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所共知，古今中国有两颗“铜豌豆”，其一是关汉卿在《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自喻：“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其二是在一场没有寿星的祝寿会上，寿星马寅初被郭沫若赞为“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爆的响当当的一枚‘铜豌豆’”。
那么还有第三颗吗？他又是谁呢？有，就是吴冠中！谁说的？我，一个小人物。
大海不可斗量，“铜豌豆”又怎能称量！我早有为吴冠中写一篇文章的想法，但当真要敲键盘时就“五马立踟蹰”，知难而却步。在我相知相识的诸多名人中，吴冠中是我觉得最难评说的人之一。
人们常说鲁迅很难写，我觉得吴冠中也难写！因为他身处画坛巅峰，而我只是山下的尘土，仰望高山，何以解读？因为了解过吴冠中精彩而传奇的人生，我除了敬佩，更怀敬畏之心。因为吴冠中总是以第三只眼看大千世界，批判的种子从来就埋在他的心田，对这位现代“士大夫”，我只能折服，难以评说。
这位从江南农村走出的贫寒子弟，曾经幸运地成为林风眠的弟子。凭借自己的苦心孤诣、对绘画艺术坚定不移的追求，勤奋地创作和求索，终于成为中国美术界最后一位学贯中西的泰斗级艺术家。
不随世俗，敢于直言，那种几近逆潮流的叛逆精神，恰恰又是艺术家吴冠中最显著的特点。敢于把“画坛盟主”徐悲鸿讥讽为“他可以称为画匠、画师、画圣，但是他是‘美盲’”的吴冠中，既然口出“狂言”，自然胸有丘壑。当1950年吴冠中怀着满腔热血归国后，受徐悲鸿之聘在美术的最高学府中央美院任教，不久却被边缘化，后来更被“赶”出学校，不得不改换门庭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任副教授。尽管有时代的背景，但自然也掺杂有个人情感的好恶。
因为吴冠中在业界不断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声，被誉为美术界的鲁迅。而他也真的从内心深深崇拜鲁迅，他说：“我一生只看重三个人：鲁迅、梵高和妻子”。他甚至认为“齐白石是大画家，但一百个齐白石抵不过一个鲁迅。齐白石少几个对于这个社会关系不是很大。”
爱屋及乌，鲁迅的名篇《故乡》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吴冠中不断向绍兴跑。不仅去祭奠鲁迅魂，也要从绍兴的小桥流水步入自己的造型世界。
吴冠中对绍兴情有独钟，个中原因是否还有一点绍兴人董希文的因素呢？作为中央美院三大流派之一的掌舵人，董希文独树一帜的“油画中国化”美学观点，及其不畏惧来自权威压力和明枪暗箭的胆剑精神，使他成为深受吴冠中钦佩的大师。他说：“西藏平叛后，为了反映平叛后西藏的和平美好，美协组织画家入藏写生，首选是董希文，董希文不忘旧谊，推荐我同行，我甚喜，如得彩票。”
带着画具走遍了绍兴的老街旧巷，吴冠中流连于粉墙黛瓦的老台门前。他站在隔河两街间架设的古桥，行在青石板铺砌的河沿，尽情地挥洒灵感，抒发情怀，创作了《绍兴居》《鲁迅故乡》《绍兴小景》等一系列江南水乡的诗意风情画。
出版生涯为我提供的另一个机缘，是与艺术家的相识和往来。1993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吴冠中散文选》。当我在退休之后参与策划和筹资出版油画巨制《二十世纪中国油画》时，吴冠中是这套书的名誉主编，一来二往，我逐渐走近了这位画坛大师。
2000年4月，绍兴举行公祭大禹陵活动，有关方面请我代为邀请一两位名人参加。于是我脑中闪出一个人影：鼎鼎大名的画家吴冠中。当听说我陪他们去绍兴时，吴冠中当即毫不犹豫地答应，他说：“其他地方我可以不去，绍兴却非去不可！”绍兴是他的避风福地和第二故乡。
我和吴冠中夫妇刚进城区，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观看着街道景观，随之又是按其性格直言不讳地指点江山，叹了一口气说：“绍兴全变了！要是绍兴还能保留原貌，它就成为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放大的周庄了！”后来经过几番解释后，吴冠中在《文汇报》上连发三篇散文，比较中性地描述了绍兴之行，也总算让我松了口气。
孔夫子交友总是“书”，吴冠中曾先后赠我三本画册和两本散文，何其宝贵。而其中一本赠书，更是吴冠中不送泛泛之交的珍品——《夕照看人体》。吴冠中所有的人体画作品，在“文革”中统统被视为妖孽而一火焚之，他痛心地说：苟全性命于乱世，谈不上艺术了。20世纪90年代，吴冠中感叹那东流而去的半世情缘，下决心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室，雇模特儿重画人体画，并坚持画了１个月。这本画册也是历尽磨难后浴火重生的珍品。
如今，这颗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爆的响当当的“铜豌豆”再也找不着了，然而他留下的形象、印象和影响，无论是艺、德还是言行，都是永恒的、不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