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中国外贸增速大幅下滑引起了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极大关注。实际上，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外贸增速变化既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趋势有关，也与一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方式及其升级有关。中国外贸从超高速增长转向低速增长其实正是反映了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阶段性特征，是在全球分工深化趋势减缓背景下中国价值链升级的结果，是价值链升级后贸易统计“虚高”弱化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对外贸易的内涵、外延、性质、功能和作用等均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发展对外贸易的意义更多在于融入“全球生产”以获取经济发展红利，并使得国与国之间关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利共赢”。因此，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出发，中国外贸增速下降并非意味着其作用式微或重要性渐减，相反，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对外贸易的本质内涵及其作用，中国应继续抓住国际分工演进新趋势带来的新机遇，在融入、扎根乃至主导全球价值链中，利用全球资源和全球智慧，加快推动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新阶段经济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贸易增速，全球价值链，创新驱动
基金项目：本成果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资助
在当前全球贸易进入低速增长通道的大背景下，中国亦未能独善其身，不仅表现为经过多年超高速增长后受危机冲击2009年出现了负增长，而且2012年、2013年及2014年连续三年未达既定增长目标，并跌破过去长达约20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①，中国外贸增速似乎已深陷“低迷泥沼”。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以往远高于GDP增速的贸易增长，近几年增速却落在了GDP增速之下。在这一背景下，有舆论认为，中国外贸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式微，甚至出现了所谓的“负拉动”。这就提出了一个很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课题：中国外贸发展进入中低速增长通道后，是否意味着外贸对经济发展作用的下降？
本文聚焦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这一特定视角，探讨中国外贸增速变化的演变逻辑，并在重新解读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外贸本质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明晰外贸发展的本质作用，澄清“以增速论英雄”的认识误区；最后，结合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趋势特征，指出新阶段中国进一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机遇及其战略意义。
一、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中国外贸“失速”的内在逻辑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分工和贸易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突出表现为产品的价值增值环节被不断分解，并按照其要素密集度特征配置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优势的国家和地区，从而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优势，更多体现为价值链上某一或某些特定环节和阶段上。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产品环节和阶段的国际梯度转移往往还伴有要素流动。学术界把这种新的国际分工现象称为全球价值链。这一分工模式的变化对全球贸易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包括贸易增速。相应地，中国外贸发展及其增速的阶段性变化，特别是由超高速增长步入低速增长通道，同样可以置于全球价值链与贸易增速关系这一大逻辑下进行认识。
(一)全球价值链与贸易增速：事实特征的统计性描述
从二战以后全球贸易增长的历史数据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贸易的增速要显著高于1950年至1970年期间全球贸易增速。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可以将1950-2010年60年间的全球贸易数据，分区间进行考察。结果发现，1950年至1960年10年间全球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约为6.52%，1950年至1970年20年间年均增长率约为7.50%。而与此20年间全球出口贸易增长率情况相比，1970年至1990年20年间全球出口贸易的年均增长率却高达11.52%，其中，2000年至2010年全球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出现了高速增长情形。全球出口贸易增速出现的上述变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具有实践上的一致性。关于这一点，可以从相关统计数据的对比分析中看出。如果不求严格，以全球中间产品出口贸易在全球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表示全球价值链分工现实状况的话，那么中间产品出口占比的变化情况与全球出口贸易增速情况具有统计层面上的协同性。因为统计数据显示，全球中间产品出口占比自1970年以来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其中，1970年至1995年这段区间内提高得最快，而之后虽然也在不断上升，但上升的步伐显然已逐步放缓并基本趋于平稳。由此可见，二者在统计层面上具有一致性：中间产品出口占比快速提升进而可视为价值链分工快速演进阶段，对应的是全球贸易快速增长阶段；而中间产品出口占比提升速度放缓从而可视为价值链分工格局基本定型，或者说价值链分工深化速度放慢，对应的全球贸易增速放缓阶段。
