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威平:崇启大桥贯通对启东经济发展的影响

来源: 发布时间:2011-05-15 浏览量:44

来源: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摘要:崇启大桥的贯通将使启东进入桥港经济新时代,为启东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但机遇要转变为现实,地理位置上的接轨上海变成产业经济上的对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并非大桥一通,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落差自然熨平消失。我们要积极做好准备,挖掘自身的价值,提升发展的平台,迎接上海的辐射,在接轨中实现最大化的效益。

        关键词:崇启大桥;桥港时代;上海;启东;溢出效应

        中图分类号:F512.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1)03-0038-06

        连接崇明岛和启东市的崇启大桥将于2012年建成通车。崇启大桥的建成通车,不但使启东与上海因长江阻隔的地理位置得到连接, 使启东融入上海都市圈, 而且也将使启东市进入桥港经济新时代,尤其是得到上海的辐射,为启东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但是,对待机遇,不能等,要积极主动地去把握。

        一、梯度转移规律决定了启东接受上海辐射的可能性

        (一) 经济梯度转移规律决定了上海辐射、启东接轨的可能性

        经济梯度转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产业梯度转移[1]。它是指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产业发展梯度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推移和传递,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内在要求。

        区域梯度的核心是产业梯度, 即由于生产要素禀赋、产业基础与产业分工的不同,地区间在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水平上形成了一定的阶梯状差距。由于各地区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需要,一个相对高梯度地区将其相对落后或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其他产业梯度较低的地区, 成为其他地区相对先进或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提高吸收方的产业结构的层次与水平。这种地区间的产业转移使先进地区加快了产业升级,摆脱了产业包袱,从而可以轻装上阵,集中人财物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后进地区则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引进相对先进的产业与技术,以“后发优势”尽快提高产业层次与水平,从而实现产业转移方与被转移方的“双赢”。

        经济和产业梯度转移, 这是一个客观经济规律。翻开世界近代经济史,起初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是荷兰, 而后是西班牙, 再往后依次是英国、美国等。经济和产业按照梯度转移规律不断地向外转移辐射。我们国家也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对外开放与外商投资经历了从“珠三角”地区向“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依次由南向北推进的过程。20 世纪80 年代,我国“珠三角”地区凭借其沿海的优越区位、特殊的对外开放政策、相对完整的轻工业基础、灵活的商品意识以及与海外华人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大量外资的流入不但促进了该地区的快速发展, 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其产业结构的合理化。20 世纪90 年代,外资的大量流入使“珠三角” 地区资金与产业的集聚效益逐步下降,用电、用水、用地、用工等生产成本开始上升,在上海出台的优惠政策及其良好的发展前景的吸引下,外商投资开始向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转移, 并同样有力地推动了该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产业结构的调整。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集聚与扩散规律,当资金及其他生产要素在“长三角”等地达到“规模不经济”时,也同样会出现向其他地区扩散。

        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其对外开放、技术水平、产业结构水平、经济发展都高于周边地区,正面临着城市功能的转换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需要向外转移一些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作为紧靠上海的南通市尤其是启东等城市,在上述几方面都存在梯度差距,进而形成了产业的梯度差距,形成了产业转移的“天时”条件;其次,崇启大桥的建成通车,使启东与上海地域相连,两地间的交易成本和生产要素结合成本低廉,可以大大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 降低产业结构的转移和调整成本,这就具备了产业转移的“地利”条件;再次,启东与上海之间的人脉、文化联系一直很密切,相融性好,这就具备了相互合作的“人和”条件。因此,实现上海产业的合理、顺利转移,不但是优化上海城市空间布局、实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需要,更是促进上海经济圈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需要。启东市应充分利用产业梯度转移这一客观规律,根据自己在生产要素禀赋、市场前景、产业基础、比较优势等方面的特点和差距,积极做好接受上海产业结构转移和调整的准备,加快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组合和产业水平的整体提高。

        (二)交通条件的改善为经济辐射和接轨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从理论上看,新经济地理经济学家们认为,交通条件的改善、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的下降有利于产业集聚和技术溢出的发生,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例如,在经济学者Henderson 以及藤田昌久等的城市体系模型中[1~2],交通距离的拉近将导致城市群的规模效应以及集聚经济, 集聚经济又进一步通过城市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形成城市网络,从而使得产业在不同能级城市之间实现更加有效的布局。从现实来看,大桥贯通后的经济社会效益是非常明显的、巨大的。例如,在1990 年之前相当长的时期内,浦东(原称川沙县)虽然与繁华的上海外滩、南京路等隔江相望,但当时浦东基本上还沉湎于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宁静之中,不到60 亿的产值相对于浦西近700 亿的产值, 很难看出浦西大上海的溢出效应。此后由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效应,黄浦江上相继架起了几座大桥,浦江隧道通车,交通极为便捷,浦东便迅速崛起。同样,苏通大桥的贯通,为南通市区位优势提升、经济结构调整、要素流动加快、城市功能定位演进、社会思想观念转变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4]。这方面不乏其例。相信这些影响也同样适用于崇启大桥对启东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在这里就不再加以赘述。

