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明
2020年6月27日，习近平同志给复旦大学青年师生党员回信说：一百年前，陈望道同志翻译了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为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投身民族解放振兴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望道不仅是个翻译家，还是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的开创者，也是现代语法学、修辞学的奠基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就是陈望道先生主持创办的。我是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的毕业生，导师李煕宗教授是陈望道先生的三个研究生之一。在复旦读书期间，我常常听到语文所的老师们讲起陈望道先生。
重读《共产党宣言》，查阅相关材料，把这个译本放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环境中审视，发现在《宣言》中译本问世的过程中，望道先生功莫大焉，而当时的诸多进步人士在提供原本、举荐介绍、提供资金等方面鼎力支持，亦不可或缺，其中就有不少绍兴籍人士。
一、陈望道与浙江一师：东浦人沈仲九引见，上虞人经亨颐聘请，培养了一批绍兴籍志士
1919年6月初，陈望道先生从日本回国，住在杭州的泰丰旅馆。当时浙江省教育会《教育潮》的主编沈仲九（绍兴东浦人）去看望陈望道，后来陈望道在《教育潮》1919年8月第3期发表了一篇文章《致仲九》，文中写道：
我们因为图谋发展起见，回到浙江来，把浙江的出版和新闻等类，仔仔细细的调查了一番，实在非常失望：因为他们的著述不但是够不上二十世纪出版，就是在十九世纪、十八世纪，乃至十七、十六……也还是够不上的。
1919年8月6日，经沈仲九介绍，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上虞人）到泰丰旅馆去拜访陈望道，经亨颐当天的日记写道：
1919年8月6日
晴。大早，到校一转，即至会；会晤陈望道，面允就本校国文教员。
经亨颐在1919年8月10日的日记又记道：
1919年8月10日
晴。大早，进城，步行至岳坟乘舟。六时，至会，又至校，又至泰丰旅馆访陈望道……
从日记中可见校长对陈望道的器重，也正是在校长求贤若渴的感召下，陈望道正式受聘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师，从泰丰旅馆搬到学校教工宿舍居住。陈望道从此以“浙江一师”为大本营，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中，在“一师风潮”中与另外三个国文教师平水人刘大白、上虞人夏丏尊、吴兴人李次九合称四大金刚，改革国文教育，批判封建传统。
诸暨人汪寿华（1901-1927）是浙江一师1917级的学生，后来担任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是五卅反帝爱国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1919年9月16日的日记里，记录了陈望道那一天上课的内容：
文字的性质完全是发表自己的意思，使人了解，既然文字的本质如此，所以不能从容易方面去做。为什么？因文字容易，个个人自然能够晓得我的意思。他如用古典的文字，必定要有我的程度，或高于我的程度，才能了解……既然文字不宜拘古，当应世界潮流，所以当改革。（汪寿华日记《求知录》《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
浙江一师风潮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这些进步师生，开始走上了同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为地方党组织的建设作出了历史贡献。浙江一师的师生，先后成为组建共产党和共青团的骨干，其中包括梁柏台、俞秀松、汪寿华、叶天底、宣中华等绍兴籍革命志士，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
曹聚仁在他的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中写道：
旧势力集团一开头就把他（陈望道）当作攻击的目标，与经师（经亨颐）并称。——说是“离经叛道”“望道而未之见”。
这里的“离经叛道”，“经”指的是经亨颐，“道”指的是陈望道，从当时的攻击之辞，可以看到陈望道在青年学子中的影响力。
大概也是在这个阶段，陈望道才把原名陈参一改为“望道”，表达了他展望、寻求新的革命道路的决心。
二、《宣言》翻译的前后：陶堰人邵力子举荐，萧山人沈定一推广
《共产党宣言》是一部言辞华美、大气磅礴的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著作，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读到这部书的英文版，就认为应该尽快翻译成中文。戴季陶在日本时，买过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打算翻译成中文，回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后，希望能尽快译出连载，但又自觉能力不足，认为译者起码得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对马克思学说有深入的了解，至少得精通一门外语（德语、英语或日语），有很高的汉语言文学的素养。
当时《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陶堰人）是一位“包了一辆黄包车奔走于上海滩各界的
忙人”，得知戴季陶在找《宣言》的合适译者，便向戴季陶推荐陈望道，说陈望道先生经常给《民国日报》的副刊投稿，汉语言文学素养高，留日期间系统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精通日语、英语，是翻译《宣言》的最佳人选。
正是在邵力子的大力举荐下，1920年春天陈望道先生在老家义乌分水塘村柴屋开始翻译《宣言》，才有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历史佳话。
