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年位居全国各省区首位；
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
60个县（市），30个进入全国百强县……
其实，又何止是这些——
在杭州，当李金宝走进乡图书馆，轻轻一点鼠标，就能借阅到自己心仪的图书时，他发自内心地感慨：“城乡鸿沟正在填平！”
在宁波，当四川阆中籍农民工苟洪才在“外来务工人员电影节”上意犹未尽地享受了一顿又一顿“文化大餐”时，他喜形于色地称赞：“处处能感受到以人为本！在这里打工，硬是要得！”
……
这块土地让人充满好奇与敬意，激发人去探寻浙江发展之道。
一
浙江先天不足：“七山一水两分田”；矿藏资源乏善可陈：缺油少煤，95%以上靠外来输入；海防前线这一区位，又让国家投资远远绕开……不过，困厄，对于不屈者来讲，是催人奋进的硎石。改革开放以来，凭着“走遍千山万水、吃遍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的“四千精神”，浙江人勇立时代潮头。640多万浙江人在省外创业，“无浙不成商”、“无浙不成市”成为新时期的流行语。
浙江崛起，与“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浙江文化基因”有关——这一基因，让浙江人“一遇阳光就灿烂、一遇雨露就发芽”。但更重要的原因呢？是浙江历届党委、政府一以贯之的“低调务实”、“由里往外美”的执政理念。
人们评论浙江，最常用的词是“藏富于民”。“藏”，离不开“执政为民”的胸襟和不计个人得失的气度。
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不期而至。2009年第一季度，全国GDP同比增长6.1%，而浙江只有3.4%。是为了面子、先保住GDP增长，还是继续推动转型升级？
浙江没有丝毫的犹豫：“困境中更要咬定转型升级！复原传统增长方式，即使暂时保住了经济指标，今后仍然躲不过发展难关。”转型升级的攻坚战打响了。2010年开始，绍兴县对排污不达标的企业一律贴上封条。有“南方五金城”之称的诸暨市店口镇，政府顶着“砸了店口人饭碗”的舆论压力，毅然关停了1304只土炉。
政风，决定着社会风气，也决定着经济走向。长期以来，GDP是否增长，是衡量干部政绩的一个硬杠杠。在任期内，如果GDP没有大的增长，想评优？想升迁？难！这样的比赛，容易带来这样的结果：为了GDP增长，有些人便把环境保护抛在了脑后。于是，尽管三令五申保护环境，小造纸、小化工仍屡禁不止；本来秀丽的山水，会被开山取石弄得千疮百孔……
浙江毅然停止了GDP竞赛，卸掉“政绩枷锁”——抓GDP增长是政绩，解决民生困难、生态环保问题同样是政绩。
地处浙江西部天目山区的安吉曾是浙江20个贫困县之一。这个县的“污染名号”同样闻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造纸、化工、建材、印染等企业遍布全县，青山被毁，污水横流，严重的水污染危及下游的太湖。1998年，国家有关部门发出黄牌警告，安吉被列为太湖水污染治理重点区域。而今，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二
过去有句民谚：“汽车跳，浙江到。”意思是，一到浙江，道路就成了“搓板”。
而今呢，这里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道路整洁宽敞，即使偏远的乡村，也实现了“三头”——公共交通到村头，硬化路面修到地头，超市开到门头。
统筹城乡发展，一直是令执政者们挠头的事。浙江通过制度创新，打破了制约发展的种种瓶颈。
如何改善农村住房条件？宁波北仑区吃了“第一只螃蟹”：该区新碶街道大同村的360多户农民，一直盼望建新村盖新房。但全村农房建设分散，每户占地面积很大。要建设新村，既少资金，又盘不出新土地解决困难户的住房问题。区、镇、村三级协商，决定在大同村试行宅基地集约利用。通过村宅基地出让，既省出了一半的土地，农民又获得了建设资金，农民的“死资产”变成了“活财源”。建成后，大同村村民每户平均能分到两套住宅，而村民的农民身份不变、村里的福利不变、土地承包权不变、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分红权不变。
宽敞的村道，崭新的楼房，地处浙西南的松阳县新兴乡外孟村，与两年前相比，翻天覆地。走进村民陈孟法的家，两间三层半的楼房，每层楼的卫生间都用上了抽水马桶，每个房间都有宽带和有线电视接口。陈孟法说：“我本来住在山上的自然村，今年搬进这幢新楼房。比起老房子，那是鸟枪换炮喽。”
嘉兴，还从社会保障方面把城乡统筹推进了一步——全国最早实行了养老城乡一体化，农村居民、城市无业者等人群全部纳入保险；全国最早建立了新型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在全省农民中看病负担最低、医院报销最多。
在浙江，城与乡的边界，的确已经很模糊。
三
要想社会全面进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环境优化、执政管理水平提高，必须三位一体。
“经济发展是苗，社会环境是土，执政管理水平是水。只有土肥水活，才能根深叶茂。”这是浙江的经验和做法。
赵发春在当年“枫桥经验”的发源地——诸暨枫桥镇摆水果摊已经多年。来自湖北的他笑呵呵地告诉记者：“山好水好人好治安好，住在这里，特别有安全感！”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营造和谐环境是我们执政的宗旨”……枫桥镇上的这些标语是对“安全感”的最好诠释。