        需要指出的是, 交通条件的改善仅仅提供了可能,而不是必然。南京长江大桥于1968 年通车,按照道理,最先得益的是浦口,然而经过几十年,长江北岸的浦口发展并不快, 并没有想像中那样的繁华。再说,1999 年连接江阴和靖江市的江阴大桥通车之后, 长江北岸的靖江也认为即将融入强势的苏南经济中。但事实证明,江阴大桥的开通并没有立即缩小江阴与靖江两市的差距, 相反还有所扩大。有人说,江阴大桥的通车,使经济强势的一边得益大,经济弱势的一边得益小。这种直观的看法,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

        (三)区域经济发展的机遇只垂青于那些有准备、有条件的人

        交通条件的改善仅为经济辐射和接轨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而真正把握机遇,让优势变为现实,还需作好充分的准备。19 世纪俄国有世界声誉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屠格涅夫说:“等待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什么也不做地空等;另一种是一边等,一边把事情向前推动。”信息产业的执行官和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者李开复说:“当知道机遇来临时,要积极把握; 当尚未看到机遇的时候, 要时刻准备。”这就是说,你没有准备,当机遇来时则肯定把握不住, 或者说某种机遇来了时, 由于你没有条件、没有能力,只好放弃,错失机遇。这在现实中也是常有的事。先进产业想转移到你这里来,可是你基础设施太差,配套资金缺乏,又没有实施操作人才,怎么接上轨呀? 所以,先前事事尽力,处处尽心,作好充分准备,才能把握机遇,接受辐射,滋润自己,否则即使机遇来了,也会绕道而行,跳跃而过,“肥水流向他人田”。

        启东市“十二五”期间发展的发展机遇,从大的方面来说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和《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两大国家战略的重叠和交叉,从小的方面来说是以“崇启大桥”为重点的一批交通、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建成和贯通。尤其是是崇启大桥的贯通,大大缩短了与上海这个国际市场以及国际金融中心的交通距离,启东的发展将与上海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启东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但机遇必须把握住才能得到,何况机遇中也存在有一定的挑战。所以,对于机遇,需要我们去抓住, 努力挖掘其价值以实现最大化的现实收益;对于挑战,需要我们进行策略性的应对。

        二、崇启大桥贯通后对启东经济辐射效应的分析

        (一)上海的发展对周边地区有明显的辐射与带动作用

        上海具有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的综合经济功能。若以国际经济活动转移与变化的层次作标准,上海在总体经济实力、现代城市功能和经济国际化程度与水平上, 都要高于一般东盟国家大城市,与新加坡、香港等大都市比较并不逊色。上海的发展对于中国的南北两翼及以长江为纽带的中西部地区, 尤其是长三角地区都有明显的辐射与带动作用。为了充分发挥上海的龙头作用,上海市根据“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联动发展,共同繁荣”的精神,提出“上海商品流通,要在注重自身万商云集的同时, 积极促进长江沿岸城市的商贸共同发展; 上海的工业产业结构要在注重内部战略性调整的同时, 积极支持和推动长江沿岸城市的经济结构调整; _____上海的城市基础设施要在注意内部建设和改造的同时, 加强具有枢纽功能的重大项目的建设”。这就是说,上海在自身发展的同时, 还要向外辐射, 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这对启东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二)崇启大桥将使启东进入接受上海市辐射或者溢出效应的全新阶段

        启东的地理位置独特,与上海的崇明仅一江之隔。崇启大桥的贯通,实际上使启东真正地融入了上海。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相对于启东具有强势的经济地位, 所以大桥贯通后, 资金、人才、技术、企业等会以类似于布朗运动的方式扩散,从而使启东的发展搭乘上海的“顺风车”,进入一个接受上海市的资金、人力资本、科技信息、思想等辐射或者溢出的全新阶段。但是,这种辐射效应需要启东主动地去接轨。常言道,攀亲要讲“门当户对”,其实经济协作之类的事也相类似, 倘若落差太远,没有特色优势,也就难以协作、难以接轨。

