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脸庞比这镇上的任何一个老头儿都显得喜气洋洋。圆脑门儿，圆眼睛，圆鼻头，圆腮帮子和圆下巴。所以他的面部的肌肉动与不动都像是在笑，或正准备笑出满口的牙。牙齿一颗不缺。快70岁的人还能有这样洁白整齐的牙齿，真的非常难得。没被导演发掘了去拍牙膏广告，亏大发了！
他以卖笋为生，常年穿梭在菜市场里。春天卖毛笋。毛笋分两种，上品是黄泥山里挖出的嫩芽，谓之“黄芽头”，因其少有、甜脆爽口，故身价高而抢手。他卖的通常是不出挑的褐壳毛笋，大小不一，歪七扭八，一斤的价格便宜到以角计。要全部卖完，一半靠运气，一半靠不屈不挠的推介。他捧着笋追在人家身后，“老板、老板娘”地叫着，一茬茬新鲜的笑容前赴后继。仿佛他那浑然天成的脸盘子是块盛产笑容的沃土，专门生长着没有腿也能自动跑出来的笑容。夏秋两季卖鞭笋。鞭笋讲究长、直、白。他掏来的鞭笋都不如人家的养眼，短短的，下面的两节老得指甲掐也掐不进。为了顺利脱手，他把笋剁掉一段，龇牙再剁掉一段，最后只剩下可怜巴巴的一截笋尖。别人龇牙是凶相，他龇牙还是笑脸。冬天卖团笋。好的、差的掺杂着盛在口袋里。他自己都笑话自己的屁股是尖的，坐不住。宁可便宜点行贩给专门收山货去市区做生意的二道贩子，也不愿意守在冷冻冻的寒风中散卖。他的算盘打得头头是道：反正是山里开出来的东西，花了点力气而已，又不花什么本钱。钱卖进口袋里才算数，在街边坐半天卖不掉，价钱再贵也没用。不如我早早再去山里一趟，还能有一笔收入。
确实是这么个理儿。
一次，我问他：“你这样常年卖笋，总共承包了多少座山？”
他倒也实在，爽爽快快地跟我交底:“自己名下的山不多，掏的全是别人家的山。”
“别人家的山就随你掏啦？”
“我的山别人也在掏。反正你今天偷偷掏我的，我明天悄悄掏你的。互相掏，一笔乱账啦！”
卖笋比种菜的进账稍微要好一些，一天少不了几十块钱。他的钱袋子是用旧衬衣的半只袖子改成的，很深，口子上扎着一根油光光的细绳子，里面的钢镚坠坠的。他从钱包袋里摸出两钱买两个白胖松软的馒头当早饭，再到副食店里买了一份鸡蛋糕带走——那是他进山后的午饭。吃不讲究，穿也不讲究。黄色的解放鞋，衣服的款式至少落后现在二三十年，一律灰扑扑的。少扣子的少扣子，开缝儿的开缝儿。有一回，他到我摊子上来买缝衣针和线团，指着裤腿上掉线的一段给我看。语气明明是灰败的，脸上呈现出来的仍是盈盈笑意。他说：“你看没有老婆的人倒灶（方言，意同倒霉）。衣裳破了要自己瞎补。”
他是有过老婆的。20多年前，一个外乡女人拖着个8岁的儿子流落到他所在的村子里。他收留了那娘儿俩，那女人和他做了9年的夫妻，后来又带着儿子跟了别村的一个男人。他简短地陈述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嘴角一如既往地浮动着似是而非的笑意。仿佛那是别人的故事，他只负责旁白。他说，“帮她把小孩子养大了，她就不要我了。”他叹口气，又说，“她嫌我不会赚大钱，嫌我穷，嫌我没用。”
他摇头，嘴巴勉强一咧就咧出个喜庆的笑脸说，“做人一场乱梦啦，我也快７０岁了，过一天算一天。自己能动能吃万事大吉。”
掏笋，卖笋。他一年到头干的，单单就是这么一桩事儿。
前几天，他到街上来了。第一次没骑电瓶三轮车，第一次穿得整整齐齐，第一次像模像样地夹着一只年事已高的黑色人造革包。包外面印着四个小白字：中国
上海。
他一见到我就问：“你知道哪里有房子卖吗？”
“你买？”
“嗯，小一点、便宜一点的老房子，要带院子的。”
我打量了他一番，问他：“你预备了多少钱买房子？”
他犹豫了一下，说：“80万左右的能接受。”
“啧啧……卖笋攒下80万？”
“国家造高速公路，我的房子院子刚好在规划线上，赔偿款有100多万。”
旁边一中年妇女感慨道：“赔的钞票有这么多？这么多钞票侬用也用不光，侬还可以讨个老婆，还来得及生个儿子传宗接代！”
“我正准备花七八十万买栋房子，10多万装修一下，剩下的钱养老。”
我杵在一旁，认识他10多年了，突然发现今天的他与往日不同，夹着包，腰杆笔直，慢条斯理地和曾经的女村邻叙着旧，畅谈着未来。之前依附着他的脸而生的那些活跃又富饶的笑意，这一次，消失得无影无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