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李零先生发表在《考古研究》2020年第六期上的《绍兴坡塘306号墓的再认识》一文，瞬间勾起了我对狮子山的念想。狮子山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头，却是绍兴文化史无法绕过的处所。狮子山西坡脚下的绍兴坡塘306号墓，其出土的文物很多是浙江博物馆有关越文化的重器，更是游走在国内各大文物展上的贵宾。
一座鲜为人知的小山，一座惊世骇俗的古墓，这里到底蕴藏着多少引人入胜的故事？
神秘的绍M306
1981年11月，绍兴坡塘一砖瓦厂在狮子山取土时发现了六件青铜器。1982年，浙江省文管会对此地进行了系统性发掘清理，最后确定是一座古墓，编号为：绍M306。此墓清理出包括汤鼎、鐎盉、伎乐铜屋、插座、玉耳金钅和、玛瑙饰等珍贵文物在内的随葬器物共1244件。三件铜器有铭文，其中的两件后来被公认为是徐国器物。
那么，墓主人是谁？筑墓年代在何时？徐器何以入葬越地？墓主到底是越国人还是徐国人？
牟永抗先生在《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中介绍道：“绍兴306号墓是在浙江省内首次发现的一座较大型的先秦墓葬。”他这样解释墓中徐器的来源：“公元前512年，吴灭徐，徐器可能落入吴人之手，随之越又灭吴，在俘获吴器的同时也获得一些徐器，是完全可能的。”至于筑墓年代，牟先生这样说：“此墓的入葬年代当在公元前473年越灭吴以后不久。这是一座战国初期墓。”
在《绍兴306号越墓刍议》一文中，牟永抗先生补充道：“铜器的国属并不一定就是墓葬的国属”“墓主人可能是一位文职人员”“墓主人有可能是越国相当于卿大夫的巫祝一类人物”“306号墓是越墓”。
此后，国内考古界掀起了对此墓文化属性的广泛讨论，出现了“越墓说”“徐墓说”，甚至还有“吴墓说”，主要是越与徐之争。牟永抗、钟遐、杨权喜、张敏等持“越墓说”，董楚平、曹锦炎、林华东、陈元甫、孔令远等持“徐墓说”，一直争议到40年后的今天，仍无定论。
李零的研判
李零先生的《绍兴坡塘306号墓的再认识》一文，最大贡献在于对汤鼎和小炉这两个公认徐器的铭文进行了深度解读，进而提出了对306号墓相关争议的新意研判。综合一下，主要是这几点：
一、汤鼎的作器者是徐国贵族，官居賚尹，其名为皆，可能是墓主的近亲。
二、小炉的主人名叫■（同“背”），是徐王的长女，有可能即他地徐器铭文中曾有记载的嘉子孟嬴。
三、除汤鼎、小炉外，306号墓出土的其他铜器也多属于徐器。玉耳金钅和估计是越器，玉器和印纹陶器，亦属越器。
四、墓中未见明显属于男性的器物，出土的刀、削、砺石等多与女性的纺织、竹编等活动有关。小铜屋、小铜簋、小铜炉、小铜豆皆属弄器（玩具），似与女性关系更大。墓主身佩玉器及玛瑙、水晶、琥珀串饰，也暗示墓主可能是女性。
五、插座似为镇墓兽之用，其四隅承器者为断发纹身带角形冠的小人，类似浙江湖州埭溪出土鸠杖铜镦下的纹身小人。
六、此墓墓主是徐王元女（长女），女性；此墓是越地的墓葬，但墓主不是越人，而是从徐国嫁到越地的女子；墓中出土物以徐器为主，总体特征更接近春秋晚期，而非战国早期。
李零先生的结论是：“越地的墓葬，但墓主不是越人”，请注意，用了“越地的墓葬”而非“越国的墓葬”，很好地回避了有关306号墓是越墓还是徐墓的胶着争议，行文真可谓谨慎之至。因为越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同类墓葬再次出现，
只是孤证，也没有更多的徐、越交往史料可以佐证（许多还只停留在传说层面上），所以，徐王元女到底是久居越地后而亡还是避居越地时而亡？她所嫁之人是外族越人还是同族徐人？这些都不得而知，因此，定性306号墓的文化属性目前还是难事。
墓在越地，但墓主人是徐人且随葬有铭重要器物是徐器，看似并没有下结论，但至少向我们展示了徐、越两族深切交融的真实画卷。你想，这些作为弄器和饰物的大量越器随葬品，必定是女主人生前的最爱。从这个层面上讲，越墓、徐墓的归属之争，不争也罢。306号墓中出土文物折射出的璀璨光芒，耀眼夺目，它们是中华民族先民智慧灵光的器物结晶，属于越地，也属于古代南方各民族，更属于整个中华民族。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因此，也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徐人的远足
西周时，徐人的活动中心在淮河中下游。但在浙江，却到处流传分布着徐偃王的传说与遗迹。龙游徐偃王庙久负盛名，宁波东钱湖畔有“徐偃王庙”与“徐偃王墓”，象山与湖州也有徐偃王墓，舟山岛上有很多处“徐偃王庙”。温岭大溪的徐偃王城遗址一度很有名（考古界现已明确定性为西汉东瓯国古城），当地流传着“后徐国”的传说，近几年附近还发现了古岩画。
