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瑛，1916出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入抗大一分校学习。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团组织股股长、山东军区团政委、华东军区旅政委，参加了莱芜战役。1949年后，历任上海市公安总队副政委、政委，华东军区军法处副处长，****军事法院院长、舟嵊要塞区政委，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军区政委，浙江省第四届政协主席和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浙江省顾委主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64年晋升为少将。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2009年2月6日在杭州病逝。铁瑛同志在浙江省委的十二年
1972年5月1日下午，浙江体育馆召开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群众大会。说是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群众性集会，实际上是省委新的领导班子的集体亮相。会场座无虚席，人们翘首以待。
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整浙江省委领导班子的决定，正式宣布谭启龙、铁瑛同志为浙江省委书记。在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中，铁瑛同志开始了他在浙江省委的工作。
百废待兴
力解难题
1976年10月以后的两三年，国家经济上需要恢复时间，社会上问题也很多，各方面都需要花时间修复，生活依然艰难，大家都是勒紧裤带过日子。
1978年，铁瑛同志至少有4个月时间在下面调研。那年3月，他传达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一结束，就带着两个秘书下乡了。每到一地，他都要找县委书记、县长个别谈话，听听他们的心里话。
3月24日至26日，铁瑛同志一行到建德县的3个乡镇调研。听了县委的工作汇报后，铁瑛对县委的同志说：“建德有山有水有地，希望你们重新安排山河，科学种田，绿化山地，发展水果，富一方百姓。”
在建德，铁瑛同志现场办公，解决了一个老大难问题。那天，他们从桐庐到建德本来只有一小时的路程，但车足足开了3个小时。这条路已经修了好几年，但至今还有大块石头暴露在路面上，汽车一路颠簸，无法开快。老百姓无不抱怨。
从不发火的铁瑛同志那天发火了，他要秘书立即通知当时的省交通厅厅长马立亭、杭州市市长周峰连夜来建德。当他俩赶到建德已是深夜12时了，铁瑛同志立即询问这条路的情况。周峰说：“主要是没有沥青，这是一条二级公路，每公里需要180吨沥青，140公里路有两万吨沥青就能解决问题。”铁瑛同志听后，当即拍板说：“沥青，我帮你们解决，限你们3个月内完工。”
这个小会一直开到凌晨2时多。第二天，铁瑛同志亲自给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打电话，请他支援两万吨沥青。白如冰书记答应了，顺利解决了沥青问题。3个月后，一条黑色的二级柏油马路展现在人们面前。
解决了建德的公路问题后，铁瑛同志又用10天时间到杭州及下属的萧山、富阳、余杭、临安等地调研，跑了33个乡镇、看了11个工厂、听了4个县委同志的汇报。6月上中旬，他们又去了上虞、余姚、慈溪、奉化、鄞县等地调研。
铁瑛同志到地县听取当地干部汇报后常说：要改变浙江山河，靠的就是求真务实，苦干加巧干，不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和矛盾。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下工夫去解决问题和矛盾；贫穷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下工夫去改变现状。
铁瑛同志所到的每个县，规定不准宴请，不让领导陪吃，吃饭二荤一蔬；不喝酒，不吸烟，不准送礼，住宿常常在县委书记办公室搭张床铺就睡了。上下级之间显得那么亲近，那么随和。
任人唯贤
发展农业
1979年，神州大地，生机盎然。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为了总结推广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在北京召开了各省市第一书记座谈会，铁瑛同志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最后形成了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