1920年4月下旬，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翻译完了。29岁的陈望道离开老家，来到上海，借寓李汉俊、邵力子等人家中，和李汉俊、沈定一等人一起主编《星期评论》。到上海不久，就把翻译本交给俞秀松，请他转交给陈独秀和李汉俊审阅，后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资助下，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首次出版。当时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要成员有：陈独秀（安徽安庆人）、陈望道（义乌人）、沈雁冰（笔名茅盾，乌镇人）、沈定一（号玄庐，萧山人）、俞秀松（诸暨人）、刘大白（绍兴平水人）、李汉俊（湖北潜江人）、杨明斋（山东人）、邵力子（绍兴陶堰人）。其中浙江籍６人，绍兴府４人——沈定一、俞秀松、刘大白、邵力子。
沈定一当时是《星期评论》编辑，《宣言》首译本出版不久，在1920年9月30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读来更像一篇推书广告，节录如下：
这本书底内容，《新青年》《国民》(北京大学出版)《晨报》都零零碎碎译出过几章或几节的。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工夫，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经陈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可惜还有些错误的地方，好在初版已经快完了，再版的时候，我很希望陈望道先生亲自校勘一道。
三、鲁迅与陈望道的交往
鲁迅先生比陈望道大十岁。“浙江一师风潮”之后，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先生对其作高度评价，他说：“现在经亨颐、陈望道他们这次‘木瓜之役’的声势和规模要大得多了……看来经子渊、陈望道他们在杭州这碗饭是难吃了……不过这一仗，总算打胜了。”
陈望道到上海后，主办《新青年》《太白》等进步出版物，创办大江书铺，约请鲁迅先生创作、翻译了不少名篇。鲁迅的短篇小说名篇《风波》就是陈望道在担任《新青年》编辑的时候亲自写信向鲁迅先生约稿的。陈望道在《关于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一文中说到：
“五四”时期，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和战斗文章给了我强烈的印象和影响。“五四”运动后不久，我就开始了同鲁迅先生的交往。一九二〇年，我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就曾寄给鲁迅先生……这时，我为《新青年》杂志去信约请鲁迅先生写小说。不久，鲁迅先生就寄来了一篇批判反革命复辟的小说《风波》。这篇小说就刊登在一九二〇年九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八卷第一期上；而从这一期开始，《新青年》杂志也即改组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了。
周作人日记中记载：“一九二零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至医院，同大哥至大学出版部，得陈望道君二十二日函。”不知道这封信是不是陈望道给鲁迅的约稿信？
《宣言》中译本出版之后，陈望道就给鲁迅寄了一本，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在接到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称：“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我看望道这个人就比北京那些吃五四饭的人要强得多，他是真正肯为大家着想的。”
1928～1930年间，任职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望道先生曾多次邀请鲁迅先生到复旦大学和江湾实验中学作演讲。望道先生曾回忆说：“我记得，当时鲁迅先生的演讲极有声势，他幽默而泼辣地指斥当时的黑暗势力。每当讲到得意处，他就仰天大笑，听讲的人也都跟着大笑，那满屋的大笑声直震荡了黑暗势力的神经，给复旦和实验中学的广大师生以有力的声援和激励。”
1930年，陈望道担任大江书铺编辑，约请鲁迅先生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论著《艺术论》。当时鲁迅先生还谦虚地说恐译不好，陈望道就说：我们把它译出来，就是一个胜利。鲁迅先生的这个译本后由大江书铺作为甲等书籍出版。这本书，后来也被当局查禁。
1934年陈望道创办《太白》杂志，想用战斗的小品文去揭露、批判当时的黑暗，鲁迅也参加了杂志的编辑委员会，但提出在编委会名单不要公开他的名字。后来鲁迅先生在《太白》杂志上一共发表了22篇文章，为杂志特辑《小品文与漫画》写了两篇文章。我们所熟知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论人言可畏》等名篇，就是在《太白》上发表的。有意思的是，为了叱责反动当局的走狗，陈望道还约请周建人专门写了一篇科学小品《讲狗》，暗讽走狗们。看来陈望道先生和周氏三兄弟都有不浅的交情。
《共产党宣言》这篇发表于1848年的历史雄文，一百多年来对人类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陈望道先生的首个中文全译本出版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夜，为我党的建立从理论上做了积极的准备，成为当时国内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我们不可忘记，在这个全译本的出版前后，多位绍兴籍进步志士作出了贡献。
另外，《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第一版现在国内仅发现7本，其中就有一本藏于上虞档案馆，这也算是望道先生绍兴缘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