大溪古城遗址位于温岭市大溪镇里宅村与大岙村之间（现两村合并称古城村）。尤为重要的是，在古城附近还发现了一座东瓯国的贵族大墓，该墓规模巨大，它不但是迄今为止整个浙江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最大一座西汉墓葬，而且也是浙江全省目前发现的最大一座西汉墓。实地踏勘的结论是：四面城墙基本已毁，内城范围内已建有密集的居民房和自留地，但城墙所在处高低坎清晰可辨。在当地一郑老先生家中，我还第一次亲手触摸到了印纹陶小残片，这种来自2200多年前的实物质感，令我怦然心动。
从考古结论看，大溪徐偃王城应该只能归于“传说”行列。言传口授的传说需要器物来证实，这个的确不假，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彻底否定这些传说背后可能隐藏的历史讯息。譬如：没有史料能证明徐人曾在越地建立过政权，但徐人曾入越定居，却可立说，至于通婚，那就更是可能。越地徐人的足迹尚有其他器物铭文为证。
董楚平先生在《绍兴306号墓国属问题研究——兼及浙江徐偃王传说》一文中这样写道：“2003年春，绍兴市区塔山旁某基建工地出土一件徐贵族后裔的青铜甬钟，今藏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这件甬钟铭文明确说是“(徐)”器，其字体都是典型的越国鸟篆书，说明器主人入越已久，染习越俗颇深，这与306号墓出有越式器物的道理是一样的。”或许，在于越流散、东瓯立国之前，徐人曾在温岭大溪一带定居繁衍过。在当地没有带铭徐器出土之当下，我仍然愿意相信诸多传说的背后有事实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M306出土的带铭徐器可谓价值巨大，它证实了徐、越两族在今绍兴古城南部、丘陵北缘交融共居的历史事实，至迟在距今2500年前已经存在。相信，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更多徐人远足越地的史实将会得到证实。
徐人远足浙江的历史迷雾有待拨云见日。
古滇国的回响
2018年11月中旬，我到云南玉溪江川一中送教，踏进了古滇国文化的兴盛地。也算是天赐机缘，李家山青铜博物馆就在江川一中大门外几百米处，机不可失，利用午休间隙，我走马观花地饱了眼福。
滇是战国至西汉时期一度兴盛于滇池和玉溪“三湖”周围的一个神秘古王国。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出土的种类繁多、制作精美的青铜文物，见证了这个古王国曾经有过的灿烂文化。
驯马铜贮贝器上刻画的滇人驯马场景与绍兴狮子山“M306:采1鐎盉”面盖上塑立的十九头兽何等神似，都是当时自然生态和日常生活的艺术再现，只是，M306鐎盉的成器时间更早但却也更精美。至于两地出现的类似的鸟形铜器件，牟永抗在《绍兴306号越墓刍议》一文中有写道：“绍兴306号墓的这座房屋模型，屋顶有图腾柱，柱端蹲一鸟，应是某种鸟图腾的象征。我国古代东方诸部族不乏祖先与鸟有关的传说和神话，考古材料也常有有关鸟的图像的发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精美象牙制品中常见鸟形图案，有人也认为是以鸟为图腾的表现。云南石寨山M12:1贮贝器的屋顶上立有三鸟，开化铜鼓图案中也有大鸟位于屋上，沧源崖画的房屋图形上也有类似图象，现代佤族头人住宅顶角也有简化木鸟作饰物。这些材料都可与这座模型柱顶立鸟互作印证。”
显然，于越民族与古滇国各土著民族间在器物形制和图腾崇拜上有着诸多相似共通之处，这也是百越民族流播及后世各民族文化交融影响的最好明证。狮子山M306出土器物的文化符号在西汉古滇国李家山文化器物上得到共鸣，这是跨越几千里的不绝回响。
越人的迁徙
把暨北的杭坞山、埤中，会稽山地的嶕岘大城、平阳标在同一幅图中，四点几乎在同一纬度可连成一线，稍稍有点弧度，再加上传说为允常墓的印山王陵一点，这一越人迁徙路线仍然完整。很有必要把坡塘狮子山也标示进去，显然，如此，这一越人迁徙路线将更加完整且更具说服力。要知道，木客山和狮子山直线距离不过三四公里，串起两地的县级公路下白线至今仍是绍兴南部丘陵北缘的一条捷径。
旱涝急转的灾害天气在允常前已然频繁发生，迁都平阳是勾践所为，但并不代表允常就毫无此念，不然，王陵选址木客山就太唐突了。其实，我更愿意称这条迁徙路线或者说越族一条重要的陆路交通线是当时十几代越王带领子民东奔西走的一条民族生存生命线，水进水退，灾多灾少，气候变化无常，越人应时而变在这里奔流迁徙。
狮子山无疑是越人迁徙生命线中的一处重要聚落点。
一个远嫁到越地或久居于越地的徐王元女，因其国别身份的特殊性，她的墓中随葬品既有明确无异议的带铭徐器，但也有很多是越器，以致于此墓染上了浓厚的越、徐文化交融色，进而引发了持续近40年之久的学术争议。
一个多民族共居交融的越国，它难道不香吗？
徐王元女已逝，她背后的战争杀戮抑或曼妙生活也都已远去无声，唯有这些“萌萌哒”的文物，永久述说着越地先人们的智慧和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