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今年是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原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李丰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李丰平同志自1949年浙江解放时南下入浙到2008年去世，除了1962年至1965年调任安徽工作外，大部分时间都在浙江工作和生活，为浙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浙江人民永远怀念他。
一
李丰平同志从1949年5月到浙江工作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历任中共浙江省委社会部长兼杭州市军管会公安部长，省公安厅厅长，省检察署检察长，省政法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省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等职务，长期领导公安政法工作和经济建设，为浙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
李丰平同志是浙江公安工作的创始人之一。在1949年至1952年担任杭州市军管会公安部首任部长和浙江省公安厅首任厅长期间，他一方面致力于建立健全各级公安组织，训练公安干部，使公安队伍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来，到1949年12月底，全省县以上公安机构普遍建立，为维护社会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坚决打击敌对破坏势力，建立革命秩序，保卫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在省委的领导下，他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解散非法组织、肃清潜伏匪特、收容散兵游勇、登记***军官、反动党团及特务人员，维护了社会秩序，稳定了社会局势。他领导公安机关配合人民***开展剿匪斗争，在省军区召开的会议上专门作了《关于肃清散匪潜匪问题》的讲话，分析了散匪、潜匪的情况及活动特点，并就公安机关如何配合剿匪斗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参与领导了全省镇压反革命运动，就镇反工作的情况专门向在浙江考察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志作了详细汇报，并总结了浙江开展反动党团及特务人员登记工作的经验。罗瑞卿同志把浙江的经验向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毛泽东同志向全国批转了《罗瑞卿同志关于浙江镇压反革命情况的考察报告》，指出：“其中所述浙江各项镇压反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关于登记反动党团及特务分子的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和采用。”毛泽东同志的批示，是对李丰平同志所作工作的充分肯定。
李丰平同志是浙江政法工作的开拓者之一。从1952年12月开始，他分管全省政法各部门工作。在他的主持领导下，全省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他担任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主任，多次主持召开有关会议，对宣传、贯彻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提出明确要求，使全省宣传、贯彻《婚姻法》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在全社会逐步建立起新型婚姻家庭关系，促进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改变。在他的具体组织下，完成了浙江解放后第一次全省性的基层选举工作。他担任选举委员会秘书长，在全省广泛开展选举宣传，训练选举干部，组织选举试点，听取各地选举工作汇报，研究解决选举中存在的问题，使基层选举取得圆满成功。在此基础上，于1954年8月13日召开了浙江省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李丰平同志代表主席团致开幕词。这次会议的召开，宣告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浙江的建立，标志着全省人民的民主生活和政权建设步入了一个新阶段，李丰平同志为此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李丰平同志是浙江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55年后，他在省委分管财贸和农业等经济工作。他积极贯彻中央财经工作政策，抓好全省“粮食三定到户”和粮食统购统销工作，领导开展改造私营工商业运动，为形成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做了大量工作。
浙江是农业大省，李丰平同志特别重视农业问题，紧紧抓住农业、农民、农村这个根本，为浙江农业发展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说，农业建设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之一。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就能建立起我国的现代化农业。为了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他十分重视抓粮食生产，通过改造低产田提高粮地的产出率。在他的具体主持领导下，1958年至1960年，全省由点到面开展了土壤普查，采取边勘测、边调查、边规划、边改造的办法，改造低产田421万亩，平整土地230万亩，后来还编了《浙江土壤普查志》，对什么土壤适合种什么作物、施什么肥料做到心中有数，对浙江农业生产取得明显增产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十分重视农业科技的作用。他亲自兼任浙江农业大学校长和省农科院院长，主持召开全省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参加农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提出大搞农业技术革命，把农业技术革命推向新高潮，加强对农具的改革，实行农具半机械化，积极发展化肥工业和土农药生产，大力推广绳索牵引深耕工具，所有这些都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了改变浙江的自然面貌，李丰平同志十分重视“治山治水”和环境绿化工作。他曾于1959年在省委机关刊物《求是》上发表长篇文章《治山治水相结合，彻底改变自然面貌》，提出浙江是一个山多水多、山明水秀的地方，这种自然情况的特点，决定了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浙江的历史任务中，必须彻底治山治水。通过治山治水，把浙江建设成为“有山皆绿、有水皆清、鸟语花香”的社会主义繁荣大花园。他在实际工作中也非常重视发展山区经济、水利建设和环境绿化、水土保持工作，亲自担任浙江省绿化委员会主任和浙江省水土保持委员会主任，为改善浙江的自然环境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为全省农业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从1967年至1978年，李丰平同志受林彪、“四人帮”诬陷迫害长达十年之久，但仍对党忠心耿耿，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
