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60岁，是何云烈士的亲外孙。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经常从父母和亲戚那里听到有关外公的事情。外公在年轻时就投身革命，经历过大革命洗礼及白色恐怖考验，最后在1942年5月太行山反击日本侵略者大扫荡时，与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同日壮烈牺牲，年仅37岁。外公是我党早期新闻战线的杰出人物，创办《新华日报》华北分社并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为华北敌后抗日新闻宣传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中，外公名列其中。在晋察冀抗日烈士陵园，外公与左权将军相邻安葬。
我对外公的深入了解，始于阅读《何云烈士传集》。翻开此书，映入眼帘的是有关何云烈士生平事迹的42篇纪念文章，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何云烈士的生平事迹，反映在那段艰难困苦的峥嵘岁月，一名共产党员、革命者如何战斗和生存，如何为党的事业不惜牺牲生命。
书中有三篇文章特别引人注目。一是杨尚昆写的《悼何云》，发表在1942年9月4日华北《新华日报》第一版上。文中，杨尚昆说：“何云被派往华北，在敌后担负着树立党的新闻事业的责任，在三年的艰苦努力中，不仅使《新华日报》华北版已具规模，而且晋察鲁豫各地党的报纸，在人力、物力上都曾获得他的帮助。何云把党所给的任务，看成自己的终身事业，这种对党所给予的任务尽心竭力的精神，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二是陶铸写的《沉痛的哀悼》，发表在1942年9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文中详细叙述了在1933年到1937年期间，作者与何云烈士被***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受审，两人是同号，后又都被判为无期徒刑。陶铸追忆：“何云同志当时还是一个新党员，但他与我们一起，是始终站在党的立场上面战斗的，不管当时受到怎样的威胁、利诱，他毫不为之动摇。他以很老练的姿态，积极参加反叛徒的斗争与帮助一些意志弱的同志的稳定。我当时惊奇他这种革命的品质，在那种暗无天日的环境中，那是如何的难能可贵啊。”
三是何云烈士的爱人吴青写的《愿何云的声音永远伴随着我》，发表在1942年7月7日华北《新华日报》。何云烈士与吴青从相识、相爱、相依相伴到突然永别，只有非常短暂的13个月。1941、1942年是抗日战争中最为艰苦的岁月,何云同志和吴青所在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是日军实行“三光政策”的主要地区之一，一边参加反扫荡战斗，一边出版报纸，生活十分艰苦。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外公何云告别了4年铁窗生活，但是身体被折磨得十分虚弱，他来不及回乡探望已别7年的老母，就立即服从组织安排，担任《金陵日报》编辑。后南京失陷，就奔赴武汉，参加中共中央长江局筹办《新华日报》工作，担任国际版编辑。武汉失陷后，又去西安创办分馆，后辗转去太行山地区创建华北分社。一个铅字就等于一颗子弹。就是用一台破旧的印刷机和一副老五号的铅字，几位采编人员，十几位职工，开始了办报社的艰苦创业。克服数不清的困难，《新华日报》华北版终于走上发展的正轨。1940年元旦，是华北《新华日报》创刊一周年纪念日，何云报告了一年来创办华北《新华日报》的经验和成果，得到了朱德、杨尚昆、左权、陆定一、李大章等八路军总部、北方局领导的肯定和赞赏。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向太行山西区发动了“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将魔爪伸向了华北《新华日报》驻地山西辽县麻田。当时，有3万日军将麻田四周山地团团包围，并出动飞机多架，进行梳篦式反复扫荡。报社和部队失去了联系，情况十分危急。5月28日黎明，日军开始搜山。此时，收听党中央的声音，使他们忘记了个人安危。待收听完毕延安电讯转移时，已被敌人死死包围。何云见状便命令身边的同志说：“不要把子弹打光了，留下最后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你自己，我们绝不当俘虏”！突围时，何云被敌人射来的一颗子弹打中，这位年仅37岁的党的新闻战士，为开拓华北敌后的新闻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何云英勇牺牲的噩耗传到华北各地，北方局领导、八路军一二九师首长十分悲痛。刘伯承说:“实在可惜啊！一武（左权）一文（何云），两员大将为国捐躯了！”
如今，外公牺牲已有整整79年了，祖国的面貌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一个积贫积弱、任人欺负的旧中国，演变为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外公当年为之奋斗、甘愿牺牲一切的强国梦想如今已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