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共同价值建设“两富”浙江

来源:浙江日报 发布时间:2022-01-14 浏览量:11

10月18日至19日,由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主办的全省“精神富有”理论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来自全省社科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围绕“精神富有”主题展开研讨交流。现将其中部分观点摘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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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认为,精神富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基本要义,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具体体现。从“两创”到“两富”反映了浙江现代化建设的纵深推进,是统一于整个现代化过程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要求。

曾骊认为,从“两创”总战略到“两富”总目标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精神源于实践,不同的社会实践会产生不同的精神,不同历史阶段、历史时期的重大社会实践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精神。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在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总体建成全面小康,向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当前,浙江省总体上达到了全面小康指标,站在了新的起点上,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时刻,面对在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崭新的、艰巨的、在全国具有开拓性的历史任务,迫切需要与新时期、新任务相适应的新的时代精神的引导和鼓舞,需要在原有精神上进行深化与拓展。精神富有,反映了浙江广大群众的意愿,把握了浙江科学发展中的时代脉搏,切合了浙江率先发展的实践需要。

刘妙桃指出,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说:“态度、价值观和信念等被笼统称为‘文化’的东西,在人类经济进步的过程中无疑起着重要作用。”今天,在新一轮发展形势下,要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不仅需要政策、资金、技术等的支撑,而且还要有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

冯铁蕾认为,浙江去年已基本实现全面小康,中等收入阶层数量仍呈增长趋势,居民幸福指数位居国内前列,连同初具成效的生态浙江、诚信浙江、平安浙江建设等其他有利因素,以“物质富裕、精神富有”双核驱动的转型价值观,或可导引我们通过文化转型突破非经济瓶颈、率先走上社会复合转型之路。

胡晓敏说,一个人在精神上是否富有,关键取决于其道德素质、精神境界的高低。那些品德高尚、目光远大、致力于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人,即使在物质上不一定十分富有,但由于能够得到他人和社会的认同与尊重,他在精神上就是富有的。反之,那些狭隘自私、唯利是图的人,虽然可以实现物质上的富有,但由于极少想到回报他人和社会,结果很容易导致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冲突,他在精神上就是贫穷的。物质上的贫穷可以通过努力加以改变,而精神上的贫穷往往是致命的。如果说,把大学生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高等教育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那么让大学生做“精神富有”的人是当前高等教育的现阶段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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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认为,精神富有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主观世界不断得到改善、精神生活不断得到充实提高的过程和状态。作为现代化建设范畴的精神富有,包括社会的精神富有和个人的精神富有,是两者的有机结合,涵盖了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

李婕认为,精神富有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价值构成。从广义角度来看,精神富有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精神文化包括教育、科学技术、价值观念、体制、发展战略、知识创新等方面能够充分满足人们合理健康的精神需求,能够不断提升人们的精神力量;从狭义角度来看,是指某个团体、家庭或个人在接受国民教育的基础上,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科学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具有较强的文明自觉意识和民主法治意识,具有积极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健康的心理素质、思维方式和行为趋势等状态。总之,“精神富有”是主体的一种主观感受,是一种正面积极、合理健康的精神需求的满足和精神生活的享受状态。它具有多样性和动态性等特征,不同职业、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精神富有”的追求是不一样的,“精神富有”也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

刘国翰指出,按照层次的不同,精神可以划分为:价值观、文化、知识、情感四大部分。价值观是一个人精神活动的核心部分,共同的价值观则是一个社会追求精神富有的基础。物质富裕的程度可以用资产和货币来衡量,精神富有的程度也有客观的衡量标准。在个人的层面,我们可以用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阅读量、参加社会活动的次数、人际交往的范围等来作为其精神富有程度的替代指标。在社会层面,则可以用一个社会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人均教育机构的数量、人均文化机构(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的数量、文艺作品的数量、社会团体的数量等作为衡量指标。

周琳认为,“精神富有”应当关注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体验。幸福感是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心理指标。幸福感既有赖于对外围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认可,也包含主体内省对自身精神状态的认同。幸福感不与物质富足绝对成正比。幸福感来自对自身状态及周围环境的满意,而满意是现状与期望在进行比对时获得的心理体验。在同样的状态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幸福感。落实与人民息息相关的民生工程建设,完善社会公正公平民主体系的建设,将不断缩小主体对现实和期望间差距的评价,从而对其幸福体验产生影响。这也将为“精神富有”提供有力的情感支撑。