10月上旬，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铁瑛同志认真传达了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和纪要。会上，大家解放思想，联系各地实际，进行热烈讨论。铁瑛同志说，希望大家从浙江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生产责任制，对包产到户责任制可以先试验再推广。他对农产品的价格问题、农贸市场问题、长途贩运问题，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对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识越来越清晰。1981年7月10日，时任省委副秘书长的厉德馨在《浙江日报》发表了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研究文章。铁瑛同志认真阅读后认为，厉德馨对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认识深刻，观点站得住。
8月初，铁瑛同志和时任省长李丰平找厉德馨同志谈话，让他去金华地委当书记。当时，铁瑛同志考虑，厉德馨同志对农业生产责任制认识比较深刻，可先拿一个金华地区去试验，如果成功，就在全省推广。省委很快任命厉德馨同志为金华地委书记。
9月1日，铁瑛同志到金华调研，让厉德馨同志汇报金华地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他汇报了两个问题：第一，停止纠正包产到户，不再向群众“顶牛”；第二，召开一次大会，公开讲明生产责任制的多种形式，把选择权真正交给群众。铁瑛同志赞许地点点头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你放手干吧！”
9月中旬，金华地委召开了公社党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厉德馨同志作了7个小时的报告，讲明道理，提出要求，又找了10个包产到户的典型介绍经验。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做法。金华全地区试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
包产到户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获得了成功。1982年金华地区粮食总产量由上年的50亿斤跳到60亿斤，一年增产10亿斤，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多种经营也获得全面丰收。
年底，省委总结和推广了金华经验，全省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开。不仅是农业，还包括林业、渔业和手工业，避免了全国某些地方走弯路的教训，后来居上，各行各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工业突破
开启新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铁瑛同志想得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全面开创新局面，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康社会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工业需挑重担。
工业开创新局面，需从浙江实际出发，扬长避短。我省工业以加工工业为主体，纺织、机械、食品3个行业占全部工业产值近60％，这三大行业必须继续抓好，不断创新。铁瑛同志在强调抓好浙江传统工业的同时，一直在寻找新的突破口，特别是港口、能源和原材料工业要有突破。
全国解放后，浙江一直被中央、国家定为海防前线，没有什么重大项目。1972年以后，谭启龙同志和铁瑛同志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不断地找国家计委和中央、国务院分管工业的领导，争取重大项目。在他们的努力下，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支持下，国家计委先后批准了浙江炼油厂、镇海电厂、北仑港3个重大项目的立项和建设。
铁瑛同志对这3个项目非常重视。每一个项目开工时，他都亲临现场，亲自动员，反复叮嘱，确保质量，如期投产。施工期间，他多次深入工地，调查研究，解决难题。在他的关心和指导下，总装机容量105万千瓦的镇海电厂如期投产，为全省的工业和民用用电解决了很大问题；年加工原油能力250万吨的浙江炼油厂，1977年年初开工，解决了松软基础、企业用水、铁路专线和技术难点等重大困难，于1978年11月20日正式投产，现在已成为浙江的龙头企业；宁波北仑港港口的建设，不仅浙江省委高度重视，还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国家交通部和浙江省委精心组织，把分布在广州、北京、天津、武汉、上海等地的建设大军调运到北仑，上万名建设者在港口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团结一心，奋力拼搏，于1978年1月开工，数年后，一个现代化的港口摆在了人们面前。这三大项目，现在都已成为浙江工业的骨干和龙头，对浙江经济建设起了重大的引领作用。
在铁瑛同志看来，工业要开创新局面，还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引进一批重大项目。1978年年底，他访问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以后，认为要改变浙江的经济结构，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仅要引进国内的重大项目，也要引进国外的重大项目。这不仅仅是经济效益，而且可以把先进技术和高素质人才引进来。他要求经济部门的同志解放思想，眼睛向外，寻找外资、外企，而且自己亲力亲为。