(二)全球价值链与贸易增速：内在关系的逻辑阐释
由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一国只是专业化于产品生产的某一或某些特定环节和阶段，因而在完成最终产品生产之前，必然涉及到中间产品的多次跨境流动或者更多中间产品跨境流动问题。并且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分解的阶段越多，则中间产品跨境流动的次数或者跨境流动的中间产品也就越多，进而放大了统计意义上的贸易增速。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全球出口贸易增加的就越多，这就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效应。当然，由于这种“深化效应”伴随的是中间品的多次跨境流动，从而存在重复统计问题，因此所导致的贸易增长效应其实具有“虚高”特征。从另一角度来看，当产品的全球价值链分解到一定阶段或者说深化到一定程度后进而趋于稳定，从而由此带来的贸易增长就会减缓或停止。总之，由全球价值链分工所带来的贸易高速增长，是建立在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基础之上的，一旦价值链分工格局基本稳定或者说深化难度加大，速度放缓，那么由此所能带动的贸易增长效应也必然放缓。
(三)全球价值链与中国外贸增速：嵌入方式视角的剖析
当国际分工演变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为主导形态时，从单个国家，尤其是从作为承接产品价值环节和阶段的国际梯度转移的国家角度看，其贸易增速的变化不仅与融入全球价值链密切相关，而且与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位置相关。具体而言，一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越低端的位置，由此表现出来的出口贸易增长效应就越明显；反之，一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越高端的位置，那么由此表现出来的出口贸易增长效应也就相对较弱。当然，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其实很简单，因为越是价值链下游的生产环节和阶段，其生产阶段的完成及其出口，所内含的进口中间环节和阶段也就越多，从而在统计意义层面上的“出口”规模也就越大。上述逻辑也可以理解为，越是处于全球价值链下游和低端，贸易统计结果越会被“虚高”，而越是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和高端，贸易统计结果被“虚高”的程度相应就越低。由此可见，一方面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带来了贸易增长效应，另一方面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不同所带来的贸易增长效应也各异。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凭借低端要素所形成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专业化的主要是价值链条中最低端的诸如组装加工等环节。基于前述逻辑的分析，那么由此所带来的贸易高速增长也就是一种必然，这种“必然”一方面内含了前文所述的“虚高”特征，另一方面还具有“被增长”的味道。
(四)中国外贸增速下滑：价值链升级和分工深化趋势减缓的可能后果
其实，在前文的分析中还暗含着这样一个逻辑，那就是随着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动态变迁，其贸易增速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特别地，当一国沿着全球价值链向高端不断攀升时，以商品进出口额为统计数据的贸易增速也必然随之下降。即贸易增速放缓可能是价值链升级所带来的结果。正是基于这一意义，可以预期和判断的是，伴随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沿着全球价值链向中高端不断攀升的后果，可能伴随着贸易增速的放缓。樊茂清和黄薇(2014)[1]等的研究表明，中国虽然是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但一直处于攀升状态。显然，伴随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角色的转变，在上述理论逻辑的作用机制下，已经预示着中国外贸增速放缓。只不过在遭遇“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在多种因素相互叠加的影响之下，使得外贸增速放缓的潜在可能以提前并且以较为显著的方式出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外贸增速放缓是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发展阶段性转换的必然结果。
二、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外贸本质内涵的重新解读
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入演进，以及将来可能的进一步深化，使得外贸的本质内涵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而正是这种变化，使得贸易原有概念、作用、功能和意义等均发生了实质性改变，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贸易的性质发生了本质变化