二
李丰平同志1978年1月恢复工作后，历任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秘书长，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旺盛的工作精力，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为浙江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李丰平同志复出工作不久，从1978年5月开始，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积极参与、支持这场大讨论，从这年6月开始，就和省委常委一起对这一问题展开学习。9月，在省委常委读书班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时，他联系实际作了专题发言，明确提出“究竟谁掌握了真理，要由实践来检验”。他和参加读书班的同志一致认为，搞清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对于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各条战线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是否正确，都要由实践来检验。同年12月，他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小组发言中再次表明态度，明确支持胡乔木同志提出的“真理标准本来是理论问题，但在两个意义上是政治问题”的观点，充分表明了他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李丰平同志复出工作之际，正是浙江改革开放大潮初起之时。他满腔热情地投身改革开放，勇立改革潮头。为了吸引外商到浙江投资，李丰平同志找到原著名工商业者汤元炳，希望他利用原有的与海外商界、金融界的关系，办一个投资公司，吸引外资来浙江投资建设。汤元炳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于1979年牵头筹组了“浙江省华侨投资公司”（后改名为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并出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丰平同志专门拨给公司10万元资金。经过努力，香港著名工商界人士王宽诚、查济民、包玉书等都来投资，公司筹集资金800余万人民币和200余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启动资金”。李丰平同志对公司一直非常关心，多次参加公司的活动，接见前来投资的外商，还推荐汤元炳担任浙江省副省长、省民建和省工商联主要领导。为了给浙江改革开放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也为新闻改革探索一条新路，在他的倡议下，1980年1月1日，《浙江日报》创办了《经济生活报》，这是全国第一张省级综合性经济类报纸。李丰平同志对这一改革的产物从一开始就非常关心，鼓励报社同志只要方向对头，就要放手改革，不只“小打小闹”，还要创造条件，“中打中闹”，“大打大闹”。在李丰平等省委领导同志的关心、支持下，《经济生活报》越办越好，为浙江经济改革起到了鼓与呼的作用，也受到广大读者的称赞和欢迎。
李丰平同志复出工作期间，浙江正处于农村改革的兴起和城市改革的起步阶段，他作为改革开放后首任省长，全身心地投入领导全省经济建设的工作中。他强调发展工业生产的重要性，指出浙江人多地少，工业上不去，经济效益提不高，吃饭问题、就业问题、财政问题、市场供应问题都不能很好解决。为此，全省采取各种措施，扶持浙江的“拳头”产品，发展轻工业生产；进一步开展市场调节，把工业生产搞活；扩大企业自**试点的步伐，使企业有发展生产的内部动力；整顿企业，建设好领导班子；在确保全民所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允许和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些措施都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浙江是一个资源极度短缺的省份，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为了满足工业生产不断增长的原材料和能源的需要，他千方百计想办法搞协作，提出省、地、县要有所分工，不仅要“以长换短”，必要时还要“以短换短”，并为协作需要安排了一批紧缺的物资。当时为了开展经济协作的需要，专门成立了省经济协作办公室，开始时主要的任务就是和山西进行煤炭协作，以后又逐步发展到和其他省、市进行协作，协作范围也扩大到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在发展工业生产的同时，李丰平同志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曾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只有农业全面发展了，农村这一头稳定了，才有全局的主动”，要求省、地、市、县各级领导都必须以主要精力抓农业。在领导“三农”工作中，他特别重视抓两头，一头是发展山区经济，把山区建设作为发展经济的一个战略重点。另一头是发展乡镇企业，采取多种措施扶持乡镇企业，使浙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实现农业工业化、农村现代化、农民富裕化走出了一条新路。
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李丰平等同志的不懈努力和全省人民的共同奋斗，上世纪80年代前后，全省经济社会事业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中逐渐恢复，并得到长足发展，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1983年2月9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浙江，李丰平与铁瑛、王芳、薛驹等省委领导同志一起迎接邓小平同志。在刘庄国宾馆的会客厅里，邓小平同志和浙江省委领导畅谈起了小康构想。他关切地问：你们浙江的经济情况怎么样？收入在全国第几位？李丰平同志回答：这两年浙江的发展势头很好。1982年农业获得了解放以来的最好收成，比上年增长15%，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0%，人均达到了500美元，名列全国第7位。邓小平同志听了之后又问：到2000年，你们有信心翻两番半到三番吗？李丰平同志回答：1980年浙江人均330美元，预计1990年可以达到人均660美元，到2000年达到1300多美元，通过努力，争取翻三番。邓小平同志对这个回答很满意，表示浙江工作做得不错。这次谈话，虽然时间不长，但规划了未来浙江的发展目标。
1982年，中央作出了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废除了事实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1983年3月，中央调整了浙江省委领导班子，李丰平等老同志不再担任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职务。他带头响应中央号召，愉快地从一线退下来。他在传达中央决定的领导干部会议上表示要搞好传帮带，要对一些重大问题做些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当好新的领导班子的参谋和助手，诚心诚意地支持新班子的工作。他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后继有人感到由衷的高兴，1998年在参加省第十次党代会开幕式时，这位86岁高龄的老党员高兴地说：“我觉得我们省的党代会一次比一次开得好！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胜过一代。”