        第一,大桥贯通以及交通改善只是辐射效应发生的一方面条件,其它条件———如思想开放、产业承接能力、政策措施、人力资本情况、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也很重要,仅有“距离近”的边缘优势,是发挥不了综合效应的。不是吗?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种“灯下黑”的现象,即离光源最近的灯下,光线很微弱,离灯较远一点的地方光线反而强。经济辐射也存在类似情况。例如,新加坡曾以“四小龙”著称,位于经济梯度的高处。但其对外投资的工业科技园,不在其周边近处落地,而是向离其更远的地方苏州落地,这就是一个例证。所以,如果一地承接辐射的条件不具备,即使该地靠近经济强势的一方,也难以得到较好的辐射,高梯度经济之势有可能出现“跳跃式辐射”,去照亮远处。

        第二,大桥贯通也可能导致周边一些优质生产性资源向经济强势方“回流”。众所周知,同样的生产资源要素,在不同的地区,由于生产条件、技术高低、人的素质等不同,其加工后的价值相差很大。过去,同样的产品,人们先问产地,喜欢购买上海产品、进口产品。所以,很多优质的生产要素不在本地加工,而流向上海生产,这能发挥更大的效应,得到更多的回报。所以,交通的改善、距离的拉近并不意味着这些优势的溢出效应必然增大,相反有可能使自己的优势成为他人的“嫁衣”。这就是说,辐射效应或者溢出效应需要一定条件才能发生,如果基础设施不发达、服务业落后、思想陈旧、人力资本存量少、政策支持力度不够,那么就会减弱甚至抵消辐射效应,形成优质资源“倒流”。所以,要想将巨大的机遇转变成发展的成果,首先要创造条件,壮大自己,缩小落差,即使谈不上“门当户对”,也有自己的强项,才能承接辐射,得到阳光。

        (三)崇启大桥对启东溢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该市本身的竞争力以及应对措施

        崇启大桥贯通对启东的溢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该市本身的竞争力以及应对措施。尤其是要密切注意在某些方面可能出现的反向溢出现象。例如,在消费、旅游、科技服务、信息咨询、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若不加应对,则启东经济的有些亮点很可能出现向上海流向的现象。

        第一,从消费和旅游方面来看。启东市的消费无论是从多样性还是层次性来看与上海都有一定的差距。从旅游方面来看,启东市的旅游方式、旅游消费、旅游经济等,还不能与上海同日而语,即使相对于苏州、无锡等苏南城市, 也还有一定距离。崇启大桥贯通后,可能导致原有的消费和旅游潜力,因交通方便而流向上海、苏南。或者说,由于交通的便利,游客滞留的时间大大缩短。据资料,苏通大桥贯通之后的一段时期, 南通市外出去到上海、苏南的旅游人数要大于接待上海、苏南来的旅游人数,这种“出大于进”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从港口方面来看。过去,虽然本地港口班次少,货物出港慢,所等时间长,运输成本高,但由于交通不便,还得通过本地运输比较合算,可现在交通方便后,特别是上海港班次多,出港快,且货物报关、仓储和搬运以及其它相关费用低,崇启大桥贯通使得客户转移成本下降, 一部分本地客户的集装箱货源宁愿“舍近求远”,转移到更为快捷方便的上海港运输。

        第三,从生产者服务业来看。生产者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研发机构、品牌营销、会计审计、贸易、咨询、培训等部门。这些部门的特点是对商务成本敏感,对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不敏感。上海相对于启东具有低商务成本、高要素成本的特点。大桥贯通以后,一方面使得启东市的企业到上海购买生产服务更加便捷,另外一方面,启东市的生产者服务业也会向获利较多的上海市转移,这就会影响启东本地服务业的发展。

        第四,从产业内部的价值链方面来看。大桥贯通可能使得启东市在承接上海市产业转移方面处于极其有利的位置, 因此导致启东市的制造业规模迅速扩大,经济快速增长。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首先, 目前启东市的大多数企业本身还处于价值链较低端的环节, 本身不具有掌控区域价值链的实力与能力;其次,由上海以及苏南地区转移到启东的大多数制造业并不具备核心竞争力, 很多只是龙头企业的一个制造业分支。在这种状况下,尽管承接后的产业规模会快速扩大, 但有可能会是低附加值、微利化、低技术含量的,很难积累起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高级要素,如创新、品牌、销售渠道与高级人才等。这样的产业扩张和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出现“贫困化增长”,即速度上去了,效益不大,规模上去了,质量不高。