周燕认为,人心向善是社会精神富有的重要体现。向善,最简单的含义就是愿意做对他人有益的事。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照亮我的道路,是真、善和美。因此他才会孜孜不倦地坚持追求科学、和平和真理,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一个人有了向善的心,才能完善自己的人生;一个社会有了向善的力量,并且成为主流,显示出强大的能量,才能成为一个和谐而美好的社会。向善的力量一直是浙江巨大的精神力量。“最美妈妈”、“最美教师”、“最美司机”等等,他们的事迹我们看得到,也能学。当前,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走在全国前列,在物质富裕的同时,人民还需要精神上的富有。因此,我们倡导“向善”作为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实际也是社会追求公正、和谐、文明、进步的内在要求,即社会精神富有的重要体现。

于成文指出,全省人民精神富有目标的实现,不可能自然而然地进行,也不是建设物质富裕的浙江的副产品,而是先进阶级、先进政党遵循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自觉建设和培育的结果。实现浙江人精神上的共同富有,需要充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和先进人物的示范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省委省政府充分挖掘先进群体的典型事例,不断激励全体社会成员投身于建设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的社会实践中,引领全体浙江人逐步成为精神富有的公民。特别是近一个时期以来,浙江大地涌现了为救落水者牺牲的年轻军人孟祥斌、千里兼程献热血的毛陈冰、“最美妈妈”吴菊萍、“最美司机”吴斌、“最美姑娘”叶霄雯、“最美爷爷”占祖亿、“最美警察”吴连表等一大批感动全国的先进人物。他们的事迹体现了当代社会的道德高度,是精神富有的当代浙江人的代表。发挥这些先进典型的引导和示范作用,使价值观、精神富有等抽象的理论变得具体生动,对践行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带动全体社会成员成为精神富有的公民,具有极大的感召力。

郑生勇认为,人是社会的主体和道德的主体,提高个人品质是纯化社会风气的关键。古人说得好,“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个人道德品质的培养离不开教育。为了进一步提高浙江人的道德品质,进一步优化社会风气,进一步提高文明程度,我们需要进一步重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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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认为,价值观是精神的内在源泉。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积淀了浙江的历史人文,彰显了当代浙江人的精神特质,体现了新时期浙江人共同的价值追求和价值标准,是精神富有社会题中应有之义。

徐辉认为,一个人的价值观是指人在个人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人的价值实现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满足自身的自然属性,即物质性的价值追求。二是排除金钱、物质享受之外的精神性的价值追求,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价值尺度,这种价值的实现虽然劳其心智、苦其筋骨,却可以获得人们的尊重。

赵海莹指出,人最大的发展空间是精神追求,用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充实自己、武装自己、丰富自己,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人的自身发展主要靠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通过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让人们有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追求。对个人而言,是一个人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塑造;对社会而言,是一个真正关心人、爱护人的事业。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不仅可以使每个人生活充实,而且可以使每个人走正道。

章清认为,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是从浙江的历史传统文化入手,从未来浙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着眼,立足于当下浙江的时代背景,探究浙江价值观的内涵,藉此推动浙江人民以更积极主动的主体意识,自觉担当作为当代浙江和浙江人对人类价值的权利和责任。

社会发展史也表明,一定社会的核心价值及其价值体系,在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进步中具有不可取代的社会功能。共同的社会价值体系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是维系社会成员的精神纽带,是规范社会行为的价值导向,是判断社会是非的价值尺度。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人解放思想,敢闯敢试,抓住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在全国率先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乡镇企业,率先创造出股份合作制、混合所有制等经济组织形式,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道路。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第一个专业市场、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农村合作社、第一座农民城,都诞生在浙江。浙江之所以能创造如此之多的成就,其内生动力源于自身特有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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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认为,以“务实、守信、崇学、向善”为内涵的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虽然只有简单的八个字,但却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具有丰富的内涵,即实事求是、讲求实效,尊重规则、信守承诺,崇尚学习、善于创造,人心向善、从善如流。

