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的午饭是在小姨娘家吃的。饭桌上，我问小姨娘：正月初一我要不要去菜市场做生意？
小姨娘扔给我一个英俊的白眼仁，小姨父捏着酒杯冲我直摇头。他们俩都没搭我的腔，大概是在嫌弃我赚钱的心思重。我想的却是：与其一个人闲待着，还不如到街上去数数人、打发时间。
年前的一段时间，每天站在菜市场里听到最多的话就是“你怎么不回家过年？”
说这句话的人基本上都是我的老主顾，人家也是出于一片好意，去年、前年、大前年、大大前年，反正光顾我小摊时他们都以同样的语调讲过。他们年年讲，我年年摇头。于是乎，他们离开时脸上往往带着我一眼就能望穿的惋惜和不解。
我有理由相信他们明年年底依旧会旧调重提。他们年复一年地这样问我，首先因为我的外乡口音。外乡人平日里在他们的地盘上谋生不要紧，但过年还要逗留在这里，显然不符合“阖家团圆”的主题。其次，浙江人和江苏人过年的方式有点区别。浙江人过年的祭祖是灵活机动的。腊月二十过后，只要有空，随时随地就能把这个仪式完成了。浙江人过年的另一件事是“分岁”。我在浙江生活了17年，始终不能理解“分岁”为何意。反正分岁的当日，这天也不固定，嫁出去的女儿也拉家带口地来娘家，热热闹闹吃一顿饭。饭后，长辈给几个小孩子发了压岁钱，就叫分好了岁。有的女儿分完岁后打道回府，有的女儿就地在娘家跨年，这个完全随意。
我们江苏人不分岁，单单是出嫁的女儿要给爹娘送年礼。30多年前的年礼是四样：一块肉、四条不大不小的鲢鱼、四瓶洋河大曲、四包茶食。姐妹多的人家为了帮爹娘省点事，一般私下约好了送年礼的日子——通常是腊月二十至腊月二十八的几天内。年礼送到的当天，爹妈留女儿一家吃顿午饭，给外孙或外孙女塞个红纸包。送完了年礼，如果没有特别要紧的事，在大年三十之前，女儿是不会再返回娘家的，更没有哪家的爹娘主动邀请女儿留下过年。往大处说，这不合规矩。我们地方上是大年三十的中午祭祖，我二姐嫁得离娘家较近，假如她出门买东西绕道娘家和爸妈聊天，10点一过，二姐还没有要走的迹象，我妈就扬声提醒了：“二姑娘，可以走了，公公婆婆等着，别耽误了你家祭祖。”
不是我妈不愿留二姐在家吃饭。我们那儿所有的妈都把“娘家”和“自己家”分得很清楚。出嫁的女儿是别人家的媳妇，要陪伴、孝敬的是公婆，要团的是夫家的圆，怎么可以抛夫家不顾而掉头回到娘家呢？我打小接受的就是这种观念。所以，像浙江人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回娘家过年一样，我也不理解浙江人的女儿为什么要回娘家过年。
我眼下的情况和嫁在当地的两个姐姐有区别。毕竟也算远嫁，难得常来常往。过年前，爸妈也会问我会不会回家，我说“回”，他们高高兴兴地为我准备被褥和我爱吃的家乡食物。我说不回，他们也觉得正常，没有任何的玻璃心。
倒是我自己，走到眼下的这步田地，在农贸市场摆摊，人生千疮百孔，父母端不会介意我尴尬的现状，是我不忍心在阖家团圆的时刻让古稀父母为我的落魄而暗暗叹息。我早已习惯了在异乡独处的岁月，过年与否，和我全无干系。唯一的一件事就是为儿子准备好一套新装。大人失去了过年的兴致，小孩总要焕然一新地迎接新年。
人这辈子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少时为了吃好玩好，热切地盼望过年。长大了但肩膀上还没有真正地担上责任时，对过年是无感的，以为那是大人们的节目。有家有口了，在孩子身上清晰地察觉到时间飞逝，过年的鞭炮响起，总要情不自禁地感慨一下岁月无情。人至中年，看看头发花白、步履蹒跚的父母，小时候开开心心从他们手中接过压岁钱的景象仿佛还在昨天，也就真正地懂得了“过年如过关”的真谛。不管愿不愿意，想不想，年都会像流水一样裹挟着我们不疾不徐地向着衰老靠近。人生无常，纷纭变化。一家老小健康平安地过好了每一天，就是命运的最大眷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