李丰平同志离休以后经常说：“人离休了，党员身份不能离休”。他全力支持省委工作，努力发挥参谋作用，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时刻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已80岁高龄的李丰平同志先后两次到金华、温州、丽水和嘉兴等地考察，强调各级干部要深入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要学透、学好，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团结起来，振奋精神，集中精力，抓住时机，加快浙江经济发展，加快改革开放步伐。1995年6月22日，李丰平和铁瑛同志一起在《浙江日报》上联名发出呼吁：“大家都为农业技术推广出把力”，倡议建立浙江省农业科技推广基金会。这一倡议得到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纷纷捐款，李丰平同志也带头捐款。同年8月，基金会成立，李丰平同志应邀担任名誉会长。基金会成立以来，形成了独特的工作机制和农作制度创新理论体系，成为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农业科技推广工作有力的参谋和助手，其资助农作制度创新项目的试验示范和推广是国家重点农业科技项目推广的有力补充，是浙江农业在全国树立的一个新“品牌”。
三
李丰平同志一贯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共产主义信念坚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工作扎实、任劳任怨、勇于开拓，具有务实创新、无私奉献的精神。他讲党性、顾大局、守纪律，公道正派、光明磊落，谦虚谨慎、团结同志，始终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他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对身边工作人员和子女要求严格，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李丰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领导政法、财贸和农业工作时，他就注重调查研究，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实际情况，跑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当时为了在诸暨建一个水库，他连续在工地上呆了二十多天。他说：“过去，我们在工作中容易犯错误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脱离了劳动，脱离了生产。”因此，他经常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文化大革命”结束复出工作后，他就下乡搞调查。他说：我已经10年没有工作了，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因此要下去，这样才能了解情况。为了发展社队企业，他深入宁波市和部分县调查了解社队企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与有关部门商量解决办法。为了发展山区经济，他和铁瑛同志先后带领调查组分别对丽水、龙泉、遂昌、新昌、建德、开化、常山、江山、衢县、奉化、余姚等十多个山区县进行实地考察，在此基础上制定切合实际的发展山区经济的政策。每年春节，他基本上都是在工厂、农村或军营度过的。在退居二线后，他仍然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曾专门到宁波、温州等地调研对外开放工作。在调查研究中，他结交了一批敢讲真话的基层朋友，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他的这种做法曾受到陈云同志的称赞。陈云同志一次在杭州接见省委领导，谈到高级领导干部要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时，就表扬李丰平同志说：“你李丰平同志是四川人，周围就有这种人。”
李丰平同志胸怀坦荡，严于律己，勇于开展自我批评。他把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归功于党和人民，对工作中的失误和问题则主动承担责任。在20世纪50年代的“三反”运动中，查出了部分公安人员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案件，李丰平同志作为全省公安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向省委作了检查，指出“这是本人未负起应有职责的表现”。在以后的工作中，他也始终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经常进行自我批评，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坦白襟怀。
李丰平同志廉洁奉公，对子女和亲属要求严格，从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他经常对子女说：我是个普通人，你们也是普通人，要把自己的位子摆好，不要有干部子女的优越感。他规定孩子不能坐他的工作用车，必须住校过集体生活。重新复出工作后，他对子女约法三章：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三不做外国人。20世纪80年代初，在全民经商的热潮中，有人鼓动他在工厂工作的儿子，可以利用父亲的关系经商。李丰平同志知道后，就跟有关部门的同志说：凡是李丰平的子女，一律不准利用关系经商。如果利用关系经商，一经查实，要坚决处分。他有一个女儿从20世纪60年代跟随李丰平同志到安徽，一直在安徽工作。1980年，她通过自己的关系调回浙江工作，当时调令都已经下了。李丰平同志知道后坚决不同意，把调令退了回去。他后来对女儿说：当时正是知青返城、一些下放到农村的工人返城的时候，城里一下子很难安排这么多人，如果你调回来，我还怎么做别人的工作，要顾全大局。后来他的女儿还是在多年以后随爱人调动回到浙江工作的。
李丰平同志艰苦朴素，两袖清风，不计名利，心系人民。他经常说：革命的时候那么多人都牺牲了，我还活着，还有那么多工资，那么好的生活，可以了。他平常生活非常节俭，经常把用剩的肥皂头和碎肥皂捏在一起继续用，去世之前穿的也是从小商品市场买来的几十元一件的衣服。但他对身边工作人员和老区群众却很大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补发到一笔工资，专门拿出一部分给保姆和驾驶员。他还多次为公益事业捐款，为安徽原新四军七师驻地的希望小学也捐过款。在他去世前，把自己所有的数千册藏书都捐给了家乡的图书馆。
李丰平同志在生前立下遗嘱，表示去世后愿将遗体交浙江医科大学（今浙江大学医学院）作科研解剖，骨灰不保留或安放公墓，组织上不要为他撰写生平登报，子女和亲属不能向组织上提出任何要求。他还在去世前专门给党中央写信，表示坚决拥护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信的最后写下了“中国共产党万岁”，表达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矢志不渝的忠诚。根据李丰平同志的遗愿，2008年4月28日，他和夫人的骨灰伴着鲜花，撒入了滔滔的钱塘江中，与浙江大地、浙江人民永远在一起。
（曾林平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