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的陈子善教授来到绍兴，参加由浙江越生文化传媒集团等单位主办的一场关于“中国近代文献”价值的对话，记者因此有了一次专访他的机会。
热播剧《觉醒时代》，是普及近现代文学文献的有益尝试
记者：凝聚了您多年研究心血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已经出版。那么，中国近现代文献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在现当代文学视域下，文献学这一传统学科究竟该如何焕发出新的活力？
陈子善：近现代的文献的价值在于，帮助我们认识过去的那个时代。文学作品就是那个时代生活的一个形象的反映。我们对过去的那个时代，有很多理论的概括和阐述，但是文学有它的特殊功能，通过它塑造的人物形象、表达的情感来反映那个时代，更加真实、完全。
因为那个时代比较特殊，所以近现代文献也有它的特殊性。这些文献需要梳理、分析、研究。浙江越生做的就是一个整理、出版的工作，这个工作为我们的分析、梳理、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不能很好很深入地开展。
专家的研究要与读者的阅读结合起来，对于他们观念的改变、认识的改变，起到一定的启发和推动作用。当然，如何普及是一个学术普遍面临的难题，不仅仅是文学的问题，其他如哲学、史学，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比如最近热播的《觉醒时代》，
通过电视剧的演绎，是一个比较好的普及方式。假如在文字上的体现，那么就是近代文献。也许这个电视剧在史实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或者这只是编剧对那段历史的阐述。但是它的热播，引起人们对那个年代的关注。那段历史的文献记载到底怎样呢？当你回到原点，就会发现历史远比电视剧更精彩，更复杂。当你看了电视剧之后，再去看文献，也许就会感觉到两者间还存有距离，就会有进一步的思考。
记者：在中国近现代文献研究中，绍兴占据怎样的分量？应该有怎样的担当？
陈子善：“半壁江山”不为过。光是周氏兄弟，贡献就是巨大的。还有孙伏园、许寿裳等，都是绍兴人。如果说浙江作家在近现代文学中的地位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那绍兴作家在浙江也是独一无二的。
对于绍兴来说，目前正在实施中的“中国近代文献保护工程”，不仅是一种传统的继承，也是一种历史的担当。绍兴能做这样一个文化积累的工作，非常有眼光。
从研究鲁迅书信开始，“滚雪球”般地研究名家
记者：您是因为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才走上文学领域的研究道路。您能否谈谈对鲁迅的理解？
陈子善：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我后来所走的学术道路。当时我负责的是鲁迅1934年至1936年写给朋友、学生的书信。
40多年前，我就来过绍兴，去看鲁迅故居、三味书屋、百草园。此后，无数次地来过这里，有时自己来，有时陪朋友来，带着学生来。当时绍兴鲁迅路口建造鲁迅铜像，我还捐了款。钱不多，但是一份心意。
怎么理解鲁迅？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只能讲，鲁迅是丰富的，多样的。我们对于鲁迅精神的把握，不能只限于某个方面，要力求比较全面地来把握它。鲁迅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他也有很大的脾气，很倔强。我们应该呈现一个完整的、丰富的、多样的鲁迅。
今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有许多问题可以重新梳理。比如《狂人日记》是怎么诞生的，还是有很多研究的空间。因为那是一个时代的产物，研究时千万不要把鲁迅孤立起来。鲁迅为什么会写《狂人日记》？当然，有写作的冲动。但是，不要忘记钱玄同的努力。如果不是钱玄同不断地催促，鲁迅会不会写呢？这就是一个疑问。虽然后来鲁迅与钱玄同搞得不太愉快，但是在这一段里，他是起到巨大作用的。还有鲁迅的《呐喊》，离不开孙伏园的努力。
记者：您的研究生涯从研究鲁迅开始，后来致力于发掘研究周作人、张爱玲，他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流作家。您这么做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
陈子善：我的研究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从鲁迅延伸出去的。比如我在研究鲁迅时，发现浙江有一个作家与鲁迅关系一直很好。这个很有意思，鲁迅一生有很多朋友，有一些在某一段时间关系很好，后来就闹翻了，比如鲁迅与林语堂。但是鲁迅与郁达夫却一直很好，而且郁达夫是创作社的，鲁迅是文学研究会的，两个组织是互相对立的。两个人很谈得来，经常一起喝绍兴酒，关系很密切。于是我就开始研究郁达夫了，为什么别人都和鲁迅翻脸，他却没有？然后，我在研究郁达夫时，发现他有个同学，叫徐志摩。就这样，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地越来越多了。再比如研究鲁迅，或多或少肯定要涉及到他的弟弟吧，他们在一起生活了那么久，两个人像一个人一样，虽然后来闹翻了。我对于周作人的研究，也就是这么开始。
另一类就是海派作家。我是上海人，无论鲁迅、郁达夫，他们都在上海生活过。关注张爱玲，也是因为她是海派作家。当然，张爱玲的作品也是对五四新文学的一个补充，或者说某种纠正。
此外，我认为，当时对主流的判断是欠缺
去年新版的《周作人集外文》，里面有浓郁的乡愁
他被戏称为“张爱玲的男朋友”，只为还原张爱玲
的。他们对某些作家的评价，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不公正的。我们要重新恢复他们的历史地位，历史价值。文学史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能以单一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作家的作品，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去年新版的《周作人集外文》，里面有浓郁的乡愁
