外贸发展战略，以保证在新一轮贸易自由化中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和占据制高点。

        ( 三) 在规则上应从被动参与向主动引领方向调整

        当前全球经济规则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制定和主导的，比如旨在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WTO 贸易规则体系。尽管其宗旨是力促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但由于贸易利益分割的非匀质性特征，必然使之更倾向于满足发达经济体的利益诉求，这就形成了全球经济规则的非中性特征。当然，有规则总比没有规则好，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在既定经济规则的制度保障下，只要战略得当，还是能够获取一定的贸易利益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来，中国虽然是被动接受全球经济规则，但毕竟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之一。不仅表现为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经济总量也跃升至全球第二。这种变化表明，中国既是经济全球化受益者，也是经济全球化贡献者。中国在全球分工和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相应地，在全球经济规则中的话语权也得到进一步提升，应当努力推动全球经济规则向中性化方向发展，为发展中国家赢得更加公平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红利的机会。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WTO 主导框架下的全球贸易规则体系，一方面由于难以适应全球价值链分工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实力的不断增强，弱化了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主导和管理权，从而有被边缘化的可能。美国主导推进的TTP 和TTIP，就是试图将WTO 边缘化，从而重新强化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领导权和贸易管理权的典型表现。其所反映的一个大势是，全球经济规则的调整和重塑是一种必然，新一轮的全球经济规则已经处于酝酿和形成之中。如果中国参与不够，或者未能发挥应有作用，那么极有可能面临第二次“入世”的规则接受问题。［8］因此，在全球经济深度调整期，中国需要在全球经济规则重塑和制定中拥有与所处实际分工地位相适应的话语权，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影响乃至主导全球经济和贸易规则的走向，使其向着更加中性化方向发展，为中国外贸的进一步发展争取更优的制度环境。

        五、对策思考

        中国外贸转向中低速增长，甚至会出现负增长，虽然可能是一种“新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所作为。为了抵御外贸增速进一步下滑的风险，为将来平稳健康发展奠定必要的制度环境等，应着重在如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 一) 努力营造有利于创新驱动的外贸发展环境

        无论是提升外贸发展质量，还是从跟随模仿转向自主创新，其本质都是大力实施创新驱动的外贸发展战略，而这显然离不开有利环境的打造。转型发展的关键并不在“转型”自身，而在于塑造出有利于促进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9］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基本定型，并不能理解为分工演进的“倒退”，发展缓慢并不意味着不发展。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而实现贸易和经济发展，仍是当前乃至将来的正确选择。在全球经济深度调整期背景下，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酝酿和形成。我们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的生态系统中，及时跟踪和把握创新动态，分享创新成果。当前，全球价值链正向全球创新链拓展变化。融入全球创新链，必须秉持开放式创新。而我们能否融入其中并抓住创新驱动发展的机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营造出有利于创新的发展环境。如果有，便能够吸引、集聚足够的创新要素到国内来，从而服务于我国外贸创新驱动的发展需要;便能够培养起具有创新能力和潜力的企业，从而更好地、更有能力融入全球创新链，利用创新要素推动外贸向创新驱动方向发展。否则，不仅会丧失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所带来的创新驱动发展机遇，还有可能在新一轮国际分工演进中被边缘化，使得外贸发展的“根基”不稳。

        创新驱动的外贸发展，不能仅仅理解为技术创新，还包括贸易业态创新和制度创新等。比如，近年来借力互联网经济而发展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具备网络交易功能的进口交易中心等新型贸易业态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贸易增长的新亮点。此外，还有部分依托创新监管方式的新型贸易业态也在迅速成长。比如我国开放型经济较为发达的江苏昆山周边县区所实行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在促进贸易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及其可能引发的产业范式变革还未成为产业化发展趋势，从而在贸易增长方面尚未形成新增长动力的“深度调整期”，以新型贸易业态为“抓手”的外贸发展新举措，或将成为外贸的新增长点。