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可知，贸易其实是产品交换跨越国界的一种现象，而其基础则是社会分工由国内向国际的延伸。因此，对贸易现象的看待和理解决不能就贸易而看贸易，包括对贸易性质的理解，都离不开对分工形态演变的深度探究。在传统的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模式下，贸易品的生产和进出口是相互独立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是为了实现产品的价值而进行的商品跨国流动现象，其主要功能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纽带。但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贸易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即贸易变成了为确保完成全球生产而进行的“产品”跨国流动现象。这是因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一国只是专业化于产品价值链条上的某个或某些特定环节和阶段，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更多的意义在于完成价值链链条上的下一阶段生产，进出口贸易自然也就演变为跨国公司在全球组织生产的一个流转环节，因而其本质上是连接全球生产不同阶段和环节的纽带，是在全球价值链上创造部分价值的一个增值过程。因此，新国际分工模式下贸易的根本性质，随之从为实现产品价值而进行的跨国流动，演化为为了确保全球生产而进行的跨国流动。
(二)内需和外需的边界日益模糊
新国际分工模式下，产品的流动尤其是中间产品的跨境流动实质上是参与全球生产的一个过程和流转环节，因而与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外需”已经截然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新的分工格局下，产品生产已经具有了“世界制造”的意义。因此，全球生产的意义也必然使得所谓的需求有了全球化意义，这是因为，产品尤其是中间产品要经过多次跨国流动，且流转的产品由于富含了大量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中间投入环节和阶段，因此，以进出口为表象的所谓需求，已经难以区分到底是对国内产品的需求还是对国外产品的需求，因而也就难以区分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外需和内需。内需之中有可能夹杂着传统进出口意义下的外需，而外需之中也可能夹杂着所谓内需。内需和外需的边界已经变得杂糅模糊，逐渐具有一体化或者称之为全球化特征。由此可见，在新的国际分工模式和格局下，再以传统的方法和眼光来划分和看待所谓的“外需”和“内需”，实质上是对国际分工本质的忽略，尤其不能将出口狭隘地视为所谓外需，否则必然误解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外贸的本质。
(三)外贸的内涵和外延有所扩大
由于包括资本以及由此带动的技术、人员、管理等一揽子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性日益增强，已成当前国际分工的重要特征之一，因此，在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形式下，贸易与要素流动越来越具有融合趋势，越来越具有一体化特征。从广义上看，主要表现为国际贸易和要素跨国流动之间高度融合、相互依赖、共生发展、合为一体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从狭义上看，则主要表现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和整合资源，从而形成国际生产的全球供应链，把节点企业安排在不同国家的生产和贸易“一体化”现象。这是外贸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形式下的真实本质内涵，其与教科书中所定义的传统进出口贸易已经出现了质的区别。而从外延上来看，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态下的对外贸易，其不仅涵盖了传统的最终产品跨境流动，也包括中间品跨境流动，以及为生产中间贸易品和最终品而进行的一切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外贸已从传统意义层面上的所谓产品跨境流动，拓展并涵盖了集传统贸易、投资、价值增值创造等为一体的“大外贸”概念。实际上正是由于这种变化，“国际贸易重要性”不会渐减反而会渐增，对此，将在下文进行进一步讨论。
三、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外贸发展的本质作用
在以生产国际分割和要素跨国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发展对外贸易由于蕴含了更高的价值内涵，从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加重要。
(一)全球价值链下贸易是分工进一步细化的表现
在以产品生产环节和阶段为界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国际分工得以进一步细化。这种细化不仅表现为最终产品被分解为若干个环节和阶段，从而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专业化生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最终产品上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国家，在新国际分工模式下，可能在某一生产环节和阶段上具有了比较优势。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全球分工进一步细化，不仅使得原本缺乏比较优势而被排除在国际分工之外的国家获取了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从而利用了在以最终产品为界限分工模式下难以利用的“潜在比较优势”，也使得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在产品层面上的分工得以进一步拓展。显然，如果学术界的共识是承认分工和贸易具有普遍的互利性这一基本逻辑，那么在以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新国际分工模式下，开展对外贸易的实质就是国际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从而进一步“放大”贸易利益。
(二)全球价值链下贸易是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的表现