记者：去年，您历经六年收集、整理与考订的新版《周作人集外文》上卷正式出版。您在研究过程中，有何新发现？接下来还会继续研究周作人吗？
陈子善：研究周作人，其实是偶然的。我这个人，年轻时比较好事。当时，新加坡有一位教授，叫郑子瑜。他到复旦大学开会，因为他与郁达夫是忘年交，所以我去拜访他。他是第一个编郁达夫旧体诗词的人，我是研究郁达夫的，所以我去向他请教。聊天中，无意说起，他手头有一部周作人的旧体诗稿《苦茶庵打油诗》。当年周作人寄给他，希望他在海外发表，一直没有机会出版，放在他手头有几十年了。他问我，能不能在国内出版？于是，我就把这部诗稿推荐给了湖南的一家出版社，后来就出版了。
后来，这家出版社的负责人问我，有没有兴趣做《周作人集外文》，我就开始做这件事了。这次是在当年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增补。新增的内容很多，比原来增加了30%到40%左右。这次的新版出版后，我又发现了一些新的，以后还可以再增补。关于周作人的研究还要继续，我们现在只编到1945年为止，接下来还要编从1946年到他去世这一段时间的作品。这里面非常丰富，有很多作品都写到绍兴，写到绍兴的吃、风物、历史人物。越是年纪大，他的乡愁越是浓郁。他和鲁迅一样，晚年没有回过绍兴。离家越久，对家乡越是想念，普通人都是这样，作家更加敏感。
他被戏称为“张爱玲的男朋友”，只为还原张爱玲
记者：您对张爱玲研究的成果，多不胜数，有人将您称为“张爱玲的男朋友”。您为什么那么喜欢张爱玲呢？您认为自己对张爱玲的研究中，最为突出的成果是哪一些？
陈子善：“张爱玲的男朋友”这是戏谑。我研究张爱玲确实时间比较长。不能说那么喜欢，就是觉得很好玩。张爱玲这么一个作家，我们对她还有很多不了解，这是有问题的。既然有那么多人喜欢张爱玲，那么张爱玲的文学道路是怎么起步的？她的文学历程是怎样的？这些都应该搞清楚。
当时，我在上海图书馆一查，就查到了她在中学时代的作品，比如《霸王别姬》《牛》。她写历史题材、写农村题材，她在中学时就写小说了，她是天才。她很有才华，我把她年轻时候的作品都挖掘出来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她出名以后，很多作品也没有收集，我就把这些作品收集起来。这些作品的“出土”，为我们研究张爱玲提供了新的材料。
我自己倒不是那么喜欢张爱玲，但是我觉得应该要让更多的读者、研究者，知道一个完整的张爱玲。我的研究，就是不断地发现张爱玲集外的作品，呈现一个更加完整的张爱玲。近期，我马上要出一本书，叫《不为人知的张爱玲》，里面有她翻译的小说，还有她的散文，都是新发现。
与柯灵是忘年交，经常去他家请教
记者：您与柯灵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也是因为张爱玲吗？您在记念柯灵先生的一篇文章里写到，从1978年开始，您多次去拜访他。能不能谈一谈，您和柯灵先生之间的交往？
陈子善：我认识柯灵是在研究张爱玲之前，具体哪一年我也记不清了。他是上海文坛的前辈，我经常去他家请教。每次去都是下午三四点钟，然后到五六点钟离开。他很客气，很关心后辈，常常对我讲起他的创作历程，还告诉我不少现代文坛往事。
后来，张爱玲成为一个话题，跟他之间就会经常谈到张爱玲。张爱玲的作品，比较早地在他编的《万象》杂志上发表。对于张爱玲作品的发表和传播，他是有功劳的。
我们是忘年交。柯灵最早写的儿童文学作品，我帮他整理了出来，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上世纪90年代，我的第一本书，就是请柯灵写序的。
他有些工作上的杂事，也经常交给我去做。当时通信还不发达，他女儿在我们学校读书，就让他女儿带话，喊我过去。比如帮他复印一些文章，借阅一些书，收集一些材料等，帮他跑跑腿，接待一些客人。
多读世界文学名著，总不会吃亏
记者：生活中，您是一位爱书之人，也是一位藏书大家。在您看来，一本好书的标准是什么？能否给绍兴的读者推荐几本好书？
陈子善：阅读无处不在。有人喜欢旅游，这就是在读一本自然的大书。不要把阅读局限在书本。广义的读书，就是人生。包括你接触了一个陌生的事物。你认识陌生事物的过程，就是一种阅读。手机上的碎片化阅读，也是好的，比如有一段话虽然短，可能很深刻。也许有的人，就是比较适应这样的阅读方式，那有什么不可以呢？
所谓好书，是因人而异的。读书要读适合自己的书。同时，也需要有眼光，来挑选适合自己的书。关键在于内容，读了以后，可以陶冶情操、开拓眼界、有所得的，就是好书。不要把阅读看得过于高深。
我不太推荐具体书籍，但如果你能读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总不会吃亏。那么多人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肯定有值得读的理由。当然，如果你觉得莎士比亚离我们太远了，不喜欢看《红楼梦》，那也没关系，不要局限在某一本书。
作为绍兴人，我觉得鲁迅的书总要读一点。如果觉得鲁迅的杂文难懂，那可以从鲁迅的散文入手，比如《朝花夕拾》。还可以读他写人的书，他的小说，那些比较生动，或者读一些绍兴题材的，你总会感到比较亲切。
退休后，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看书写文章
记者：两年前，华东师范大学为您举办了荣休仪式。您现在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哪里？最近有没有新的研究成果？
陈子善：两年前，我70周岁，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但还在为校方编辑一本学术刊物。退休后，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看书、写文章。文章是写不完的，只要我还有精力，会一直写下去。目前，我正在写一部关于巴金的书，叫做《小说巴金》。叫“小说”，是因为我谈的都是一些很微观的问题。我有一个“说”系列，《说徐志摩》《说郁达夫》都已经出版了。但这次我感觉分量不太够，就用了“小说”。另外，我还要和上海图书馆的研究馆员张伟一起合编一个从刊，叫《海派》，将由上海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