        第五,再从人才上看。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由于交通便利,一些高端人才、技术人才往往向大城市集聚, 以求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才华,会出现留不住本土人才。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生产要素、产业总是向更高回报的地方流动。上海相对于启东具有商务成本低、要素成本高的特点。而高级资源总是流向那些服务水平、市场水平发展更高且商务成本低的地方,而初级资源则反向流动。

        三、做好应对的充分准备迎接上海辐射的对策建议

        为把握两大国家战略下崇启大桥所带来的机遇, 应对可能的挑战, 启东市应加强发展的紧迫感,早做准备,与时俱进地调整发展策略和方式,以获取机遇的最大化收益。

        (一)更新发展理念,拓宽发展视野

        随着崇启大桥的贯通,启东应在理念、视野、角度、活动范围上都要突破固有的传统思维,去站到更高的平台上、更新的角度上观察思考问题。因此,可在不影响正常工作情况下,启东应有计划地将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分批送到浦东干部管理学院、复旦大学经管学院等著名学府进行培训“换脑”, 也可有计划地将有关部门的干部分批放到上海各区机关挂职一段时间, 学习他们的思维方法、工作作风、发展经验,熟悉掌握相关的经济政策、产业信息、人脉文化等情况,以建立融洽的合作关系,更好地为承接经济转移服务。

        要进一步提高转变发展方式的认识, 增强承接的紧迫感。承接大城市资本、技术和产业转移,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有效途径, 是快速融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实施开放型战略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要基于承接经济转移对促进经济发展特殊重要意义的认识, 紧紧抓住上海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机遇, 将承接产业转移上升到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要充分利用各种舆论宣传工具,突出宣传启东的产业特色、环境特色,增强经济辐射的吸纳力。

        (二)明确承接重点,加强规划引导

        面对上海经济辐射所带来难得的历史机遇,应在不放弃原有传统优势产业的前提下, 要有新定位、大提升、快发展的战略眼光和胆识勇气,结合启东产业发展布局及基础条件实际, 明确产业梯度转移的方向和重点。一是明确重点承接区。由市发改委牵头, 出台高起点的承接产业转移规划和产业转移区域布局意见, 有针对性地明确一些专业承接园区,结合资源、交通和区域优势,从发展目标、产业定位、产业基础、市场前景、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方面引导承接产业转移工作。作为已经开发的滨海工业园区, 更要成为接受上海经济辐射的重点区域,坚持招大引强。二是明确重点承接行业。要尽快编制项目名录,合理规划产业布局。要发挥综合成本优势,围绕特色优势资源,承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要发挥资源优势,重点引进农副产品为原材料的加工业,承接精深加工产业;要发挥区位优势, 承接加工贸易产业, 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三是着眼于优化产业结构。要逐步扩大引进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加工为重点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做大做强外向型产业,扩大对外贸易。

        (三)加强载体建设,改善投资环境

        一要确保转移引进项目的用地。要接受经济辐射,承接产业转移,首先要确保项目用地。因此,必须把承接基地建设作为接受经济辐射、承接产业转移的关键环节和基础工程来抓, 把承接产业转移的项目用地,作为全市建设供地的保障重点。要加强用地指标统筹, 每年在全市年度用地指标中预留一部分, 专项用于承接产业转移重点项目建设。二要加强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是承接产业转移、培育产业集群的主要载体。滨海工业园要依托园区已形成的产业特色, 引导相关企业到园区集聚发展。要加大各园区的配套能力建设,完善园区水、电、路、讯、标准厂房、环保设施建设,完善生产、生活配套设施,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可采取提供厂房租赁招商,减少转移企业的投资成本,对实际利用外资的重大产业转移项目,实行优先审批、优先供地。三是增强基地的承载能力。要采取各种渠道筹措资金,在加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中增强基地的承载能力。除了要积极向省里争取承接产业转移的各种优惠政策外, 还要争取省里建立承接产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大力吸引民间资金参与园区基础建设,可采取B0T 等模式引进投资者。四是积极争取设立出口加工区。产业转移是“候鸟经济”,靠的是政策“洼地效应”。要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争取获得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的资格, 启动出口加工区建设,积极申报叠加保税物流功能。

        (四)增强配套能力,发展配套产业

        要围绕增强本地配套能力, 大力发展加工贸易配套产业,培育产业集群,延伸产业链条,发挥集聚效应。培育壮大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专业市场,生产资料市场,降低企业采购成本。要积极依托一些骨干企业, 精心筛选包装一批产业配套型项目,形成梯度分布、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相互配套的完整产业链。