在传统的以产品为界限的分工模式下，由于假定生产要素不具备跨国流动性，因而资源优化配置还仅仅停留在一国国内，且这种资源的优化配置还存在一个假定前提，就是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国内具有自由流动性、不存在专用性约束等。而在新的国际分工模式下，由于要素流动具有了跨国界性，因此贸易品的生产不再是“封闭式”状态，而是一种“开放式”状态，是通过要素跨境流动而实现的多国要素合作生产。显然，这种“开放式”的资源配置相比“封闭式”的资源配置，其优化程度会更高，这对于开展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任何国家而言，都是一种更大的潜在贸易利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要素可进行跨国流动情形下，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封闭式”状态下分工和生产专业化所面临的资产专用性约束问题，以及可以使得在不具备要素跨国流动条件下的一些“闲置要素”得以充分利用。
(三)全球价值链下贸易更有利于知识技术的扩散传播
对外贸易是技术和知识在国家间进行传播和扩散的重要渠道，基本已成学术界的共识，而这种扩散和传播效应显然有利于贸易参与国的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等。实际上，在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新国际分工模式下，技术和知识的传播不仅有了新的形式和渠道，而且方式上也有了新的变化，从而更有利于其在国与国之间的扩散和传播。况且，由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的贸易实质是“生产全球化”，因此在“生产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和技术的跨国传播不仅是一种可能和被动外溢，更是一种必要和主动溢出。这是因为，一方面，技术和知识作为广义上的生产要素，“生产全球化”必然要求其流动全球化，而技术和知识的跨国流动，对于流入国来说显然不仅由于流量效应而直接带来“存量增加”，而且还由于其较强的外溢性而间接带来“存量增加”效应。另一方面，生产全球化需要的是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生产环节和阶段实现“无缝对接”，包括质量参数和技术参数的“无缝对接”，而正如Amiti et al.(2007)[2]所指出，为了能够达到这一点，跨国公司对节点企业进行技术指导和知识培训等“主动溢出”就是必然。这也意味着在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新国际分工模式下，开展对外贸易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将更多地从以往“量性增长”向更具“质性发展”转变。
(四)全球价值链下的贸易更有利于实现包容性发展红利
在以要素流动和碎片化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由于各国参与贸易的本质是共同协作生产全球产品，更确切地说，国与国之间开展分工和贸易不仅为了实现“比较利益”，更是为了确保全球“共同生产”的正常进行。这一“共同生产”的本质，使得国家间的分工与贸易不仅具有“互利性”特征，更重要的是呈现利益上的相互“依存性”，即任何一国获取国际分工利益的大小都是以对方国家获取国际分工利益的大小为前提，从而使得国与国之间开展分工和贸易合作所能产生的贸易利益具有了“变和博弈”特征。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不可持续进而导致价值链条的“中断”，都会导致全球生产的不可持续或者“中断”。可见，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实质对包容性发展具有了内生性需求，越来越要求国与国之间具有更为紧密的协作和包容性发展精神，从而使得贸易本质上的“互利共赢”得以真正实现。本轮全球经济危机严重冲击下，虽然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并未遵循历史的“逻辑”，就是价值链分工对秉持包容性发展内生需求的明证。
四、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新趋势与中国机遇
综上可见，贸易失速并非意味着其重要性渐减。相反，顺应当前全球分工深入演进大势并深度融入其中，能够为中国外贸发展进而引领经济转型升级带来重要战略机遇。概括而言，目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正呈现如下五个方面趋势特征。
(一)制造业价值链向创新链转变的机遇
当前全球分工演进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就是技术创新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特征，即一方面包括研发在内的技术创新出现国际梯度转移，另一方面技术创新的全球“协作性”越来越明显。王子先[3]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技术创新的跨国转移和合作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发展趋势。技术和知识的流动伴随企业间人员的频繁跨国流动而日益频繁，与此同时，不同国家的用户、供应商、大学以及科研机构人员对创新活动的共同参与，使创新从企业内部、区域内部和国家内部的协作，扩展到国家间不同主体合作，进而使得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在原有制造业价值链基础上，向全球创新链层面深度拓展。当然，出现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技术创新产品越来越复杂，从而成为单个企业的“不能承受之重”；另一方面通信和信息等技术突飞猛进为越来越多的企业突破地域和国家界限，从而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寻求资源“为我所用”提供了支持。这无疑为中国在加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基础之上，逐步全面地转向融入全球创新链，进而实现由以往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轨道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
(二)全球价值链从制造业向服务业拓展延伸的机遇
