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束景南教授洋洋百万言的《阳明大传：“心”的救赎之路》出版。作为国内朱子学、阳明学研究的大家，束景南几十年如一日，在浩瀚史料的字字爬梳考证中，还原一个真正的王阳明。此书将王阳明还“圣”为“人”、将阳明心学还“玄学”为“实学”。
读者恐怕绝难想到，《阳明大传》的写作准备期实有二十年之久，而萌生研究王阳明的想法，则可追溯至五十年前。据束景南回忆，最早接触王阳明学说，始于上世纪60年代在南京大学读书时。当时意外在旧书摊上购得一部《阳明全书》，这部书伴随他度过后来10年的乡村教师生涯。
1978年，束景南进入复旦大学学习古代文学，读到《柳如是别传》，陈寅恪这部80万字传记，实际上就是通过小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反映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当时，他就暗下决心要给王阳明立传。研究王阳明，必须先研究程朱理学。研究生毕业后，束景南就先着手研究朱子学，写出《朱子大传》《朱熹年谱》等著作，当学界为他冠以“朱子学大家”的称号时，束景南悄然“转向”。《朱熹年谱长编》出版后，他觉得终于可以启动念兹在兹的“为王阳明写大传的工作”，内心充满了兴奋。
当时，束景南治学特色已形成：以关键性人物为中心，开展辑佚考辨—年谱长编—思想传记为路径的系统研究，“文化还原”的研究方法更加纯熟，对宋明儒学最伟大的两位学者的认识更加深透。
但横在眼前是需要直面的三个挑战：一是有关王阳明的资料很少；二是这些资料中还有很多错误；三是不少有关王阳明的传统说法存在错谬。要避免重复前人谬误，一定要大量挖掘新资料，要不惮繁难、全面查找，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这一查找、开拓资料的过程整整花了10年。束景南先是写出《阳明佚文辑考编年》《王阳明年谱长编》，然后才动笔写《阳明大传》。
写《阳明大传》，最难写的是早年经历。王阳明30岁之前，几乎没有留下一手资料。束景南唯有从开拓原始资料入手，从明代一直查到当代，下足了笨功夫。有一段时间，他基本每天都在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室里手抄誊写各种文献资料，晚上回家再进行梳理、考证。除明人的别集、总集、史志外，书法绘画著作题跋中也可找到不少王阳明逸诗、逸文或相关证据。
在束景南老辣的学术能力之下，笨功夫成了硬招式。他充分利用新发现的王阳明逸诗、逸文与相关资料等，提升理论思辨能力与历史叙事能力，对王阳明生平行事与经历作了大量新考订，纠正历来的误说、错案。
在写作方法与文字呈现上，束景南认为思想传记类著作应该是灵魂的解剖刀，要剖析萦绕在人物身上的各种“复杂”，避免把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抽象为空洞的符号。这需要具备宏大开阔的文化视野与坚实的历史叙事能力。为写此书，束景南重读《柳如是别传》《静静的顿河》《约翰·克利斯朵夫》，学习前人塑造灵魂与形象的历史叙事能力，尽力写出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王阳明。
阳明心学思想发展上的“心悟”，历来受到很多人的关注。束景南认为心悟并不玄虚神秘。它是人经过长期思考后，刹那间生发领悟到的新认识、新感知，是新认识对旧认识、新感知对旧感知的超越。这是人在认识过程中常常发生的认知飞跃现象，千万不要让外在的神秘形式遮蔽具体的理性内蕴。
他认为应该看到，王阳明的心学是超越传统思维模式的。这是讲精神与物质合一、思维与存在合一、主体与客体合一的哲学体系，突破传统的观念论（唯心论）视域，转向更本真的思考。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王阳明的心学哲学体系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
束景南还认为，王阳明与朱熹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继承与发展关系：朱熹“性即理”的性学主要是解决人性问题，阳明“心即理”的心学主要解决人心问题；他们分别举起“复性”与“复心”两面人本旗帜，在儒学思想体系内部构成互补共进的关系。此外，书中诸多新的史事考辨、理论阐发，令人耳目一新，令学界为之震动，收获了诸多好评，对当代阳明学研究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