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生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人们，常常会被卷入另一半球经济事件引发的经济故事中。当人们的生产生活不断融入这类经济属性后，人们越来越喜欢认识一些有趣或让人吃惊或带来财富的故事，以便让自己的小家（或市场主体）安然度过风险，掘到更大商机。本报今天起开出的“财经浙评”栏目，就是请来浙江知名专家学者点评天下财经大事，送上一篇篇深入浅出的专家观点。或许马上就能找到你所需要的内容。全球“救市”之下的浙江策
近段时间围绕世界经济的议论两个最热：分别为欧债危机和美联储QE3（第三轮量化宽松）效应。欧债危机是个老话题，过几个月会发一次热。最新话题是ESM（欧洲稳定机制）能否助欧元区走出**国债务危机的梦靥。ESM是欧元区治理**债务危机的一个妥协方案，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核心成员最终同意联手设立一项5000亿欧元的永久基金，以备救助**债务危机应急之需。QE3是前两轮QE的延续。这次有所不同，前两轮QE都有明确的数量和期限，都是6000亿和6个月。QE3没有那样明确，只宣布每月投入400亿，直到就业好转为止。引出的议论与此前亦有微妙的差异。前两轮QE推出时，中国视点的预期近乎众口一词地是负面的，这一次对QE3效应的预期，除了负面之外，还夹杂了一些较为客观的，有论者认为QE对世界经济或许有好处。
围绕国内政策的所有议论期中，最热的一个要数“二次刺激”。有一种猜想抑或期盼，认为面对经济减速，高层有可能推出新一轮刺激计划，甚至有可能放松房地产调控，更有“财经大嘴”断言：房地产调控即将半途而废！
如以浙江区域经济视点来看，上述两个议论与一个预期要比别的区域更强些。原因多半和两个不争的事实联系在一起：一个是浙江经济对于出口的高度依赖，区域产业与企业多半已或深或浅地嵌入了国际产业链之中，美欧经济政策的任何变数都能为区域经济决策者感受到；另一个是，上一轮大力度刺激中浙江获益不多，
新一轮刺激有望让民企分一杯羹，自然值得期盼。
然而我要说的是，此类热议和预期对于区域经济决策的误导多于启示，因为议论及预期多半是以放大了的短期经济变数掩盖了中长期大势。对于决策者而言，必须盯住内外经济中长期大势，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受上一轮经济波动与政策运作引出的情势左右。空间经济学视角来看，中长期内外经济大势多半难逃两个空间层面的“后”背景，因而最值得持续去关注：
一个是世界经济的“后危机”。早先我曾说过，“后危机”既是一个时段，也是一种状态。作为一个时段，是由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引出的时段。作为一种状态，世界经济在中期（3至5年）甚至长期（5至10年）内将呈现一种“中间偏下”的状态，既不会发生大的灾难，也不会出现强劲增长。个中的原因是两面的：一面是，世界经济尚未集聚起堪与“前危机”期相媲美的增长动因，因而不可能恢复强劲增长；另一面是，全球业已形成一个多层次集团互动的经济治理机制，这个机制具有足够的干预能力化解局部危机，因此局部波动不至于发展为大的灾难。就这个视点来看，欧盟ESM也好，美国的QE也罢，都属于“后危机”背景下的一种“二级变数”。难以改变世界经济“中间偏下”的大势。
另一个是中国经济的“后刺激”。“后刺激”的含义也是二重的：一重是，这是一次大力度刺激落幕后的时段；另一重是，短期内不大会有类似力度的刺激。客观地来看，大力度刺激政策实属无奈之举。因为在那之前的宏观政策是以紧缩为主基调的，紧缩的小目标是抑制经济过热，大目标是促产业转型升级。其效果在金融危机袭来之前已经显露，沿海部分地区产业与企业优胜劣汰机制抽紧，“裸泳者”时有现身。不曾想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改变了政策轨迹，宏观政策由紧缩转向刺激。刺激政策虽逆转了中国经济减速，但却延宕了产业转型升级，可视为一种“非常环境”所迫的选择。目前及可以预见的时段内，中国经济遭遇“非常环境”的几率并不大，转型升级关乎长远发展，在此情形下预期“二次刺激”不现实。正常情形下，决策者不会考虑“二次刺激”，“后刺激”时段当是个无刺激的时段，至少不会有强力刺激。
由此也可引出浙江区域经济的“后背景”——或可称为“后跑路”。“跑路”是怎么回事儿？表象是民企老板资金链断裂一走了事。浅层原因是民资、民企投资经营环境的恶化，深陷投资难与融资难怪圈。深层的原因是体制改革滞后。作为一个主要仰仗民营经济的省域，民企经营者“跑路”对于浙江经济寓意不一般。“后跑路”并非意味着“跑路”已告一段落，可高枕无忧。恰恰相反，区域产业与投资已经进入一种空间上极其不稳定的时段，产业空间向心力面临挑战，区域已经集聚的产业和形成的潜在投资资源，扩散和流失风险骤然增大。
客观地来说，上述三个空间层面的“后”背景，既构成浙江区域决策的约束条件，也构成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机遇。作为约束条件，三点当是清楚的：其一，“后危机”走走停停的世界经济，意味着一个像浙江这样的出口大省要延续以往那样依赖出口扩张的路径将很不现实，必须花大力气转换增长动因；其二，“后刺激”抑或大力度刺激之后的时段，期待新的刺激政策，尤其是偏向民企与浙江此类沿海发达地区的刺激政策也是不现实的。必须打消此类幻觉，按照“无刺激”的约束条件筹划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产业转型；其三，“后跑路”时段区域产业与投资向心力与离心力的较量，意味着破民资民企双困局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花大力气推出切实的改革举措。作为三个空间层面“后背景”的新机遇，最大同时地方政府最能够发力的，当属改善民资民企投资环境与破除国企把持的产业进入壁垒。
（作者为浙江大学博导、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