1982年上半年，铁瑛同志亲自抓了海盐秦山核电站、国际水稻研究所问题以及杭州汽车发动机厂与中国北京汽车厂联合的问题等3个项目的落实。为浙江工业发展开创新局面打下良好的基础。
深入基层
助民致富
铁瑛同志作为省委第一书记，时刻惦记着山区人民的致富问题。他常说：无论实现四个现代化还是小康社会，山区人民富不起来，这个目标就不能算实现。
于是从1980年开始，他连续3年深入到26个山区县逐个调查研究，直接倾听最基层的乡、镇、村干部以及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从政策和经济上关心、支持山区经济的发展，并提出绿化荒山、绿色浙江的奋斗目标。
1980年4月2日至18日，铁瑛同志和机关几位同志到建德、开化、常山、江山、衢县、金华、武义、浦江等8县调研，广泛听取意见，探讨对策，明确提出：建设山区是浙江“四化”建设的战略问题。他认为山区建设，首先要解决干部的认识和信心问题。其次是要搞好规划，山区建设周期长，光有当年规划、短期规划不行，还要有长远规划。三是实行科学营山，搞清土壤，宜种什么就种什么，千方百计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四是落实山林生产责任制，宜包则包，长期不变。五是强化和改善经营管理，破除旧的模式，创新新颖方式。六是综合经营，多种经营，茶叶、乌桕、桐子、柑橘、木耳、香菇、甘蔗、葡萄、西瓜等什么赚钱种什么，等等。这些意见得到了广大山区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1981年5月至6月，铁瑛同志再次到金华、缙云、丽水、龙泉、青田、东阳等10个山区县调研，着重研究了山区各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多种形式责任制，已经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铁瑛同志充分听取基层干部和山区农民的意见后，明确提出从山区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业制宜，确定各业生产责任制。农林牧副渔各业实行专业承包，联产到组、到劳、到户。山林、大宗经济作物和工副业，实行专业承包，粮田包产到户等等，生产大队要和农民签订经济合同。
1982年5月至6月，铁瑛同志第3次到临海、乐清、永嘉、苍南、文成、泰顺、盘安、东阳等8县调研，然后大范围召开研讨会，最后形成了《端正思想路线，把山区建设搞上去》一文。此文不仅在浙江得到贯彻，而且在同年第8期《红旗》杂志刊登，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
相濡以沫
廉洁奉公
铁瑛同志几十年的风雨历程，得到了爱人苏佩兰同志的极大支持。苏佩兰同志是抗战时期的老战士，她和铁瑛同志是在抗日烽火中结婚的。他俩并肩作战，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携手走过艰苦与幸福的50年。
夫妻俩一直乐于助人，在国家困难时期，铁瑛同志的工资除了养育子女外，每年都要拿出很大一部分帮助有困难的烈属、家属和周围的同志。苏佩兰同志筹划办起了部队第一家电池厂，解决了许多年轻军人家属的就业问题；她还组织家属每月去部队为战士们洗衣洗被，缝缝补补，战士们都称她为好妈妈。
上世纪60代初国家3年自然灾害期间，苏佩兰同志响应国家号召，带头复员，放弃了离休干部的待遇，给国家减轻负担。即使在她担任省妇联副主任期间，她也从未拿过一分工资，完全是义务工作。
铁瑛同志和苏佩兰同志都是严格要求自己、廉洁奉公的人，他们的一生都在奉献，从不假公济私。铁瑛同志到省里工作后，去北京的机会多了，但苏佩兰同志从没有跟铁瑛同志一起去过北京。直到铁瑛同志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俩才去了一趟北京、天津和河南老家，也是他们自己掏的腰包。讲到这些，铁瑛同志总觉得对妻子愧疚。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佩兰同志患了癌症，她没有悲观，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即使疾病折磨难熬时，她也从不抱怨，还劝铁瑛同志放宽心。
1994年5月1日，铁瑛同志把她从医院接出来，举行了他们结婚50周年的金婚纪念活动，子女和孙辈都参加了。铁瑛同志出人意料地从口袋中掏出一面小圆镜，一边擦拭着一边对大家说：“50年前的今天，我俩刚结婚，鬼子就来扫荡，我要随部队撤离，你们的妈妈也要回她的部队，她临走送给我这面小镜子，我把它藏了整整50年，这是我们婚姻的见证……”说着说着，铁瑛同志流泪了，在场的所有人都哭了，现场沉默了许久。苏佩兰抹了抹眼泪接着说：“我已经70岁了，人生70古来稀，已经满足，无所求了，现在只是爱这个家，爱每一个孩子，不愿与大家离别。”
这次活动后的3个月，7月31日，苏佩兰同志离大家而去。她从确诊癌症到离开人世过了两年半，主治医生说，她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这种癌症世界平均寿命只有9个月。事实证明苏佩兰同志是一个顽强、乐观的人。
铁瑛同志和苏佩兰同志处处以身作则，不仅言教，更重于身教，对子女都有严格要求，日积月累，养成了良好的家教家风。他们一家除了大女儿、大女婿过早离开人世外，6个儿女学业有成，事业成功，婚姻美满，后辈成人。
节选自《第一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