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迹流传
王羲之在世时，其书已为世所贵重。南朝宋明帝时，内府旧藏“二王”书迹14帙127卷，后又新入6帙10卷。梁武帝搜访天下,大有所获，藏“二王”书大凡78帙767卷。
唐太宗敕购“右军书大凡二千二百九十纸，装为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
宋代一门皇帝皆习“二王”、普天之下归宗“二王”。宋太宗时编刻的《淳化阁帖》，“二王”书法占了一半。宋徽宗时编刻的《大观帖》、著录的《宣和书谱》，“二王”书法占了不少。
可惜“靖康之难”后，“二王”墨迹散失殆尽。元代以后，“二王”真迹无存。现在可以见到的“二王”书迹，一是唐代的摹临本，二是唐宋以来的摹刻本。《中国书法全集》王羲之王献之卷，共收录王羲之书迹129种（幅）、王献之书迹26种（幅），并附至智永的王氏一门书迹28种（幅）。
《王羲之志》收录王羲之《乐毅论》等小楷刻本和临本8幅、《兰亭序》等行草墨本30幅、《郗司马帖》等行草刻本193幅。
《王羲之书法全集》不嫌重复，收录各类王羲之书迹787种（幅），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内容最丰富、编纂最权威的王羲之书法作品集。
（二）文集
王羲之的文集，均为后人所辑，多为书信函札，且较为简短。最早著录《王羲之集》之名的是《隋书》：“晋金紫光禄大夫《王羲之集》九卷。”《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均录《王羲之集》五卷。《宋史·艺文志》录有王羲之“《兰亭诗》一卷”。南宋嵊县志《剡录》载有“《王羲之集》九卷”。
晚明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有《王右军集》十二卷，流传至今，其中所收书、帖、序、文、诗共529篇，较唐张彦远的《右军书记》，多出了64篇。
清代家严可均所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有《全晋文》，内录《王羲之集》五卷，共收659篇（条），较张溥本增加了130篇（条），从而给今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王羲之文集的第二个版本。
今人刘茂辰等编撰之《王羲之王献之全集笺证》，共收录王羲之的著述715篇，算得上是目前所见内容最为丰富全面的“二王”文集了。
（三）遗迹
临沂王羲之故居。王羲之出生于琅琊国都城开阳，即今之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至今尚存的金《沂州普照寺碑》，载有其故居的变迁修建情况。现故居整修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南京乌衣巷、桃叶渡。王氏南渡后与陈郡谢氏同住的乌衣巷，在今江苏省南京市秦淮河附近，有“王谢古居”标识。王献之送桃叶渡江的桃叶渡，有“桃叶渡”碑与古亭。“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沧海桑田，人生多变，功名利禄昙花一现，唯有文化流芳无限。想起这些，未免使人茅塞顿开，豁然开朗。
绍兴书圣故里。在今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蕺山历史文化街区，有戒珠寺、题扇桥、躲婆弄等遗迹。戒珠寺原为王羲之故宅，后舍宅为寺。题扇桥因王羲之热情地为卖扇老姥题扇，帮她促销消愁的故事而得名。躲婆弄讲的是卖扇老姥每天在桥头等着要王羲之题扇，王羲之不胜其烦，只得避而绕道从旁边的一条小弄堂进出的故事。笔飞弄和笔架桥弄讲的是王羲之掷笔扬正气的故事。鹅池、墨池讲的是王羲之喜鹅学鹅、以池为砚、勤学苦练的故事。
绍兴嵊州王羲之故居与墓。王羲之弃官后，隐居于奇丽幽渺、隔绝世尘的剡县金庭（今浙江省绍兴市所辖的嵊州市金庭镇），卒后亦葬于此。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地方政府在遗址地新建了金庭观。惟墓系旧物，墓前有碑亭，内有明代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右参议吴□□重立的墓碑，由此亦可见当时的浙江最高行政机关的官员对王羲之的崇敬之情。
（四）对中国书法的影响
王羲之是一位已经影响了近1700年书法史的圣人，从帝王到平民、从华夏到邻邦，莫不受其影响。对古往今来中国书法的影响，尤其如此。
早在东晋时期，王羲之的书法便已见贵当世。梁武帝时，进一步强化了王羲之独享殊荣的书坛盟主地位。
陈隋之际的智永等，对王羲之书风的传承弘扬，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唐代书法艺术在帝王的倡导下，承续王羲之的变革精神，进入了规整与变法融会贯通、继承与创新相得益彰的全新时期。其中的狂草与颜楷，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五代十国时，杨凝式被称为“五代中坚”，南唐后主李煜尤重王羲之书。
