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此碑文墨迹由王羲之所写
去年12月至今年3月间，辽宁省博物馆的跨年大展“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吸引了很多海内外观众前往沈阳一观。
在这个展览中，除了人人皆知的宋徽宗《瑞鹤图》，《曹娥诔（lěi）辞卷》墨迹也赫然在列。
辽博跨年大展展出《曹娥诔辞卷》
这《曹娥诔辞卷》，是“曹娥（晋）碑”的碑文墨迹绢本。东晋升平二年（358），右军王羲之到曹娥庙以小楷书《孝女曹娥碑》存庙，后由新安吴茂先为小楷碑文镌石立庙，之后被好事者取走，不知去向。
去年年底，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大学同学、全国政协委员俞金尧研究员兴奋地给我发来微信，告诉我《曹娥诔辞卷》在辽宁省博物馆跨年大展上展出的消息。他说，居然还有这么重量级的文物跟自己家乡有关。他急切地问，家乡上虞文保部门是否掌握这个信息？我孤陋寡闻，便回复说，容我了解后告知。
回家后，我从书柜里找到几本有关曹
一窥“魏晋风度”的真正面目
被各种大人物“吹爆”的稀世珍宝
娥庙的地方文史书籍。在《江南第一庙》一书中，任苗根先生一文有“根据现存辽宁博物馆珍藏的东晋升平二年（公元358年）王羲之所书的《孝女曹娥碑》墨迹绢本”一语。在上虞乡镇（街道）历史文化丛书曹娥卷《孝女故里曹娥》一书中，也有“‘曹娥（晋）碑’（今此碑文墨迹本藏于辽宁省博物馆）”一语。由此可知，上虞有关部门已经掌握这个情况。于是，我进一步联系上虞区文化部门负责人进一步探询，得知区有关部门之前确实跟辽宁省博物馆有过接触。区文化部门负责人表示，原件估计不可能得到，但下一步将通过努力，结合上虞新博物馆展陈，至少弄个复制品回来。
我将了解所得告知了俞金尧，他说，这块碑是东晋的碑，比宋早很多，且与韩愈、赵孟頫，以及宋高宗、溥仪等都有关，这些人都是中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人物，一定要做足这块碑的文章。这样，曹娥的故事和上虞孝德文化的弘扬、宣传将更有规格，档次也会大大提升。
一窥“魏晋风度”的真正面目
那么，这“曹娥（晋）碑”碑文即《曹娥诔辞卷》墨迹本到底“牛”在哪里？
史传，王羲之小楷碑文曾辗转流入宫中，宋藏于德寿宫，元观于奎章阁。辽宁省博物馆之所以有那么多晋唐的真迹，与溥仪有关，当年能被溥仪带出来的无疑都是一等一的国宝。
《曹娥诔辞卷》有很多刻本，其中不乏妙品，例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越州石氏本》，但是只要把墨迹和这些刻本放在一起，就会非常有力地说明，学习墨迹对于书法的重要性，以及初学者学碑刻若无明师指点，一定会走进死胡同的原因——所谓天壤之别就是如此。
《曹娥诔辞卷》墨迹写得风流袅娜，刚劲灵动，点画精到，摇曳多姿，且呈现出中国书法从隶书到楷书的过渡，已经趋于成熟的典型风貌，一派古雅的气息。鉴定界普遍认为，这件书法作品很有可能是东晋高手所为，而日本的一些鉴定家认定，这就是王羲之真迹。通过这件宝物，人们得以看见古人自然又美妙的用笔方法，能够一窥所谓“魏晋风度”的真正面目。
被各种大人物“吹爆”的稀世珍宝
从墨迹题款中，我们又发现这件作品与“唐宋八大家”的关系。
古人在得到宝物后，常常会“踩一脚”留下自己的印记，写下自己的“观后感”，通常也暗示着对自己文字和书法的高度自信。其中，登峰造极的是乾隆皇帝，他索性直接在画心上写来写去。但乾隆皇帝没有在这件宝物上留下签名，除了可能是他疑心伪作或单纯的“不喜欢”之外，还因为这件宝物周围已经写满了题签，使得他“无从下手”。通常来说，唐朝以后，人们才逐渐形成在卷后题跋落款的习惯，这也是中国卷轴的一大看点。像《曹娥诔辞卷》这种在作品四周，甚至中间都写得密密麻麻的，倒是唐朝的做派。
最醒目的是眉端的观款。上书：“国子博士韩愈、赵玄遇、著作佐郎樊宗师、处士卢同观。元和四年五月二十日，退之题。”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书法真迹却极为罕见。据启功先生考证，这几行字是真迹的可能性非常大。韩愈的题字左侧，还有一行观款，题名“柳宗直”。柳宗直乃唐宋八大家第二位大人物柳宗元的弟弟，在这件作品中，我们可以见到难得一见的柳氏兄弟的墨迹。
画心左侧，有三个醒目的签名：唐怀充、徐僧权、满骞。这三人是南朝梁武帝内府的收藏家，他们的名字也常见于王羲之作品的摹本之上。
而在卷后的题跋中，各种大人物都“吹爆”了这件精品。其中最令人惊艳的是宋高宗赵构的几行小楷：“虽不知为谁氏书，然纤劲清丽，非晋人不能至此。其间草字一行，则浮图怀素题识也。自古高才绝艺而隐没无闻于世者多矣，岂独书耶？”看似信手拈来，但写得极为娴雅、放松，堪称难得的小楷极品。
还有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的题跋，他不仅称其为“正书（即楷书）第一”，认为学书法的人必须得有一件这个作品的刻本，而且顺带“点赞”宋高宗，称这两件小楷摆在一起，夜里都会美到自动闪闪发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