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苏要素成本上升的基本态势
江苏对外贸易发展依托的传统低成本要素优势逐步丧失，要素成本上升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和基本态势。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 从劳动力成本变化趋势看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规定，劳动力成本不仅包括以货币形式表示的工资、所得、薪金，还包括雇主所承担的如工人招聘费用、实物发放、职工住房成本、社会保障、技术培训乃至雇佣员工发生的税收成本等物质及非物质形式的费用支出。因而，在实践中，对劳动成本的准确度量是个难题。尽管如此，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平均工资变化能大体反映劳动力成本的变化态势。统计资料显示，江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从1978 年的288 元上升到2013 年的24776 元；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从1978 年的513 元上升到2012 年的51279 元。与此同时，近年来，伴随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并由此对劳动力产生越来越多的需求，江苏面临的“用工荒”和“招工难”等问题必将日益突出，也必将进一步推动工资的快速上涨。由此可以得出的基本判断是，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劳动力成本快速上述的必然阶段。
2. 从土地使用成本角度看
伴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江苏“人多地少”的问题日益突出。数据显示，江苏人均耕地面积已经从2000 年的1.03 下降到2013 年的0.88 亩。作为江苏开放型经济最为发达的苏南地区，由于工业发展占地等需要，人均耕地面积更是越来越少，土地投入的成本将会越来越“高”。据估算，实际利用外资每1 亿美元大约需投入600 亩（0.4 平方公里）土地。目前，江苏每年实际利用外资在300 亿美元，至少需要投入土地15 万亩（100 平方公里）。而与外资企业相比，内资企业的工业用地集约化水平更低，同样的投资可能需要的土地投入会更多。一直以制造业为主导的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土地要素投入的制约将会越来越明显。
3. 从资源、能源供给和生态环境制约角度看
随着江苏成为国际制造业的生产基地，能源和原材料需求大幅增加，由能源消耗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数据显示，就煤炭、焦炭以及原油三种主要的能源消耗而言，2005 年，江苏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煤炭消耗量为16490.6 万吨，2012年则增加到28289.84 万吨；2005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焦炭消耗量为1562.66 万吨，2012 年则增加到3169.66 万吨；2005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原油消耗量为2250.86 万吨，2012 年则增加到2942.17 万吨。而与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耗相伴随的是，污染排放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由此导致的环境成本也将日益提高。
以上分析表明，无论是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角度看，还是从土地使用成本角度看，抑或是从资源、能源供给和生态环境制约角度看，江苏的要素成本进入集中上升期已经成为基本态势，或者说，将是江苏新一轮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的“新常态”。在“新常态”下，江苏外贸既面临着亟待转型的挑战，也面临着转型的机遇。
二、要素成本上升对江苏外贸发展的挑战和机遇
近年来，要素成本上升对江苏外贸产生了一定冲击，突出表现在贸易发展增速方面。自1985 年以来，直到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 年，江苏对外贸易总额增速基本上都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其中，2003 年的进出口总额增速最高，达到61.68%。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后，尤其是最近两年，危机冲击的后续影响，加之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使得江苏外贸增速显著下降：2012 年和2013 年进出口总额增速仅为1.54% 和0.5%，其中，2012 年和2013 年出口贸易额的增速分别为5.09% 和0.09%。毋庸置疑，要素成本上升对江苏外贸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
对企业外向发展带来成本压力。诚然，要素成本的上升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说明对外贸易的发展成果能够更多地惠及人民大众，对国民福利水平提升具有显著的贡献。但是，从企业层面看，如果企业生产率水平得不到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包括劳动力成本等在内的要素价格持续上升，无疑会降低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竞争能力。江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主要还是以低端环节和阶段为主，所能创造的附加值和利润水平还比较有限。因此，要素成本的上升会使得原本利润并不丰厚的出口企业，利润空间被进一步挤压，甚至面临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的困难。
对产业发展和配置的不利影响。全球价值链是当前国际分工的主导模式，江苏外贸快速发展正是全面和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结果和表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的本质则是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和产品生产的全球“碎片化”布局，而不同产业或产品的生产环节和阶段究竟分布和配置到哪个国家和地区，则显然取决于其比较优势所决定的成本。从总体看，由于江苏外贸出口产品中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即便是一些高端出口产品，我们专业化的也主要是其低端环节和阶段），这些产业的发展对要素成本变化更为“敏感”。如果产业升级赶不上要素成本上升的变化，则“浮萍经济”的风险就会发生，从而使得产业尚未“高级化”便呈现了“空洞化”。伴随着各种生产要素成本的逐步上升以及传统低成本优势的弱化，近期，跨国公司部分新产品的投资设厂出现“西进南下”的发展势头，即向中国中西部转移以及向东南亚和南亚转移，这不能不引起江苏的警惕。