还在10多年前，浙江便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平安浙江”概念。省委、省政府一方面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以乡镇综治工作中心为平台，推进平安工作网络向基层延伸，让综治进村居、进社区、进民企。另一方面，强化宣传教育——通过提高群众素质，让群众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自己化解矛盾，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为及时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连续9年，从省委书记、省长到基层乡镇长，定期约访接待群众。省里坚持常年抓“三头”不松懈：抓基层源头，抓问题苗头，抓落实领导责任制的“头头”。
“三头”齐抓，尤其是头头带头，“下访制度”出成效便是必然的了。群众这样评价“领导干部下访接待制度”：“干部来下访，群众少上访”；“下访抓‘三头’，矛盾无出头”。
在“枫桥经验”带动下，各地摸索出许多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经验：舟山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温州的“综治八大员”、苍南的“五站式工作法”……这些经验，让邻里的许多矛盾始发时就被化解。
已经连续9年了，浙江群众安全感满意率均在95%以上。刑事案件、群体性事件、生产安全事故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
浙江民营经济占“大半江山”。新时期浙江劳动关系出现新情况：一方面，资本的趋利本能在涌动；另一方面，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大多分散在中小企业的劳动者，自我维权意识也在增强。
浙江又是率先行动。薪酬，往往是引发劳动纠纷的主因。在各级工会的努力下，“企业协商谈增长、行业协商谈标准、区域协商谈底线”的协商模式已在浙江全省推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单位GDP的劳动争议受理数，全国为1.9，浙江为1.35；单位GDP的劳动争议涉及劳动者人数，全国为5.59，浙江为2.40。从全国范围看，浙江的劳资和谐度，明显走在了前面。
四
2万多观众在草坪上席地而坐，散场后该会是多么狼藉？演出之前，享誉国际的台湾编舞家、“云门舞集”艺术总监林怀民先生的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然而，2010年9月3日晚，现代舞《白蛇传》在浙江杭州柳浪闻莺公园演出结束之后，林怀民先生惊呆了双眼：草地上干干净净，竟然不见一片纸屑！
望着井然散去的人流，这位走南闯北的艺术家连声感叹：杭州市民文明素质如此之高，太难得了！
“高”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
——“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杭州许多马路的斑马线前，都竖着一块这样的牌子。每当有行人穿过斑马线的时候，后面的汽车就会自觉排起队伍。
——解决“最后一公里交通难题”。杭州率先在国内构建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无论是本地市民还是外地游客，只要办个简便的手续，就可以免费骑上一辆公共自行车在大街小巷随意穿行。
……
除了政策引导，杭州市委、市政府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文明植根于每个市民心中。听音乐到西城广场、看杂技到吴山广场、看越剧到运河广场……每周一次的特色文化广场活动，已经成为杭州老百姓心中的品牌。“多一个广场，少一个赌场；多看名角，少些口角。”看到这样的说法，“最美妈妈”吴菊萍、“最美司机”吴斌均在这一城市出现，你还会觉得偶然吗？
其实，“最美”不只出现在杭州——
衢州市人民医院护士林小娟，2011年7月底在庐山景区路遇病人，看到有人跪着在做胸外心脏按压，她没任何犹豫便迅速加入救护。路人拍摄的“最美护士”的照片一度在互联网上热传。2011年的岁末寒冬，衢州的美名更是随着三位“最美教师”的事迹传诵中国。外来打工者姚慧芬和两个孩子因煤气中毒，生死悬于一线。幸运的是，发现学生缺课的衢州市衢江区第四小学六年级班主任陈霞和姜文，以及体育老师江忠红及时上门追访，最终在与姚慧芬供职的服装店店长夏肖艳的一同努力下，让一家三口成功脱险。
而在嘉兴，红船精神影响着每个人。如今，嘉兴市区平均每10名市民就有1名志愿者。“有困难，有需要，说一声，我能办的肯定想办法。”这是私营业主姜宝祥的为民承诺；“如果把社会比作一台机器，那么我们要当润滑油，降低噪声，减少磨损；如果把社会比作人的肌体，那么我们就当益母菌，帮助消化，增强食欲。”这是年过七旬的“老娘舅”杜子鑫的人生格言……
看了这些，听了这些，您对“浙江大道”或是“大道浙江”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原载8月14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