从全球产业链的构成来看，在越来越多的“服务”变得可贸易的同时，“服务”的全球价值链也得到了快速拓展，即服务提供流程的不同环节和阶段被日益分解，并被分散和配置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服务业正呈现“全球化”和“碎片化”的重要发展趋势。全球价值链从制造业向服务拓展延伸，不仅为诸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服务产业链，从而促进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而且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从而提升其国际分工地位也可能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伴随服务产业链的国际梯度转移，可以借鉴制造业开放的成功经验和做法，通过扩大服务业开放来拉动服务业发展乃至服务业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总体而言目前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面临着发展先进制造业进而攀升全球产业链高端的迫切需求，而从产业结构演进角度看，这有赖于服务业尤其是高级生产者服务业支撑和引领。然而，当前中国生产者服务业发展却遭遇“供求”双约束，呈低水平均衡，其支撑和引领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明显不强。而抓住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契机，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借助“外力”来突破服务尤其是高端生产者服务供给不足约束，是帮助制造业摆脱缺乏技术创新能力、自主知识产权等被动局面，进而促进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三)全球经济规则从第一代向第二代深度演变的机遇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态下，实现产品生产不同环节和阶段的无缝对接、降低交易成本，是价值链分工的内在要求，这不仅需要通过“边境开放”以降低产品跨境流动壁垒，还需要各国市场规则的一致性乃至各国间标准的兼容性。只不过全球价值链的前一轮发展主要表现在制造业环节，尤其是中低端的环节和阶段的国际梯度转移，这一阶段相对而言对前一要求较高，而对后一要求还并不太高。然而，全球价值链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基于制造业价值链向全球创新链的深度演进，会对与之相应的制度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深度演进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其对更高标准制度保障的内生需求，催生了“新一轮区域贸易自由化浪潮的兴起”。金中夏(2014)[4]的研究表明，基于这一内生需求的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正在重建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由此可以预期的是，伴随全球经济规则从第一代向第二代深度演变，包括以制造业价值链为基础向全球创新链拓展的国际分工势必深入演进。显然，高标准的国际经济规则无疑会在“倒逼”国内改革方面发挥重要推动作用，促使中国开放型经济尽早走上“释放改革红利”的道路上。
(四)全球经济新格局下跨国公司“逆向创新”战略调整的机遇
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东升西降”的巨大变化，这必然引起跨国公司全球竞争战略布局的相应调整。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在布局全球价值链过程中，不仅与各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有关，也与最终消费市场的区位有关。即价值链不同环节和阶段对“接近”消费市场的需求或者说敏感程度不同。具体而言，诸如研发、设计、营销和售后等更倾向于“接近”消费市场，而具体的组装、加工和普通制造环节则对是否“接近”消费市场不太敏感。因此，在全球财富和经济权力主要集中于发达经济体的背景下，全球主导性消费也主要集中于发达经济体，这必然促使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主要“定位”于发达经济体市场。但伴随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以及全球经济重心的逐渐“东移”，由于必然推动全球消费市场布局的重新调整。随着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市场需求规模不断扩大，跨国公司会越来越重视这一新的市场需求和巨大潜力，为了接近这一“新”的市场，其全球价值链的布局策略也将随之调整，即将更多的研发创新活动置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并以此为基础将创新产品销往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市场。这种“逆向创新”显然有别于以往主要将研发创新活动置于发达国家市场进而将创新性产品再销往全球的模式。目前，许多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乃至经济总部“进驻”中国，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新战略”的端倪，这为中国攀升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提供了重要机遇。
(五)全球价值链发展进入重塑阶段的机遇
目前，美国实施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德国大力推进的“工业4.0战略”、英国实施的“高价值制造”战略，以及法国实施的“新工业法国”战略等，本质上都是为摆脱本轮全球经济危机的阴霾而进行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竞赛，同时也说明了各国愈发重视以技术创新拉动经济发展。显然，酝酿新的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必然改变着全球产业链格局，从而使得全球价值链进入新一轮的调整期和重塑期。当然，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推动下的全球价值链重塑和调整，既包括前文所提及的设计研发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也包括全球价值链自身的变动，比如传统“微笑曲线”的整体移动，甚至出现国内著名学者黄群慧和贺俊(2014)[5]研究所指出的与“微笑曲线”相伴随的可能还会出现新式的所谓“沉默曲线”乃至“悲伤曲线”，以及不同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重构等。应当看到，全球价值链调整和重塑已初现端倪，而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诸如开展对外投资参与全球价值链重塑等，从而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既是重要的机遇也是重要途径。