对要素成本导向型外资吸引力下降。江苏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典型的“外资嵌入型”特征。江苏利用外资连续十年全国第一，累计利用外资超过全国的1/4。虽然近年来江苏的贸易主体更加内生化，但外资企业仍将具有举足轻重的主导地位。2013年，江苏出口额为3288.5 亿美元，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1942.2 亿美元，占比仍高达约59.1%。由此可见，外资的大量利用对于推动江苏外贸发展具有巨大贡献。然而，众所周知，在吸引外资的众多因素中，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具有重要影响。这突出表现在要素成本上升会大大降低外资，尤其是要素成本导向型外资来江苏投资的意愿，也会导致部分已经在江苏投资的外企，即存量外资，向劳动力等要素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近年来，江苏利用外资增速呈下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上述影响的存在。
对江苏经济整体发展构成挑战。开放型经济一直是江苏的“牛鼻子”经济，而作为开放型经济重要内容之一的外贸发展，显然对于江苏经济增长具有极为重要和关键的意义。实际上，在当前以价值链分工为主导的全球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下，外贸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即从传统的为实现商品价值而进行的跨境流动，转向为确保“全球生产”而进行的跨境流动。江苏外贸的快速发展，正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抓住了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所带来的机遇的结果。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要素成本上升对江苏外贸产生的冲击，实质上就是对江苏融入国际分工产生了冲击，对江苏参与全球价值链带来了挑战，对江苏通过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从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整合全球生产要素带来了不利影响，从而影响着江苏开放型经济引领下的整体经济发展状况。
当然，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作用下，出口企业会通过采取新技术、提高生产率等方式，抵消要素成本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认为，某种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会诱致此类生产要素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反倒是低要素成本会使得企业失去创新动力。从上述意义看，面临要素成本上升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倒逼机制作用的发挥又会为江苏外贸转型发展带来机遇，那就是“倒逼”出口企业转型升级。
要素成本上升的收入效应机制为江苏外贸转型带来机遇。要素成本的上升，从企业层面看是一种成本负担，但从要素收益的角度看，则意味着要素所有者收入水平的提升。而要素收入水平的提升会相应地提高消费者的需求水平和需求层次，从而引领着企业乃至产业的转型升级。实际上，针对需求对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所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Zweimuller 和Brunner（2005）的研究早进行了精辟论述：对于一个高速增长的市场需求空间经济体来说，通过巨大市场需求容量和需求层次提升所内含的对创新动力引致功能的发挥，内在地培育出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发展能力。因此，要素成本上升的另一面，即收入水平的提高，会通过需求规模的扩大和需求层次的提升，内生地带动出口企业乃至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资源再配置机制为江苏外贸转型带来机遇。面临要素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无论企业层面还是产业层面，无非存在三种可能的选择：一是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增创新优势，化解要素成本上升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二是进行区位转移，将已经失去成本优势的产业或产品生产迁移至更具要素成本优势的国家和地区；三是选择退出市场。就第一种选择而言，很大程度上即为前文所述的倒逼效应。就后两种选择看，无论是迁移还是企业退出市场，实质上都为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带来了资源再配置效应。选择退出市场的企业，无疑是低效率的企业，而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所释放出来的生产资源，无疑会流向其他具有更高效率的产业，这是一种资源再配置效应；企业和产业迁移，无疑为新企业和新产业的发展腾挪发展空间，同样也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表现。实践中的“腾笼换鸟”就是典型表现。
三、江苏外贸转型发展的对策思路
针对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挑战，江苏外贸转型发展的具体应对策措施是，增创新的竞争优势以消除要素成本上升产生的不利影响。
合理控制要素价格尤其是工资价格上升，为企业转型升级争取时间。由于江苏外贸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所以包括工资在内的要素价格如果上升速度过快，势必影响传统比较优势的发挥，而外贸转型升级又不可能一蹴而就，竞争新优势的培育绝不是朝夕之功。何况，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企业，由于原本的利润空间就极其有限，而企业创新需要资金投入需要有一定的利润积累。如果要素成本快速持续上升，无疑会在挤压利润的过程中降低企业的积累能力和创新能力，不利于出口企业转型升级。因此，江苏要尽可能地将要素成本增长幅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为外贸企业转型升级争取时间，从而避免江苏制造业这一“主导产业”在尚未完成转型升级就过早地“去工业化”。
优化商业环境，降低非生产性成本。企业在经营期间各种支出费用的总和，大体而言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成本，通常由要素成本所决定，另一类为交易成本。要素成本即为前文所述的诸如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的成本；而交易成本主要是与制度相关的成本，如市场法制化水平、产业配套环境、政府效率和税费、基础设施以及制度质量等。在要素成本上升背景下，可以通过降低非生产性的交易成本保持和提升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应加快与制造业紧密相关的投资体制、要素流动机制、劳动保障机制等配套机制改革，建立规范化的市场秩序，改善基础设施条件，进一步提高产业配套能力，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政府效率，从而降低非生产交易成本。这不仅可以抵消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冲击，也更有利于外贸发展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