郭维平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多元文化并存,各种价值观念泛起,提炼和构建具有浙江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得尤为重要。在全省群众大讨论基础上,省党代会提炼了“务实、守信、崇学、向善”八个字,作为浙江人民共同价值观正式提出,与“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目标相匹配。“务实、守信、崇学、向善”

反映了浙江社会普遍倡导的价值追求,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并突出了为人之道。我们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浙江民众对该共同价值观认同度相当高,选择“十分认同”与“基本认同”两项的各群体比例都在94%以上。因为这八个字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又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国学精神,更是源于浙江人民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积淀,充分体现了浙江人文特色,为打造浙江共有精神家园,为建设现代化浙江提供了新的精神动力。

杜坤林认为,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引领全省人民争做精神富有的浙江人,彰显了具有鲜明特征的道德价值取向:一是彰显了浙江的人文地域特质。“务实、守信、崇学、向善”的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有着七千多年历史文化积淀的浙江精神,充分体现了浙江人民艰苦创业、辛勤劳作、物质富裕的现实写照,充分尊重并彰显浙江深厚文脉所孕育的精神特质;二是顺应了时代特征的发展诉求。“务实、守信、崇学、向善”的价值取向,不仅反映了从物质富裕向精神富有转向的时代呼唤,更是彰显了激励全省人民前进发展的现实诉求;三是凸显了精神内核的价值追求。“务实、守信、崇学、向善”的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价值导向,也包含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价值导向,充分体现了真善美的理想人格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这种基于广泛讨论所形成的价值共识,不仅传承了浙江人共同拥有的集体优秀品格,也必然更加为全社会所广泛认同,具有强大生命力。

吴荣耕认为,当代浙江人的共同价值观所倡导的求“实”、求“义”、求“学”境界,在传承浙江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又强调了新的时代内涵,从而形成了新的境界。这一新境界主要由下列一些理念构成。在求“实”观中提倡将财富增长和“万民忧乐”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经济发展和社会成员“公平”地享有社会财富都看成是最大的“实事”,强调了“公平”在浙江社会中的价值;在求“义”观中提倡将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和社会利益的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倡导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遵循以诚信为核心代表的社会准则,还应当承担关爱他人、关爱社会、关爱自然的社会责任,强调了道德和法治并重在浙江社会中的价值;在求“学”观中,提倡将“学以致用”和“学以致知”有机地结合起来,既重视具有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知识,也关注那些有着长远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知识,如一些人文科学、基础科学方面的知识,强调了全面的学习在浙江社会中的价值。由此可见,浙江人的共同价值观所倡导的理念,也正是构建富有的精神家园所需要的价值观。

秦鼎认为,简要言之,“务实”是取得财富必备的先决条件;“守信”是财富源源不断的保证,没有笃守信用的财富是不可能长存的;“崇学”是财富能够提升品质与规模、升华其意义的重要途径;“向善”则是财富的旨归。只有通过“务实”而得来的财富,只有依靠“守信”而获得的财富,只有善于“崇学”而凝聚的财富,只有立足“向善”而扩充的财富,我们说这样得到的财富才是“心里踏踏实实的”、是“阳光的”、是“健康的”、是“合理合法合情的”、是“见得了光的”

、是“有德性的”、是“令人幸福的”。所以,我们说“浙江精神”折射出“幸福财富理念”。

张彦认为,向善的价值追求是实现社会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依托。向善是所有普通老百姓都能够共同参与、身体力行的公民道德建设过程。当前的浙江省在建设尚德、向善的价值观目标上,更要重视公民道德的基本建设。从价值主体来说,我们要从空洞的、抽象的、宏观的对象向具体的、当下的、自主的对象转型,关注每一个活生生的浙江人,关注身边诸如吴菊萍、吴斌等一个个不平凡的普通人,关注“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从价值需求来说,要将核心价值体系的共同理想与公民的个体理想相结合,从突出为国为民的理想境界向为国为民为家为己并重的现实境界转型,立足民生事业,立足与公民现实生活相关的道德维度;从价值取向来说,要从单纯的利益导向向公民道德信心完善的目标前进,着眼于公民的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的夯实,加强对共同家园、对事业的认同感和幸福感;从价值目标来说,要把抽象的、未来的道德目标与具体的、现实的、日常的道德目标相结合,使得公民道德建设成为神圣价值和世俗价值的有效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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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认为,要通过教育引导、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公民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等载体,以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和人生内涵,实现人在精神上的富有与进步。