        就制度创新而言，毋庸置疑，自2001 年中国加入WTO 以来，已经在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放开外贸经营权以及扩大开放领域，尤其是继工业之后的农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的进一步扩大开放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逐步履行了入世时所做出的承诺。但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诸如保护知识产权、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外资外贸的管理体制等方面仍存在很大改进空间。加快制定创新尤其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仅是进一步释放外贸发展活力和动力的基本需求，也是迎合全球经济新规则高标准发展趋势的必然需求。也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需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强调，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使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互促进。为此，应着重以自贸区为蓝本，加快在金融、法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产业预警、知识产权、权益保护、劳工、信息公开、人才服务体系、科技创新、环境标准和规则一体化等方面做出积极创新和探索，在制度创新中为外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释放制度红利。

        ( 二) 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探索外贸发展新图谱

        首先，就全球贸易规则重塑而言，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有利于中国探索和制定全球贸易新规则。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正试图抛开WTO 体系框架，希望依托TTP 和TTIP 等，重塑明显有利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并形成“绝对优势”的经济规则。美国总统奥巴马在TPP 谈判时发表了“绝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的声明，将几乎所有强劲新兴经济体均排除在外，具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特征，其最终的命运走向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被排除在外，足以说明我们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冲击，同时也意味着我们采取有效举措以应对全球贸易规则新变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借重“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探索并主导制定全球贸易新规则，进而在全球形成国际贸易新格局，显然是应对当前争取和提升全球规则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和举措。

        其次，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有利于缓解外贸增速下降的巨大压力。外贸增速下降虽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下的“常态”，但这并非意味着“增速”本身并不重要。如何缓解外贸增速下降，其重要举措之一就是以“一带一路”为抓手，促进贸易快速发展。构建“一带一路”本质上就是要实现中国与沿线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包括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等。就设施联通而言，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有利于高铁、核电等一批项目“走出去”，为外贸稳定发展带来支撑。“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总量约为21 万亿美元，总人口约为44 亿，分别约占全球的29%和63%。因此，与沿线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实现贸易畅通，对于促进贸易合作和发展，无疑具有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潜力。近两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地区的贸易与投资增长高于快于其他地区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最后，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有利于构建我国自己的全球价值链。以往中国外贸发展，主要是作为全球价值链中的“被整合者”而推进的。以“一带一路”为抓手，则有利于我们依托国内巨大的需求市场、巨额的资本形成能力、成熟的技术和丰富的产能，来转移富余资本和产能，从而更加专业化于研究开发、产品设计、品牌建设、市场营销、金融物流等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和阶段，使得中国与“一带一路”地区之间形成牢固的价值链连接。由此便有利于中国从单纯的参与全球价值链，向构建自己的区域乃至全球价值链转变，变“被整合者”为“整合者”，从整体上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力，为中国外贸发展构筑坚实的分工网络根基。“一带一路”本身是一种开放格局而非地理规划。在这种开放格局中，也唯有通过价值链，将中国与“一带一路”地区“链接”在一起，才能形成足够的经济利益纽带，才能够促使贸易和投资活动的活跃和可持续发展。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与区域乃至全球价值链的构建，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参考文献:

        ［1］Hummels，David， Jun Ishii， and Kei － Mu Yi．( 2001)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une，54，75 － 96．

        ［2］刘志彪，吴福象． 贸易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基于经济全球化两个重要假说的实证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 2) ．

        ［3］巫强，刘志彪． 中国沿海地区出口奇迹的发生机制分析［J］． 经济研究， 2009( 06) ．

        ［4］陈爱贞，钟国强． 中国装备制造业“为出口而进口”是否发生了演变? ［J］． 亚太经济， 2012，( 5) ．

        ［5］佟家栋，刘程． 国际经济保护主义与经济全球化的调整期［J］．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2) ．

        ［6］张二震，戴翔． 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探讨［J］． 南京社会科学， 2014，( 7) ．

        ［7］金碚． 现阶段我国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J］． 求是， 2013，( 4) ．

        ［8］仇朝兵．“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最新进展及未来发展前景”研讨会综述［J］． 美国研究，2014，( 6) ．

        ［9］吕铁． 2025 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方向［N］． 社会科学报， 2015 － 10 － 22．

        收稿日期: 2016 － 02 － 15

        作者简介: 戴翔( 1980-) ，男，安徽长丰人，经济学博士，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开放型经济理论与实践; 张二震，南京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 实现机制与战略调整”( 15HQ006)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新－ 新贸易理论视角下江苏外贸结构优化升级研究”( 15EYC001) 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资助。

【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