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信恩
名人有身前名人与身后名人之分。徐渭显然属于身后名人。终其一生，坎坷潦倒，贫病交迫，充满了悲剧色彩。在其73年的人生旅途中，迭经八次落第、七年牢狱、九死一生、十番移居，最后落得无米无酒、无屋无银、一身重病的凄惨境地，蜷缩在一堆乱稻草中离开了人间。
徐渭去世400多年间，不断有人为其立传。
封建社会，百姓多不识字，无法看到袁中郎笔下光芒四射的徐渭，也无法看到徐渭为自己所作的传记和留下的作品，只好听凭历代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而编造种种所谓徐文长的故事。400多年来，此类故事传了又传，除了少数称赞徐渭的足智多谋、嫉恶如仇和刚直不阿外，多数都是向徐渭身上泼脏水，对这位一代奇才进行歪曲、丑化与糟蹋。
笔者从幼年时代起，就听惯了“都来看”之类的故事，留在许多人脑海中的徐文长是一个无聊下流的落魄文人形象。及长看了不少徐渭的传记，包括徐渭自己留下的人生记录，才明白以前听到的传说故事，多数都是胡说八道。徐渭生前吃了那么多苦，死后还要如此长时间地被人诬陷与污名，实在太不公道了。
如果民间口头传说中的徐渭是一个被扭曲了的徐渭，那么，文人笔下记录的传说故事则是一个被夸大乃至走样了的徐渭。
就笔者的视野所及，这种有文字可查的与徐渭有关的民间故事，主要来源于两方面：
一是《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尤其是《绍兴市故事卷》中的“徐文长故事”共18则，部分来自现场采访，故事基本上都是从正面为徐渭歌功颂德的，如“山阴勿管，会稽勿收”“三江题联”之类，这类故事大部分缺少史实依据，只能姑妄听之，作为一般读者茶余饭后的消遣资料。
二是绍兴师爷故事中与徐文长有关的，如“徐文长二救老猎户”“徐文长舌战赵文长”“徐文长两气陈掌柜”“徐文长帮讨赊账”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故事基本上是杜撰的。有的虽然有一点点史实依据，但经过加油添醋的创作，早已面目全非了。有位从事民间文学创作多年的资深人士私下对我说，除了姓名是真的外，其余都是创作的，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至于戏剧影视文学作品中的徐渭形象与故事，只能用“戏说”两字来形容，有的凭空虚构，有的张冠李戴，有的移花接木，更有的牛头不对马嘴。20年前，有部25集的电视连续剧《都来看》，从每一集的剧名看就知道剧情是假的，徐渭醉酒打倭寇、“三考被坑害”“卖画赎亲娘”“演戏骂严嵩”“玩笑吓英娘”，都没有史实依据。诚然，影视作品可以虚构，但至少历史背景与细节刻画必须是真实的。就以抗倭斗争为例，主帅与主心骨始终是幕主胡宗宪，徐渭只是一个出谋划策的幕僚而已。
改革开放以来，绍兴研究徐渭的人多起来，先后出了《徐渭研究》《绍兴大师爷》等专著，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向无绍兴人写徐渭评传的空白。但研究者笔下的徐渭又是一个充满各种疑问的人物，徐渭究竟是不是《金瓶梅》的作者？满腹经纶的徐渭为什么久试不第，连举人都考不上？徐渭究竟有没有臆病？他为什么要自杀？又为什么要杀妻？他为什么会与有恩于他的幕主闹翻？他在绍兴为什么会居无定所？再比如徐渭为自己文艺成就所作的定位：书一诗二文三画四，为什么不正确？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是三言两语或凭主观猜测所能下结论的。目前的态势是争论各方各执一词，互不买账，难以达成共识。
历史上真实的徐渭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
如果说400多年前袁宏道为徐渭修传，既写了一个多才多艺的文长，也写了对于当年扼杀人才的陈腐道统与文统的批判。那么400多年后，我们更有条件从整个晚明史的演进中去认识文长，从400多年来诗歌、散文、戏剧、绘画、书法的发展变化中去理解文长。从明嘉靖中期到万历前期，出现了两个具有明显叛逆色彩和异端精神的先驱者，在思想界，是李贽；在文学艺术界，则是徐渭。他们的出现，无疑是对传统思想与传统文化的一次冲击，影响了后来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末期涂上了一层新异的色彩。
徐渭自称畸人，将自写的年谱称作畸谱，畸者，不正常也。他是旷世奇才，生前没有人能正确估价他。“文章憎命达，世间直道穷”。他是个性格倔强的人，一辈子不肯向命运低头，衣衫褴褛，面有菜色，孤苦无依，晚年更是久卧病榻，苦度残年。但从不自贱，自以为足可与屈原相比，与天星相应。尽管时运不济，心情忧郁，然“遇苦处休言极苦”，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为后人留下的创作成果。不论是书法、绘画、诗歌还是散文小品都充满了高雅的艺术之美。如果硬要排序，依我之见是画一书二文三诗四。袁宏道称他是明代第一诗人，汤显祖对他深为倾慕，郑板桥自称是他门下走狗。他那惊世骇俗的言行，前承嵇阮，后接八怪，是中国知识分子敢哭、敢笑、敢怒、敢骂、敢说真话而不肯掩饰自己灵魂的一位杰出代表。
畸人有别于常人，文长之畸，有生理的原因，有心理的原因，更重要是有社会的历史的原因。纪念畸人，为畸人赞，为畸人哀，更多的是衷心期望后来的人才能够健康成长，为时人所识，为当世所用，不要等到“作古”以后，才成为宣传和仰慕的典型。
徐渭多灾多难的一生足以昭示后人：对专门人才需要多一点宽容，多一点理解，多一点支持。
洗却经年尘，华光得再清。拂去历史蒙在伟人头上的尘埃，让一代奇才的高尚情操与艺术遗产重放异彩，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文史工作者的崇高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