        (五)强化组织协调,优化公共服务

        要进一步强化政府的组织协调职能, 优化部门的公共服务环境,建立政府牵头、部门联动的协调配合机制,形成接受上海经济辐射、承接产业转移的工作合力,切实解决企业在投资建设、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营造服务优先、执法规范的和谐氛围, 形成安商富商、共赢发展的良好局面。要通过提高公务员素质、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建立行政服务中心、发展电子政务、推进公共服务社会化等方式,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努力改善发展的制度软环境。要从政策、财政税收方面支持本地的商务服务发展, 也要努力承接上海和苏南的现代服务业,实现信息技术服务、人力资源管理、金融、保险、会计服务、后勤保障、客户服务等多个服务产业的集聚和大发展。要通过创造更加公平良好的市场环境,加快形成集市场机遇、管理环境、产业配套及资本、技术、金融、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引资优势, 稳定和扩大吸收外来资金的总体规模和单体规模。要加强口岸大通关平台建设,积极推进与上海地区的海关合作,搭建“属地报关、口岸验放”的区域快速通关平台,积极疏通转关运输渠道,扩大适用范围,开辟联运线路,改革快速通关系统,实现无障碍通关。

        积极推动本土企业上市融资。资本市场是解决启东市目前发展资金瓶颈的重要渠道,要积极推动一些较大的本地企业从生产运作和产业运作转向资本运作。要推动一些有雄心、有创新能力、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进行兼并、收购、股权置换、分立、资产剥离、出售、转让等盘活和壮大资本的活动。

        (六)扩大竞争优势,走差异化特色之路

        顺畅的交通体系使得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不断完善, 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将导致各个地区的专业化程度提高,产业分工按照地区展开,各个地区原有的优势和特色会由于市场的扩大进一步加强。此时,发展战略选择应该顺应本地区区位优势,扩大大竞争优势,走差异化特色发展之路。例如,对于旅游业、港口等存在潜在竞争的方面,差异化发展是主要的原则。

        从旅游休闲方面来看,启东市的旅游和上海的旅游本身就有很大的差异,启东市的旅游更多的是户外风光,如果能将“看”、“吃”、“玩”、“休闲”、“购物”等旅游方式综合起来加以规划考虑,则启东市的旅游大有发展。这方面,可结合本地特色,重点在唯一性、垄断性的资源、产品和服务上做文章。例如, 深度挖掘“日出东方第一市”、“吕仙驾鹤传美名”、“江风海韵园陀角”、“东胜瀛洲宜居地”等有独特价值的旅游项目;要持续地、大力度地引进旅游业投资,并从政策、服务、税收、土地形成对民营企业投资旅游休闲业的支持;要重点扶持一些市场开拓力强的旅游企业或商贸集团, 整合旅游资源,甚至整合周边优势旅游资源为我所用, 整合各部门、各行业、各产业力量共同推动旅游产业发展。

        从港口运输方面看,相关学者认为,港口与电脑软件具有某些相似的特征, 即初期投入资金异常巨大,而一旦建成,每增加一个客户导致的新增成本则可以相对忽略不计(即具有非竞争性)。具有这种性质的产品或者服务, 规模效应是降低成本的最有效措施。基于规模效应的考虑, 笔者认为, 吕四港口建成初期不能急于通过高收费来收回成本,反而应该通过类似于开发区的“三免两减半”等优惠措施,以更少的港口使用费用来吸引顾客,并通过签订长期合同等方式来固定客户群,以产生集聚效用和锁定效应;采用先进的管理办法,提高效率,缩短货物的在港时间,降低货物出口的海关、质监、仓储等费用;大力发展与港口配套的服务部门,如租赁、金融、咨询、代理等相关业务,降低企业的商务费用,“锁定”客户。

        参考文献:

        [1] Henderson, J.V.1974,“The sizes and types of ci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 640-656.

        [2] 南通市发改委课题组.苏通大桥对南通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J].江海纵横,2008(1).

        [3] 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安东尼.维纳布尔斯.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M].梁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 王明华.苏通大桥对南通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析[J].特区经济,2009(10).

        收稿日期:2011-01-05

        作者简介:黄鹤群(1948- ),男,江苏启东人,南通大学沿海研究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南通市委副秘书长; 陈长江(1976- ),男,四川射洪人,南通大学沿海沿江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 周威平(1960- ),男,上海人,南通大学沿海沿江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