五、结论及对策思考
“以增速论英雄”实质上是对价值链分工条件下贸易本质认识不清。如果说，前一轮“贸易立国”战略及其作用的发挥，还主要表现为外贸“高速”增长所驱动的GDP增长奇迹的话，那么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尤其是全球分工演进新趋势下，“贸易立国”有了更为深刻的意义：迎合新趋势，把握新机遇，在进一步融入、扎根乃至主导全球价值链和创新链中，利用全球资源和全球智慧，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从而更好地服务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的需要。
第一，打造综合性竞争环境优势，提升“扎根”全球价值链的能力。“扎根”全球价值链是稳定外贸发展的前提。众所周知，价值链的区位布局与成本密切相关。近年来，伴随国内各种生产要素价格集中进入上升期，以及其他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中国外贸发展的确面临着潜在的“浮萍经济”风险。然而成本不仅包括要素成本，也包括商务成本。当前，中国面临要素成本的挑战，但同时在降低商务成本方面大有潜力可挖，更何况，从不同价值增值环节对要素成本变化的敏感程度来看，中低端的制造环节往往对要素成本变化较为敏感，而高端环节乃至创新环节则对商务成本较为敏感。因此，迎接要素成本上升的挑战并力图“扎根”全球生产分工体系，需要中国在继续发挥传统比较优势的同时，更加注重在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完善产业配套环境、降低税费、提高制度质量、完善市场机制、提高政府效率、以及提高法制化水平等方面努力，从而打造更具竞争力的综合成本优势。
第二，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迎合高标准的全球经济新规则。如前所述，当前全球经济规则正向高标准、高质量方向发展。显然，在高标准已成全球经济规则的重要发展趋势下，唯有达到高标准的要求，才能够进一步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之中，而“不达标”的则极有可能被边缘化。为此，必须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以往的“边境开放”措施加快向“境内开放”层面深度拓展，建立更加规范、更加透明、更加成熟、更加公平、更加法制化、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虹吸”国际先进生产要素，提升创新驱动的发展能力。中国外贸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其创新的内涵和实质绝不是封闭式而是开放式，其中，“虹吸”国际先进生产要素积聚到国内进行创新活动，就是开放式创新的重要内容和途径之一。可以考虑从如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将国内巨大的潜在市场规模优势，转化为吸引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将创新要素向中国国内集聚，在中国进行“逆向创新”的新优势。二是加快培育本土高级要素。实际上，在以要素流动和国际碎片化生产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模式下，要素跨国流动以实现的资源优化配置，虽是“不同类别”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组合，但这种组合同样也存在着质量方面的比配问题。这就需要中国在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努力促进“官、产、学、研、媒”的有效结合、着力打造“招才引智”的优良环境等，藉此“虹吸”国际先进生产要素以服务于中国外贸创新驱动发展的需要。
第四，加快“走出去”步伐，提升整合全球优势资源能力。中国外贸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提高国际分工地位不能继续扮演着“被整合者”的角色，而应该逐步转变为全球资源的“整合者”，通过不断提升布局构建贸易、投资和价值链条的能力，从被动参与全球价值链到主动构建自己的全球价值链。这就需要在继续大力引进国际先进生产要素的同时，以更大步伐“走出去”整合和利用全球资源。如此整合和利用全球资源的方式，不论是体现在将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环节和阶段转移至更具成本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还是体现在主动获取和整合国外先进技术等要素等，实质都是拓展和构建自己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可以预期，不再单纯以要素优势，而是以具有整合全球资源能力的企业去“走出去”参与和主导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之时，就是中国贸易“新图谱”展现之时。
注释：
①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表明，2012年、2013年和2014年中国外贸增长的预期目标分别为10%、8%和7.5%，而实际增长则分别为6.2%、7.6%和3.4%.
参考文献：
[1]樊茂清，黄薇.基于全球价值链分解的中国贸易产业结构演进研究[J].世界经济，2014，(2)：50-70.
[2]AMITI, M AND KONINGS, J. Trade liberalization,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Indonesi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5): 1611-1638.
[3]王子先.研发全球化趋势下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关系的思考[J].国际贸易，2013，(9)：4-13.
[4]金中夏.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的重建[J].新金融评论，2014，(6)：105-118.
[5]黄群慧，贺俊.“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3，(1)：5-18.
作者： 南京审计大学审计科学研究院 戴翔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张二震
来源： 《经济学家》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