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翦伯赞担任《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主编时，对用稿有“三不用”原则：不用错别字多的稿子；不用学术性弱的稿子；不用托人说情的稿子。“三不用”原则中，翦伯赞尤其痛恨人情稿。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明态度：“交情归交情，学术归学术，做学问的时候，别拿交情说事。”（见第2期《文史博览》）
乍看，翦伯赞的做法似乎有点不近人情，让人有点不好接受，但静心细想，似乎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治学是一项极其严肃严谨的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妄伪饰。否则，不严格把关而让这些“人情”稿子发表了出去，不仅打脸学术类期刊本身，最终也会折损治学该有的圣洁声名。
“不用错别字多的稿子”，其理由可想而知：文字是用来表情达意的，“错别字多”，这不仅说明作者的语言表达功底不够扎实，也从另一个角度透射其治学态度的浮滑、马虎。如果连基本的治学基础、学术态度、工匠精神都不具备，又怎么相信其学术论文的可靠性呢？而“不用学术性弱的稿子”，这是因为学术报刊本身就是高质量、高价值学术论文的发表园地，容不得“鸠占鹊巢”，一旦令“学术性弱”的稿子成为短板，那么，以“短”害“长”效应就会立马凸显。事实上，这也绝对是任何一份学术期刊、报纸理论版不愿看到的结果。
如果说，不用上述两种学术稿子，对于一个主编或一个编辑来说，还可以做到的话，那么，真正的难度或许还在于拒绝“人情稿”。翦伯赞“尤其痛恨人情稿”，“痛恨”两字到底说出了“人情稿”难以抵抗之所在，也多少包含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无奈。是的，在一个人情社会里，“人情”一旦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其总是到处渗透而充当起似乎无所不能的“说客”角色，自然，一些学术类的报刊也难以幸免。“人情”就像一把温柔的刀子，一经发力，便会在无形之中狠狠砍去一道道戒备森严的“学术岗哨”，继而让“人情稿”堂而皇之地登上学术期刊、报纸理论版的殿堂进行所谓的“魅力展示”。想一想吧，如若让“人情”替代了通融，并成为发表低端学术论文一路绿灯的通行证，带偏的不就是学术研究的风气吗？
去年，一本成为专业人士竞相追逐的“香饽饽”的金融类核心期刊，因为主编儿子在该刊发表了90篇文章（其中还有散文），且初次发表时还是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终成舆论批评的焦点。作为一本金融界的高端学术刊物，本来就是一种稀缺资源，更而况“在理想的图景里，核心期刊发表文章有一套严格的规则体系和操作流程”。然而，在这位主编的眼里，制度早已在执行的过程中被其生生肢解而沦为装模作样、骗人骗己的“稻草人”。人们不禁要问：刚性的规则又是怎样惨遭蹂躏与践踏的呢？宿敌就是父与子的特殊“人情”。正是“人情”的异化，令原本应该扎紧的篱笆被钻了空子；也正是“人情化”这一洪水猛兽，终让学术期刊、报纸理论版的前沿堤坝被恣意冲荡而显得岌岌可危、摇摇欲坠。
是啊，“人情”有时就像一位无所不能的魔术师，其总能通过乔装打扮、变换手法，让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事实；有时也有点像打游戏中的“伏地魔”，其总能通过特别隐蔽和诡秘的办法，让人乖乖地缴械投降。然而，再肆虐的“人情”也可以有降服的妙诀，再猥琐的“人情”也可以有制服的绝招。真正的妙诀和绝招，不是别的，而是理智与规则，这两者缺一不可。只是，理智应当成为最坚硬的一道防线。因为事在人为，再好的规则，在让感情代替了理智的人面前，有时也可以被任意撕开血淋淋的“口子”。
保持理智、抵制异化的“人情”侵袭，要在领导、编辑和作者三方面要互动约束，并自觉做到“三不”：有关方面的领导不要推荐“人情稿子”，编辑不要被“人情”收买，作者不要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而动用“人情”走后门。有含金量的稿子，领导当然可以推荐，但属于“人情”范畴的那些学术性弱甚至根本不够格的稿子，则自须坚决拒之门外。如果你领导领了别人的情，并转嫁到下面的编辑，面对你领导的这个大“人情”，让编辑们情何以堪、如之奈何？编辑，作为直接的操刀者，肯定也是“人情”投机钻营的对象，因而也应提高警觉，以不被收买为价值追求而自觉守护好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可是一块融公平、质量、人格、荣誉于一炉的展示学术成果的高地呀！对作者来说，尽管投稿属于自己的自由，但凡事都得掂量一下：自己的这篇学术论文是否已经达到发表的质量标准？如若有差距，那还是不拿出去的好，尤其不可托“人情”关系走后门。不然，不啻会玷污学术期刊、报纸理论版，也会让自己出丑难堪，何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