宋代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临习与研究，远超以往，历代帝王莫不推崇“二王”。刻帖的盛行与传布，极大地促进了王书的普及与《兰亭序》的研究，出现了书家迭出的喜人局面。元时，赵孟頫、鲜于枢等引领晋风回归，使王书的弘扬达到了新的高度。明代刻帖益盛，帖学风行，代表性的有文徵明的《停云馆帖》、董其昌的《戏鸿堂帖》等。清乾隆、嘉庆年间，帖学书风达到顶峰。此后碑学勃起，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有受益于右军书帖的赵之谦等。
王书是中国古代书法史的主脉，影响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书家。同样，王书也是近现代中国书坛的主流，影响和引领着书法发展的方向，其中尤以“二王”书派的领袖人物沈尹默，中坚人物马公愚、邓散木、潘伯鹰、白蕉以及李叔同、郭沫若、林散之、吴玉如、沙孟海、高二适、赵朴初、启功、蒋维崧、马一浮等为代表。
（五）对日本书法的影响
追慕兰亭雅趣，书写翰墨风流，自古以来就是整个东亚的共同文化意象。早在汉晋之时，中国的《论语》等典籍就传到日本，由此开启了汉字传入日本与日本书法的历史。到了奈良时代，随着日本遣唐使、留学生和学问僧的纷至沓来，以及鉴真和尚的东渡日本，包括书法在内的中国文化大量输出。
平安时代，是书法日本体的形成与日本书法艺术的繁荣高峰时期，其标志是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三笔”和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三迹”书家的出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文字“假名”，也是借用中国传去的汉字草书，略经变化而成的。这就使得草书成为中国书法在日本的最发达书体，也使得假名书法成为与中国书法并驾齐驱而又特色鲜明的日本书法。这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也是日本民族善于学习创造的生动体现。
到了江户时代后期，日本书坛又出了著名的“幕末三笔”贯名海屋、市河米庵和卷菱湖。明治时代，出使日本的杨守敬，被尊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父；日下部鸣鹤、中林梧竹、岩谷一六并称“明治三笔”。大正、昭和时代的川谷尚亭、内藤湖南、西川宁、津金隺仙、安藤拓石等，都是王书的忠实传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绍兴与日本之间的书法交流活动日益频繁。1981年4月7日至9日，在书法圣地兰亭举行的新中国第一次书法盛会，以及提议成立兰亭书会，正是由中国著名书法家田桓、钱君匋、沙孟海等与著名旅日书法篆刻家陈茗屋联合发起的。
（六）对朝鲜半岛书法的影响
中国与朝鲜半岛隔河相连，文化交往可以追溯到秦汉乃至先秦时期，书法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一是续兰亭雅会。新罗人崔志远少年入唐求学，进士及第，返国后成为朝鲜汉文学的开山鼻祖。今全罗北道井邑郡有传为崔致远建的“流觞台”遗址，可见仿兰亭流觞的遗绪。
高丽时代，文人多有仿兰亭的修禊之会。朝鲜时代，承中国“续兰亭”之名的雅集颇多，且多在山水间或庭苑内举行，诗酒风情，翰墨风流，成为一时盛事，其中尤以在“癸丑”年举行的活动最具代表性。
二是习右军书艺。唐时，新罗僧人金生习王书惟妙惟肖，以致高丽使洪瓘携金生行草入宋时，观者惊为右军真迹。高丽时代，忠宣王及文臣李齐贤与赵孟頫多有交往，并经由赵孟頫而学习王羲之笔意。朝鲜时代，世宗大王第三子安平大君李瑢书法奇绝，号称天下第一；他还将所藏王羲之书迹古帖进献给兄长文宗，通过朝廷印刷出版，极大地推动了王书在朝鲜的流行。这时的另一位书法家韩濩，其书有“国书体”之称，其名远扬中国和琉球，被认为是当时王羲之的海外传人。
三是题曲水流觞。这些题咏，多不针对具体某图，多统称北宋李公麟所绘，多强调儒家的名教思想。
四是多交流活动。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绍兴与韩国的书法交流活动明显增多。
“二王”特别是王羲之的影响，不仅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空间上的广泛性，而且还具有领域上的深刻性。“王学”已经日渐成为一门学科，“兰亭学”也已初步形成。这种研究，是王书对当代书法保持了旺盛的影响力的具体体现，也是这种影响力持续保持下去的理论基础。
竹茂林幽，景胜人悠。赋觞咏，鸣鹿呦呦。骋怀方泽，游目平畴。贵适天地，乐山水，写春秋。华夏荑柔，文字如舟。赖书艺，馨播九州。兰亭遗韵，翰墨风流。可观宇宙，展襟抱，任优游。
三月初三惠风舒，四十二贤多雅趣。崇山茂林映清流，峻岭秀竹观天宇。游目骋怀寄逸兴，列坐其次吟诗曲。而今书圣已远去，难忘仍是《兰亭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