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
农历庚子年立春日，我收到一位古稀老人寄来的一叠书稿，他希望我能写点读后感。我已届耄耋之年，早被医生划入“极高危”人群；特别是近年来，视物如“雾里看花”，因此对于任何人的任何著作都难以细读，只能借题发挥式地谈点感想。
这位老人叫何信恩，浙江绍兴人，一位出色的文史工作者，特别是在越文化的研究方面成绩显著。这部书共收入他多年来研究鲁迅的文章三十余篇，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对鲁迅家世及其与绍兴同时代人关系的研究。这也正是我研究中的缺失和软肋。鲁迅是属于人类的，但首先是属于中国的。书中收录了一篇《绍兴鲁迅研究之大观》，可见鲁迅故乡人在鲁迅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鲁迅有着真挚深厚的乡土之情，鲁迅故乡人也没有忘却这位文豪。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
我特别欣赏的是《我观鲁迅》这个书名。鲁迅著作是经典文本，而经典在文化长河中永远流动，其价值和意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经典文本也永远是开放性的，因此应该提倡个性化的阅读、个性化的研究。《我观鲁迅》就体现了何先生研究鲁迅的独特视角、独特优势、独特认知，因而在鲁迅研究成果中就独具价值。象《咸亨酒店与我家的历史渊源》这种文章，除开何信恩没有其他人能写得出来。这就叫个性化研究。
阅读经典同样是个性化的。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围绕《鲁迅全集》是否要增加“题解”一事，李何林先生跟胡乔木同志之间曾产生过意见分歧。所谓“题解”，是对鲁迅每篇作品的中心思想写出一个提示性的意见。李何林先生的观点是：作为一个鲁迅研究者，有义务对普通读者进行正确引导，其看法即使有些偏颇也没有关系，可以纠正。胡乔木同志的意见是，当年出版《鲁迅全集》是一种国家行为，如果在每篇作品前都加上题解，会使鲁迅作品的主题思想模式化，动机虽好，结果反而束缚了读者的独立思考能力。这也就是提倡个性化阅读。后来经过一段实践，证明按李何林先生的意见办确有难度，因为连注释者跟编辑的意见都无法统一。不过，胡乔木同志并不反对研究者各抒己见，所以至今图书市场上各类鲁迅作品的辅助性读物屡版不绝，可见还是有参考需求。读者可以从这类著作中吸取对自己有益的部分，并不需要认同作者的全部观点。对于以前认为无可置疑的看法，今天也可以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重新审视。我们读何信恩这本书也应该持这种开放性的态度。
对于鲁迅作品进行开放性阅读，必须有一种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而不应该采用“骂倒名人自己成名”的文化策略，哗众取宠，亵渎先贤。何信恩的研究文章就表现出他认真执着的学术追求，这是值得肯定的。有人特别崇拜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我记得莫言说过，他愿意以自己的全部长篇小说换取一篇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但至今未能企及。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访问过鲁迅博物馆。馆领导陪同他观看鲁迅文物。他戴上白手套阅读鲁迅手稿，但没看几张就赶快放下了，担心控制不住情绪，热泪夺眶而出，会毁损鲁迅的遗物。当天晚上，他又给馆领导写了一封感谢并致歉的信，表示他白天的举止有点“轻浮”；像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自己有什么资格触动他的墨宝呢？我凭记忆转述以上两位诺奖得主的这些话，跟原文可能小有出入，但意思是不会错的，以此可证鲁迅在文坛的崇高地位。对鲁迅是应该尊崇的！
基于我对鲁迅的认识和态度，面对当下网络上那些有意曲解、恶搞乃至陷构鲁迅的现象，我经常不能己于言。但又有些纳闷，当今学界经常举办“高端会议”，参与者众，但面对这种不正之风，为什么有一些人会持“平常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在这种文化环境下，我收到何先生的著作，不禁产生了一种“嘤其呜矣，求其友声”之感。
常听人说，人有两个年龄：一个是生理年龄，一个是心理年龄。前者是不可抗拒的，后者是可以调整的。何先生虽是传统意义上的古稀老人，但如今活到七十已不稀奇。我希望他能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永葆学术的青春。这也是一种长寿之道。
作者系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北京鲁迅纪念馆原副馆长