丁根林认为,在弘扬践行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并使之“大众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深刻领悟“大众”的真实涵义,打造本土化的通俗、生动、富有实践体验特征的“文化代码”。其一,多样化地创新平台,注重价值传播的有效性。要通过电视、网络、广播、书籍、报刊等多种载体,运用音乐、舞蹈、诗歌、民间曲艺等多样形式,潜移默化地传播现代公民价值观,使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深入人心。其二,有针对性地编写教材,契合接受对象的需求特征。主流价值观在普及过程中,一定要从地域、人群、文化、习俗等方面出发,根据接受对象需求,分层次进行有效传播。其三,生活化地组织活动,增强接受主体的体验性。结合日常生活组织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道德主体在弘扬践行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的活动中,完成对外在理念的接受与内化过程。

施蕾芬认为,人的精神文化需要是开展群众性精神文化活动的动力。而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民俗事象,无论是在生产、生活还是娱乐中,都体现了一种群体性的活动,使人们置身其中,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接受民俗文化的洗礼。民俗文化的乡土气息以及原生态的特征,更是为当今浮躁的社会与人际交往的世俗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这种纯朴的力量,使人际间的交往更趋于真诚、平和、友好。因此,通过弘扬民俗文化,参与群众性民俗文化活动,将身体力行地实践群体价值观,实现个人与群体的相互融合,使个体的人在群体中获得价值认同和情感归属,从而增强社会认同感。

杨文兵认为,传统经济学企业伦理的逻辑假设是:企业的本质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再加上民营企业在组成方式与结构上有其特殊性,从而产生了一种片面的民营企业价值观,使得浙江民营企业普遍存在外部适应能力较强但内部凝聚力不够高的现象。而在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的民营企业价值观则要求民营企业构建一个分层次、多元化的价值观理论体系,并从企业自身、地方政府以及行业协会等多个层面共同努力,着眼长远利益,为企业长久稳定的发展提供有利保障机制,使民营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程芳认为,建设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要消解农民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价值冲突,促进农民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使农民满足更高层次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的需求。具体体现在:一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正确的民本理念,充分尊重农民的生存处境、现实需求与发展愿望,办事情、想问题处处为农民考虑,替农民打算,为他们的生活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二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推进农民向新型农民和城市居民转化,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变革他们传统的思维模式,促进农民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型,造就具有城市化的素质、修养和能力的现代农民,为城市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源支持。三要全方位接纳农民工,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和服务。引导全社会以开放的心态去更好地赢取农民工的支持,让农民工不但不仅成为城市的建设者,而且成为城市的主人,真正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待遇,切实增强他们的心灵归属感。四要加强农民的价值观教育,为农民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精神支柱,引导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感知、领悟、认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践行当代浙江人的共同价值观,把它真正内化为自己的坚定信念和价值追求,外化为自己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为浙江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章剑峰认为,总结和分析调研结果,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和研究浙江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我们的价值观”的认知和践行情况。主要结论为:其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知认可、入脑入心的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其二,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交融、影响,使价值观多元化,需花大力气应对和引导。其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和浙江省优秀的区域文化对浙江群众的影响力还不够,工作空间很大。其四,浙江群众对新出炉的“我们的价值观”还没有认知普及,宣传教育工作需稳步推进。其五,学校教育对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和践行具有重要意义,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我们的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其六,党和政府的“以民生换民心”工程有大量工作要做,其在核心价值观宣传和践行方面的作用必须得到正确认识。其七,大众传媒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和践行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宣传理念、内容、方式有待改进和创新。其八,志愿活动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我们的价值观”的重要渠道和载体,志愿活动的内容和质量有待拓宽和提升。这八方面的结论和启示说明: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和“我们的价值观”普及与践行的社会心理基础建设,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